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屎溺：中国古代另类医疗、政治与学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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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宫廷政治，透过医学的争论，显示出了最吊诡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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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铅与宫廷

另一味增进性功能的著名药物红铅，也是用人体排泄物制成的。宋代的张君房在其著《云笈七签》中提到，红铅的制作要用三年时间炼成药丸，经常服用可以长寿。到了明代，红铅变成由经血制作的药丸，流行于宫廷和士大夫群体中。高濂的《遵生八笺》详细记载了红铅的制作过程：选择十三四岁的漂亮女孩子，称作“美鼎”，最好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肌肤细腻，三停相等”。等月经初潮快来的时候，准备好绢帛，系在身下，不断更换绢帛，放在“金银打的偃月器式”里面。

取下的红铅，先用乌梅煎的水，再用井水稀释搅拌。取多次搅拌后留下的沉淀物，铺在纸和绢布上，在太阳下晒干，去掉腥味就做成了。据说，红铅的功效是“专主助血，其功甚大”。少女初潮的月经最珍贵，叫作“初铅”，第三次月经以后的都是“后天红铅”，药用价值降低。做好的红铅，加入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材料，用火炼，就做成了红铅丸，便于服用。

经血入药，大概是明代人的发明。焦竑的《国朝献征录》中记录明代初年的驸马都尉赵辉，家养姬妾百余人，还能活到九十多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记载，这位赵辉“生平嗜饮女子月经，寒暑不辍，寿百余岁”。

红铅在明代的流行，主要是因为朝廷的表率作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代的皇帝服用丹药求长生，练采战，有悠久的传统。嘉靖皇帝除了服用上面说过的秋石，也很喜欢吃红铅。嘉靖服用的红铅，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似乎和河南南阳禹州一带的道家修炼传统有关。明代的亲王朱载埨，任用一位南阳的方士，叫作梁高辅（又名梁指甲），修炼房中术，制作红铅梅子。“配以生儿未啼时口中血，名为‘含真饼’者，服之而效。”朱载通过嘉靖皇帝身边的当红道士陶仲文，将这位方士梁高辅制作的红铅送给嘉靖皇帝。与秋石相仿，红铅大概也富含性激素，可促进性功能。皇帝用的红铅都是经过提炼，纯度很高的红铅丸。药用的目的，“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他的儿子，后来的隆庆皇帝，身体很棒，长大后一样喜欢服用红铅。不过，隆庆服药过量，以致不能上朝，成为笑谈。

嘉靖皇帝

皇帝喜爱红铅，红铅自然受到士大夫的追捧，一时间，成了居家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是有钱人送礼的高档货。小说《野叟曝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说“当今富贵之家，多有服秋石红铅者，并以为贿通馈送之物”。

尽管红铅如此流行，很多医家还是持谨慎的态度，多不收录。据说，直到明代晚期李中梓的《药性解》，红铅才正式被医书收录。红铅作为药材的功效，也充满了争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批评时人用红铅的习俗，他说：“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邪术家谓之红铅，谬名也。”李时珍还记载了食用经血后的临床症状，会导致咽喉肿痛和全身的红色皮疹。他说：“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李时珍反对红铅入药，并非完全出于现代的科学精神。他引用了晋代张华《博物志》上的传说，说越南有一种奇术，让人像铁布衫一样可以刀枪不入，但是一旦沾了女人月经，这个功夫就不灵了。李时珍认为，这是因为“秽液坏人神气”。这大概是一种原始的对于女人月经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女性社会地位不高的写照。明万历年间翰林侍读学士顾起元评论说：“( 经血）尤秽浊，不知于驻颜养命之道何居也。”

《本草纲目》中关于红铅的记载

谢肇淛《五杂俎》也记载：“滁阳有聂道人，专市红铅丸。庐州龚太守廷宾时多内宠，闻之甚喜，以百金购十丸，一月间尽服之，无何，九窍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当时的道士，当街叫卖红铅丸。这位庐州太守龚廷宾家里小妾多，所以买了很多红铅丸来壮阳，一个月吃了十颗，结果九窍流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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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视角下的“红丸案”

明代用红铅最轰动的例子， 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红丸案”。万历皇帝过世后，太子即位，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做太子时不得宠，总怕自己被废掉。一旦熬出了头，立刻纵情声色。结果即位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身体瘫软，无法上朝。御药房提督太监崔文升，用了含有大黄、芒硝的猛药，让皇帝腹泻不止。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到了这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朱常洛将大臣们召到病榻前，开始交代后事。这时，朱常洛想起以前听说一位鸿胪寺丞李可灼有救命的“仙丹”，便向首辅方从哲问起这事。李可灼被宣入宫后，进献“红铅丸”。明光宗吃罢，身体发热，食欲增加。于是李可灼增加了药效，又给皇帝吃了一颗。结果，几个时辰以后朱常洛便一命呜呼。

明十三陵所塑“红丸案”场景

这起著名的医疗事故，立刻在明代的政坛掀起了腥风血雨。当时的东林派官员，曾在之前的“国本之争” 中全力支持太子，所以明光宗即位后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新皇帝暴毙，东林派官员多年投资眼看将化为乌有，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东林派不仅要求严惩崔文升、李可灼，而且要求首辅方从哲承担连带责任，有人甚至要求方从哲自杀谢罪。而东林派的政敌们， 也因为此事而联合起来。这导致了后来魏忠贤的专权， 反过来残酷镇压东林党人。明朝的党争， 乃至后来的亡国， 不能不说和这起医疗事故息息相关。

