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不流行真正正派的主角了？

有网友提问：为什么现在不流行真正正派的主角了？好多主角都是亦正亦邪，或者直接是反派，还有那种后期黑化，为什么那种一直都是正派的好人主角反而比较少呢？

我的回答是：

消解权威与崇高本就是后现代的主题之一，“正派好人”在后现代是很少有生存土壤的。回溯历史来看，在二战以后，美苏斗争中，“自由世界”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就是建立在“自由”观念上的反权威、反崇高。这种观念的出现有社会自身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考量。相比于推崇权威与“崇高”，反权威、反崇高可以给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度，而对于在推崇权威与崇高语境下生活的人来说，“自由”也意味着更没有束缚的生活。这是“自由”观念需要肯定的一面。

但从另一面来看，消解权威与崇高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你想要再设定一个完全正派的主角就非常难了。因此，如果要写故事，对于人物最重要的性格和动机部分，要尽量远离崇高与权威。

例如，同样是写一个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做一件事，人物的动机既可以是因为“爱”，也可以是因为对某种理想的信仰。此前，根据张桂梅改编的一些影视作品，就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思路，也引发了不同反应。但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张桂梅事件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应，是因为张桂梅是现实中存在的，我们知道某些叙事与她本人的经历不符。可如果假设张桂梅并不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人物，我们将因为“爱”而留下的那部电影做一个纯虚构作品看，还有问题吗？那几乎不可能有争议。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这段名言：

人的一生该这样度过，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能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今天来看，即便不考虑任何可能的政策限制，这样的主角也几乎没人会写——因为写了也没多少人看。

有些人说“正派的主角不好写”，其实不是的。正派与非正派的主角，各有各的特点。例如，中国的一些红色经典文艺作品，《林海雪原》、《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等，主角都是各有特色，也有清晰的人物弧光。只是，按这种模式来塑造人物，已经不会再有几个人看了。

当然，在过去20多年里，“正派”的主角也有不少。例如《神探狄仁杰》里的主角狄仁杰，就是集睿智、机敏、仁爱、果决于一身的，堪称是官员的道德与智慧楷模。但文艺作品里，“亦正亦邪”的主角越来越多，在我个人看来，一方面是时代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跟文艺创作资格的下移有关。

这个变化，简单来讲，就是说在传统媒介时代，文艺作品的生产具有高度精英化的特质，文艺作品的生产者通常以圈子的形式存在。这种体制的既有劣势也有优势，其劣势在于缺乏人脉与资源的普通人很难进这个圈子，除非本人的能力极为出众，而其优势则在于精英化的生产者本身代表了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很多的精英创作者都希望在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同时“教育”读者。

如果常看日剧的话，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日本的影视剧里，有一些职业会被人称作“先生”，这些职业包括律师、作家、画家、医生、政治家等群体，范围并不大。在这其中，作家会被人称作“先生”，也是因为在日本（也包括整个东亚的中华文化圈里）“作家”的创作包含着导人向善的意味。这也算是作家作为一个传统社会文化精英身份的遗留。

甚至在网络文学刚出现的时候，这个现象也还是有所延续的。因为网络文学刚开始的时候，电脑尚未普及，那时能拥有电脑的都是学历、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在那个年代，一台普通电脑要几千、上万，大约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工资，普通人最多只能去网吧。因此，最初的网络文学也还是有着较强的精英化气质。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消费结构所引发了文艺生产结构的改变。用当年流行的词语来说，就是“草根”崛起，体现在消费上尤为明显，很多国民消费品牌都是在那个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在传媒层面，“草根”崛起的标志是超级女声等一系列选秀节目以及民生新闻等新闻节目的流行。当时，就有很多专家哀叹于各种家庭伦理剧、抗战剧等充斥屏幕。这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了决定文娱内容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大众观看作品的目的不再是“受教育”，而是“娱乐”。

这就是某乎上的某些答主经常讲的要对文艺祛魅、去神圣化。在把作家称为“先生”的时代，我们认为作家的认知是高于普通人的，文艺作品具有某种崇高价值，是用来“熏陶”人的，读书是在接受“教育”。而在如今，对于相当一部分读者来说，作家就是来卖艺的，让我看着爽就打赏两个钱，我要觉得不爽，那就直接开骂。这当然可以说是对文学“祛魅”了，但另一方面，对作家来说，作品的创作逻辑也发生了变化。

既然文学艺术已经不具有“熏陶”的价值，那么对于创作者而言，最需要考量的就是怎么让读者看得爽。而让读者看得爽，最好的方式就是写出“代入感”。

打个比方说，在《倚天屠龙记》里，成昆为了自己的阴谋，杀害了谢逊全家。但金庸给成昆安排的结局是被谢逊弄瞎双眼，囚禁于少林寺。因为在金庸的逻辑里，这种无休止的冤冤相报是不行的，这已经是对成昆的极大惩罚，而谢逊也因为“悟道”洗去了之前的罪孽。但在现在的很多人看来，谢逊的做法过于窝囊——你全家都被人杀了，最低你也得把对方的全家杀了吧？

“亦正亦邪”的主角，能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当代读者对于人物的喜好，因为这样的确“爽”，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迎合了读者内心情感的释放。与此同时，对崇高的消解，也为很多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论依据。

当然基于整体的社会性质，现实中我们的崇高还未整体消解，如在对解放军的评价中，大众还是普遍认可这种圣徒式的军队所代表的崇高感。只是在大多数的领域，这种崇高感都已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烟消云散了。再加上创作群体的下移，也不能指望创作者创作出这样的角色。

我之前在我的专栏文章里提到过，文学作品代表的是一个整体性的经验。因此，一个创作者是不可能创作出其经验以外的人物的。这意味着，如果创作者自身不具备“正派”的人格，或与之匹配的观念，其也是无法诠释正派人物所需的行为与思想的。而且，在创作中，创作者也会不时暴露出其缺陷，如《水浒传》的作者对基层政府的运转写的精微深入而对高层政府写的模糊，再如这段时间很多人吐槽的某些脱口秀演员出名了之后，再写那些穷的时候的段子就没有感觉，都是一样的道理。

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尤其是流行的文艺作品，是对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与观念的最直接的反应。在这一点上，作家们甚至比各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更能敏感地观察到社会的变化。调查数据可能会说谎，但是大家喜欢看什么、读什么，是自然而然的。这种阅读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个人的一种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