冷战时期的文化博弈：马来西亚砂拉越的《海豚》杂志

冷战时期的砂拉越，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场景。砂拉越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西北部，曾长期处于英殖民统治之下。19世纪中叶，砂拉越由詹姆斯·布鲁克建立的“白人拉惹”王朝统治，直到1946年被并入英国殖民地体系。1963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其一个州。

《海豚》杂志于1961年11月创刊，直至1977年10月停刊，历经16年，广受青少年欢迎，也成为当代砂拉越华文文学的重要资产。创刊之初，《海豚》通过内容设置明确了其宗旨，即面向青年读者，传播地方文化和生活知识。

婆罗洲文化局及其出版的《海豚》杂志，其实是英殖民统治者在砂拉越文化冷战中的一枚棋子。它并非独立的文化产品，而是殖民政府用来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通过《海豚》，殖民当局试图塑造年轻一代对砂拉越的认知和归属感，将他们引导向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方向，削弱左翼思想的影响力。

英殖民者的援助与《海豚》杂志的文化使命

在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华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治上认同新中国并响应中共政府的号召，这引起了美英政府的担忧，害怕华侨成为中共的“第五纵队”。为此，美英政府调整文化冷战宣传政策，与当地政府合作，切断华侨与祖源国的联系，防止他们靠拢共产主义阵营。

1957年11月，美国国务院行动委员会制定了《对东南亚华人宣传的指导方针》，鼓励华侨融入东南亚社会，支持同化政策。为了配合冷战大环境，英美同盟通过成立婆罗洲文化局，弥补禁书政策造成的中文读物短缺，确保学生们拥有足够的读物，并抵抗左翼文化的影响。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该局出版了英文版、中文版《海豚》、伊班文版《能达》和马来文版《先锋》。这些杂志以本土化内容为主，旨在促进年轻一代的地方认同感，远离左翼共产思潮。

亚洲基金会其实是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要外围组织，隐身幕后协助美国政府落实无法直接参与的活动，削弱左翼思潮。通过成立出版社、创办刊物、资助作家等方式，基金会意图影响文化工作者和青年学子的意识形态，使他们成为自由世界观点的传播者和维护者。

通过精心选择和编排内容，殖民当局利用《海豚》建立了一种关于砂拉越的“集体想象”。这种想象不仅展现文化和历史，还塑造特定的政治现实——让年轻人相信他们的未来与殖民统治和马来西亚联邦体制紧密相连。《海豚》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工具。

从地方叙事到国家叙事

《海豚》杂志早期以砂拉越的本土文化为主，强调风土人情和多样化的族群文化，以增强地方青年对砂拉越的归属感。例如早期《海豚》的题材与内容皆围绕在婆罗洲这片热带雨林的土地。通过阅读这些篇章,可加深读者对本土人物、史事、风俗、环境等的了解和认识。随着新中国成立，华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引起了美英政府的担忧，促使他们调整政策以切断华侨与祖源国的联系，推行“本土化”编辑方针以抵御左翼思潮。

因此，随着1963年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成立，杂志内容也发生显著变化。《海豚》开始扩充内容，介绍马来西亚各地的建筑遗迹、旅游景点和人文风情。例如，第25期《编者有话》提到：“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成立，使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成为一个大家庭……以建立一个强盛的马来西亚”（1963, 24）。这反映了杂志从地方性转向国家叙事，旨在增强青年对马来西亚的认同。

《海豚》杂志在第72期增设了马来文版，以配合马来西亚政府的国语政策。到第111期，四语对照的译文逐步刊登，帮助读者提升马来文水平。从第123期开始，增加了马来文版内容，包括填字游戏、民歌创作等，旨在促进年轻一代融入马来西亚的文化框架。然而，这些举措也导致了华文版的缩减。

此外《海豚》还通过介绍各民族的风俗与习惯，促进读者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增强族群之间的联系与共存意识。这种内容将砂拉越的多样性纳入马来西亚国家叙事框架中，以增强国家认同感，抵御地方独立意识和左翼思潮的影响。

结语

《海豚》杂志虽然表面上缺乏直接的政治色彩，但其编辑方针显然服务于殖民统治的目的。通过“本土化”的内容和题材，杂志体现了冷战时期美英殖民政府的文化控制策略，其深层目的是削弱对祖源国的认同，培养对殖民统治和马来西亚联邦体制的依附感。

冷战时期的文化博弈不仅影响了砂拉越的青年一代，也凸显了殖民势力如何利用文化工具进行意识形态的操控。因此，我们要警惕外部势力通过文化和教育手段影响国家认同，保护本土文化独立性与历史叙事的自主权，以避免被外部政治势力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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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冷战时期的婆罗洲文化局与中文《海豚》杂志（1961-1977）》作者：黄其亮

出版社：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