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的“焦虑”情绪从何而来》：小学教育何尝不是如此

       尤小立的《大学教师的“焦虑”情绪从何而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0310.htm）这篇文章确实讲到了当下教育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这个问题不仅在大学严重存在，中小学的这类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如果说量化考核，关键要看“量化什么”和怎样考核。举个例子：陈景润先生从厦门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学教书一年多，因不善于教书，就被学校退回厦门大学。当时的厦大校长王亚南（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翻译者）深知陈景润“学有所长”，所以将陈景润推荐给了华罗庚。这样，陈景润进入了中科院数学所——由此成就了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人才的概念不是单调的一种概念：教书和学科基础研究是人才价值的两个不同的范畴。62-65年期间上初中时对语文、物理和几何之所以感兴趣就是因为得益于老师的启发式教学。物理老师用“明是水，暗是泥，花花绿绿是地皮”告诉学生雨后晚上下自习回家路上注意观察胡同里的地面怎样走才安全——实际上就是这句话的比喻把光的反射、折射和漫射性质形象化的告诉学生。同样道理，几何老师用一根树枝演示极限的概念：“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古语来表达极限的含义。同样，语文老师鼓励学生多读自己喜欢的课外书籍，并把自己最喜欢的语句记下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并在班会上进行交流和总结。所以一直到大学毕业回过头来想时，至今还是觉得受益匪浅。教书这件事，实际上并不在于你的表了多少论文，而是你作为教师，掌握了“教育的真谛”究竟在哪里。小学五年要能背诵唐宋诗词300首，却不知道“之乎者也”的用法，这样的话怎样能懂古诗词的诗润和作者的意境表达？

       《大学教师的“焦虑”情绪从何而来》这篇文章确实提出了重要的“时代之问”，故在此将该全文引述如下，以期得到社会的关注：

近日，一则深圳大学学生辅导员的招聘广告在网上热炒，围观、叹息、议论者多是在校博士生或者未来的博士生，起因则是报名条件中要求“28岁以下的博士”，也就是说，只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环环相扣、一路直升的博士毕业生才刚刚够“年龄资格”，如稍有耽搁，即便有常青藤、985之类的名校博士学位，也闯不过“资格线”。

其实，博士生网友的反应多是出于对前途的担心，这种真正进入大学工作前产生的焦虑，充其量是社会焦虑的一种。想入职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虽然身处大学校园，却未必能体会到转换角色后的心理和情绪，所以，他们的焦虑只能算是一种大学之外的“外部焦虑”。

当下大学普遍实行的新入职教师的“非升即走”政策，因为是结果立判的，且政策执行上出现过多种问题，最容易引发议论，争论也最多，甚至有人以为，这是大学里焦虑情绪的典型代表或引起焦虑的动因，但其实，它只是大学里诸多“焦虑”中最表象化的一种而已。

三四十年前，大学里还很流行“适度的焦虑”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法则，可是，现如今要在教学上去跟学生施加“适度的焦虑”，其效果要么是引起直接的反弹，要么是让学生产生更多的焦虑。因为多年的鼓励式教育已经让多数学生失去了对于一般性焦虑的承受力，而所谓多元的评价方式，没有起到克服焦虑的作用，反而让“适度的焦虑”的“度”游移得太无章法，不可控制。

无法在教学上施以“适度的焦虑”，就容易产生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无力感，它不仅意味着教师的权威大打折扣，而且会消解教师的教学热情。面对自己的讲课被学生以睡觉或玩手机的方式所轻视，教师当然可以当驼鸟，但任何有责任感和自尊心的教师都不可能平静地接受。过去我们看到讲完课的老师是疲倦的，可眼里充满着欣慰；现在同样是疲倦，流露的却是十足的无奈。

科研上的焦虑是以另外一种情形呈现的。由于科研管理的日趋科层化，让原本相对单纯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学术价值的评价变得不再单纯。期刊级别的划分有其合理性，但唯级别论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以往按照期刊级别来评价和奖励就直接造成了所有教师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能的焦虑。

但现在又有不同。一方面，量化管理日渐僵化，只认数目字的结果是既不重视内容，也不再会（或不想）鉴定内容；另一方面，在意识到此问题后，不是探索新路，而往往会依照习惯设计出新的量化指标。

多年来，在SCI期刊或者CNS三大“顶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检验理工专业教师科研水平的主要标准，近两年，文科专业也不甘寂寞，纷纷以“与国际接轨”名义加大文科专业外文期刊论文的奖励力度。于是，在外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立即变得价值连城，哪怕这类论文没有进入JCR高影响力区级，内容也不过是介绍性质，所获得的奖励也要高出中文核心期刊上的中文论文的五至十倍。这也让原来的数量追赶又加上了对新政策的适应和再追赶。这时候的焦虑不是一个替代一个，而是复合式，是一个又一个没有秩序地堆叠在一起的。

形式重于内容还只是引发焦虑的一个因素。按照这种量化管理模式的要求，形式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它已经被赋予了“学科建设”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因为诸如学科评估、专业认证、大学排行等等与学术评价相关的内容，都在看重形式，所以即便是心知肚明也要加以维护。依此逻辑，“形式”即便是一个空无一物的纸盒，也要假装它很充实，或者只盯着它的外表，学会去欣赏没有美感的包装。因此，一旦从业者的“境界不够”或适应不及时，很可能就会产生更深的焦虑。

从网友有关深圳大学招聘的议论中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有心进入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似乎都将待遇放在首要位置。由此可见，大学在一些博士生心目中已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教育净土，而只是诸多社会或经济机构之一；教师也不再是“心灵的工程师”，而是若干职业或就业岗位中的一个。

从本质上说，就业就是为了生存，博士毕业生将入职大学下放到生存层面还只是一种外部观念的投射，反观大学自身，至少在管理方式上，也在推动和适应类似的下放或下行趋势。

只不过这种来自校内外的生存诉求是建立在集体无意识基础上，且又与“好生活”的向往方向一致，因而让“生存”式价值观被包装得合情合理。

然而，生存焦虑是人人都会有的焦虑，如果笼统地将“生存”作为目标，就等于抹煞了职业的差异以及基于职业特点的期待和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因此，唯有超越“生存”观，教育和文化机构才可能名副其实。

应该看到，理想的大学，既不是生存竞争之所，也不是生活优渥而无所事事者的避风港。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2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