这时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认定医疗责任，即崔文升、李可灼所用的药，是否导致了朱常洛的死亡。一时间，朝中人人参与医学讨论，人人成了医生。关于“红丸案”的争论，处处表明士人对于当时的医学概念、理论、疗法极为熟悉。献药的李可灼不是专业医生，讨论医疗过程的众多明代官员士大夫，也没有一个是专业医生。可这些士人，讨论起病情和治疗来，头头是道，和专业医生不相上下。这很能说明当时医学知识的士大夫化。

余英时曾经论述明代晚期士人从商的风气，说当时有一批“士商”。可以说，明代也有一大批“士医”。这里的“士医”，不是指自称“儒医”的专业医生，而是指并非以医学为职业，却号称有医学知识的士人。上文提到的贾开宗、王阳明、高攀龙、黄宗羲，还有“红丸案”中的众多官员，虽然都不是专业医生，但是他们显然对社会流行的医学知识有一定了解和体察。这当然是因为明代晚期经济文化发展，印刷普及以及医学知识在士人群体中爆炸式传播的结果。这些士人所掌握理解的医学知识，与他们参与的政治和学术活动， 产生了重要的互动。如果明代士大夫的政治活动是一幅五色的画，那么医学理论就是这幅画后面的那块帆布。

无锡东林旧迹

然而，医学知识在士人中的普及，却造成了解释的多样、冲突和混乱。参与“红丸案”讨论的士大夫，对于朱常洛的病症以及红铅的药性莫衷一是。人人可为医生的时代，医学概念变得极有弹性，像儒家的哲学概念一样，表现出了广阔的解释张力。关于朱常洛的病，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用了大黄、芒硝这样的药。当时的东林派和后来的史家，大都是批评药用错了。其实，按照中医理论，未必不对朱常洛的症。朱常洛的病既可以说是“火动”，也可以说是“虚怯” ，如果说朱常洛的症是“虚怯”，那么用泄药则让病情变本加厉。比如，东林派李希孔就上疏云：“文升以洞泄之药，疗虚怯之证，其为故不为误，又复何疑。”光禄少卿高攀龙上言：“崔文升故用泄药，元气不可复收，是明以药弑也。”明代晚期，朱国祯《涌幢小品》和史家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都认为“贞皇之病止是虚弱”，朱常洛死于“提督御药房横加攻泄”。但是细察皇帝的病情，却并非这么简单。首先，明光宗的病，当时也有人认为是“火动”，而非“虚怯”。同样是东林派的御史王安舜上疏说：“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火升，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如果朱常洛真是“ 满腹火结”， 用大黄、芒硝这样的泄火药，并非全无道理。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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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不仅对朱常洛的病症有分歧，对红铅的药性也颇有争议。当朝御史王安舜与其他东林党人不同，他认为，朱常洛的“火”症，并非死于崔文升的泄火药，而主要坏在李可灼的红铅上。因为红铅乃“纯火之精也”，火上加火，才不可收拾。他说：“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死乎？”可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何红铅是“阴中之阳”呢？同时代的李时珍认为，女人经血是“太阴”，“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所以不太好理解的是，为何“太阴”的经血做成药丸之后，药性就反转180 度，成了“阴中之阳，纯火之精”？如果李可灼有机会自辩，似乎大可说成红铅乃阴血与阳火相互调和，成了“阳中之阴”呢！第二，如果红铅真的是“阴中之阳”，而朱常洛又确实如东林派所说是“虚弱”，那么用它来补一补身子，从当时的医学角度看也并非无理可循。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显然是进补的好药材。总之，对于这种明代才出现的新药物，时人各自理解，牵强附会，难成共识，无论哪种解释都有点道理，也都有点勉强。

芒硝

在传统医学理论见仁见智、模棱两可之时，政治上的考量就成了决定性因素。在模糊而有弹性之处，医理的解释便取决于政治的需要。说朱常洛虚弱，那么泄火就不妥当了，这可以让东林派攻击太监崔文升。而说朱常洛之症是“火动”，则又可以说，同为“火”的红铅丸是加重了病情，进而批评首辅方从哲失职。最后，尽管崔文升和李可灼用的药，一个泄火，一个助火，其实药性正相反，但是在东林派看来，怎么说都是吃错了药，怎么解释都有道理。毕竟皇帝已死，黑锅总要有人背。于是，在掀动帝国政界的“红丸案”中，“士医”们大显身手，翻云覆雨。

无论如何，经过明末“红丸案”等人体实验的折腾，红铅的名声是臭大街了。不仅在宫廷医药传统中绝迹，而且深为清代医家所诟病。记载了红铅的医书，都被认为有瑕疵。比如曹炳章在《冷庐医话补编》中对孙文垣《赤水玄珠》的评价是：“阐发医理，有裨后学。惟载制红铅之法，为白圭之玷。” 就连《西游记》，也顺便开了红铅的玩笑。《西游记》第二回中，菩提祖师问悟空要不要学“动字门中之道”，悟空问是啥，祖师说：“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用方炮制，烧茅打鼎，进红铅，炼秋石，并服妇乳之类。”悟空道：“似这等也得长生么？”祖师道：“此欲长生，亦如水中捞月。”的确，用红铅来求长生是徒劳的。不过，明代士人眼中的医学理论，真的好似“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这些阴阳虚火的道理，仿佛菩提祖师所说，“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正因为无捞摸处，才足以让人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柔性地解释，弹性地附会。在虚虚实实、模棱两可之间，中国古代的宫廷政治，透过医学的争论，显示出了最吊诡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