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笠攻击的不只是“虚假的自信”——答“女巫”
我昨天那篇关于杨笠事件的文章发表后,有位网名“女巫”的网友向我提出了自己的3点看法。其它两点是赞同我的,但其中的第2点和我稍有些不同——她说:
“我小时候看过杨笠“普信男”的那场脱口秀,她确实在性别议题上做过其他煽动仇恨的事情,但单说这场脱口秀,她说的“自信”显然是对自己实际实力不了解还希望别人跟着自己一起吹嘘自身素质的虚假自信。真正的自信应该是“即使我不那么优秀我也能幸福”,而虚假的自信是“我只有说服我自己是优秀的我才能有资格变成幸福的人”,我们应该提倡前者,而不是放任后者发展下去。心理学经常讲“客体恒常性”,我们应该像认为太阳照常升起一样相信我们无论如何都能获得幸福。”
在这段话里,“女巫”主张区分“不了解自己的实力”的“虚假自信”和“认清自己的实力”的“真实自信”,认为前者建基于“优秀才有资格幸福”这种内卷式的前提,后者建基于“不那么优秀也能幸福”这么一个更洒脱的前提。杨笠的“普信男”之说挑战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并无大错,或许还不啻为对前者注射了一针清醒剂。
“女巫”说的这些话对吗?
抽象地说,很对。有自知之明的自信应该和虚骄自负的“自信”区别开来,这从理论上说,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落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具体情境中呢?
下图中英国的《经济学人》在挖苦中国“普信男”们对杨笠及有关商家的抵制,说“他们被证明是一群易怒的人”。 《经济学人》说的对吗?
当然,《经济学人》把这种反弹称之为有失风度的“易怒”来加以嘲讽,是不难理解的。两年前的“眯眯眼”事件中,英国媒体的评论区也是一大票指责那些抗议将中国女性塑造成“眯眯眼”形象的中国女性“易怒”“莫名其妙”的。总之在“西方中心论”者看来,中国人无论男女,只要有自尊、反抗被人强加的刻板印象,就很讨厌,就是“易怒”“不文明”“有失风度”。这也难怪,谁让他们曾经被这群“易怒”的中国人在朝鲜战场打得魂飞魄散还被要回了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呢?
但我们先不谈政治立场,先心平气和地考虑一个问题:
今天那些反感杨笠的“普信男”,真的个个都认为自己是马云刘强东(姑且以他们作为“优秀”的代表吧,虽然我内心真正承认的优秀者是张桂梅、黄文秀那样的人,但我估计在杨笠的语境下,所谓“优秀者”约等于“赚了大钱的人”——这样也好,虽然杨笠号称“女权”,但她要是哪天真的聊起张桂梅、黄文秀这些真正优秀的女性来,只会令人感到膈应)吗?
我认为不是。我认为那么多人反感她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大家狂妄、“易怒”,而是因为她在攻击人类千百万年进化出来并传承下来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植根于每一个存活到今天的人的内心深处,使得每个人打心眼儿里都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没有一个人真的认为自己是不优秀的。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优秀的基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人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经常要面临许多未知的挑战,要去尝试很多自己没有做过甚至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猛兽扑上来了,是承认我打不过它躺平给它当点心,还是抓块什么石头跟它斗一斗呢?
洪水滔天袭来了,是任它冲毁我们的家园,还是垒一道土堤挡住它呢?
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打来了,是低头为奴呢,还是念咒喝符水也要和洋鬼子拼一场呢?
芯片被美国卡脖子了,是跪呢,还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民族的祖先和我们自己作出了怎样的选择,那就是一往无前地直面挑战,才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从没有路的地方硬蹚出一条路来。否则,我们中华民族一定存活不到现在。
民族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
从呀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攻克学业难题到高考选择专业,从投寄简历到奋斗职场……我们每一次面对新的情境和问题,都是毅然决然地直面挑战突破自我,才有了今天能够自食其力有所作为的自己。
杨笠自己不也是如此吗?她本来成绩平平,而且学的是服装设计,不也是直面挑战,尝试了脱口秀这一全新的领域,才有了她今天的一切吗?
而当面临这些未知挑战的时候,我们从理智上说心里也是没有底的,因为从来没有做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呀。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足够优秀,是不是真的能拼得过、打得赢、争得到呀。但我们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地抓住机会去尝试,去奋斗,去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谋划与试错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伟大祖先留给我们的基因里都写着他们成功的秘密,写着我们的骄傲或者说“谜之自信”:
“反正我就是优秀的,我不比任何人差,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干不成的事情。”
这种“谜之自信”埋藏在每个哪怕再普通的人内心深处,当然在平时也就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表现:死不服输、死要面子、嘴硬、“杠精”、立人设、爱听好话乃至自夸、“自恋”,等等。这些表现初一看很荒谬,可是仔细想想,那不就是一颗颗滚烫的、活生生的、不屈不挠的心灵辗转在现实的毒打之中,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充电,或者在抱团取暖,互相声援吗?
“女巫”对“无条件认为自己优秀”的“自信”和“认清自己实力”的自信作了区分,这很好。但还应进一步认识到:这两种“自信”又是有联系的,因为没有前者就不会有行动,尤其不会有创新和自我突破,那后者所谓“真实的自信”也就失去根基,成为人云亦云的划地自限乃至自我pua了。
当你说“我只是否定你的现状,并没有否定你的理想”时,道理也是一样:人的“理想之我”与“现实之我”在概念上诚然有区分,但在现实中又是结合在一起的。理想之我就是现实之我的一个层面,是现实之我自我发现、自我塑形、自我赋能的一种机制。当你完全否定一个人的现状的时候,这个机制就受到了破坏,一个人就会认为自己配不上有什么理想。这时,理想之我就成为了幻想,现实之我就失去了发展的潜能。
所以,对于普通人“谜之自信”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表现,当然也可以有调侃、批评、提醒,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理解,是要以普通人的同理心去包容。否则,你就很容易超过普通人能够承受的阈值,令他们感到刻薄与恶毒——杨笠的教训,以及很多喜欢拿普通人开涮的“名人”的教训,即在于此:大家可能不如你会说话,但都不傻,怎么会分辨不出善意与恶意或者有没有得到给自己应有的尊重呢?一旦有很多人感到了你没有尊重他们,你当然会遭到剧烈的反弹。相反,如果没有这种反弹,那岂不意味着大家都是逆来顺受、唾面自干、麻木不仁、心如死灰的行尸走肉了吗?
尤其应该指出:作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人,你影响的不只一两个人,而是往往会左右一个群体的意见,更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用对、用好这个权力。
七八年前,我曾因为一个女生的毕业论文有较多的语言错误而说她“怎么通过高考的?写作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大学生的标准。”
她哭着抗议:“老师,你怎么能这样说?!”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老师,在学生心目中却有很强势的话语权,口不择言是会对学生造成很大伤害的,赶紧向她道了歉,后来也时时提醒自己再也不能这样对学生说话了。
今天中国的演艺人员也是被尊称一声“老师”的,这是对他(她)们社会地位和公众影响力的承认与尊重。而且有研究表明,这些“老师”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由国家颁发教师资格证的老师。
例如2020年,半月谈杂志社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18岁中学生开展“青少年追星调查”,结果显示:
1.有42.2%的中学生自小学就开始了追星生活,有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在3年以上。
2.在“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判断选项中,认为“毫无问题”的仅占39.8%。而在另外一个关于“中国饭圈女孩为韩国军人应援”的观点统计中,认为“能理解”者占61.9%,接近2/3。
3.对“如果你支持的明星做错了事,你会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在粉丝群体中,选择“小错原谅、大错不原谅”者占48.2%;选择“人孰能无过,大错小错都会原谅”的占36.5%。此外,13.1%的粉丝坚信自己的偶像不会犯错,而选择“不原谅”的仅为2%。
我们这些老师肯定天天都会向学生讲“要爱国”“要讲原则”“要有底线”,可是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果聚光灯下的那些精心包装过的“老师”及其背后的势力向他(她)们呈现的是另一套东西,孩子们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蜕变。
很多人总是以“他(她)不过是说脱口秀搞笑的”“这不过是娱乐,你那么认真干嘛?”来为某些演艺人员的不当言论开脱,然而现在事实(当然远不止这一份调查报告)就摆在面前:正是这些人在形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价值观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可以对主流价值观形成重大挑战——如果还以“这只是娱乐,又不是上课”为由来说事,就等于默认这些演艺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影响无数人的价值观而不负任何责任。
这难道还不危险吗?有没有想到真的会有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利用这个“纯属娱乐“的包装或者说“护身符”来植入他们想要的观念呢?
所以我一直认为:每一个普通人的自尊与活力,不光关系到自己的发展与存在感、幸福感,也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前途。
所以如果你感到自己无端受到了冒犯,请说出来——不要理会那些什么“纯属娱乐”“你破防了”“你怎么知道是说你”的鬼话——一个人说不够,就大家一起说,向那些冒犯你的人要一个解释。即使是你误会了,他(她)也应该给一个清楚负责的解释来消除这个误会。不给解释,就得让他(她)付出代价。
杨笠和她背后的人至今为止不愿意作任何解释。
是不是因为一旦解释了,就意味着自己不能再随心所欲地使用话语权,而自己在粉丝中“无敌”“万能”的形象也就被“祛魅”了呢?
是不是因为就要靠极化观点、煽动对立吃饭,而一旦弥合这种对立、形成合理的共识,就让自己失去卖点、失去存在感了呢?
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粉丝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