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教授关于工业化的特殊性经验总结存在局限性
这篇文章专门针对文一教授的《细思中国崛起和工业革命,就明白为什么要批判“新制度经济学”?》(https://www.guancha.cn/wenyi1/2024_10_16_751939_s.shtml),本来是想写回复,后来发现写不下,只能独立发主贴。
文一教授之前的书《科学革命的密码》,我认为就是因为无视中西认识发展历史的巨大差异的事实而把基本结论彻底搞错了。而这篇文章,谈论了很多工业革命的具体问题,限于知识所限,这样的具体和特殊性不是我有资格多说的,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并且我也不认为文一教授在具体和特殊问题上可能犯大错,所以我不会在这里他的基本观点上提出异议。只是,同样的不重视一般性认识的问题在这里依旧存在,这和《科学革命的密码》是一样的,这可能产生问题,所以针对这个说些两点看法。
1、工业革命能在西方发生而不能在其他地方发生,这是数千年历史中的必然性——能够重视和坚持发展一般性认识的文明能引发,而不重视的则没这种可能。但这文章中文一教授相当多的篇幅谈的是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这是几百年内的短期历史问题,而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属于重视和坚持发展一般性认识的国家或地区,所以他们之中谁先引发工业革命不适合只用同样的历史必然性解释,而必须像文一教授文中所做的那样研究很多具体细节问题。我不认为这里文一教授的相关结论有问题,但这和能否引发工业革命的背后最根本原因没关系,也就是说,这里文一教授的正确性完全对《科学革命的密码》的错误没有任何帮助。
2、文一教授总结的“胚胎发育”工业化步骤,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的正确经验总结,这我是认同的。但因为缺乏一般性研究视角,没有总结出与具体客观条件无关的背后真正的客观规律,所以这种经验总结,我认为其适用性是有待进一步检验的,并且很可能在今后其他后发国家的可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不适用情况。
就算是我们自己和西方之间,工业化的客观条件和过程就有很多重大区别:西方历史上是吸血发展,我们却是被吸血的发展,西方人有整个世界的资源可以低成本掠夺,但我们却只能在西方瓜分过的世界中辗转腾挪,但我们的工业化比西方人更成功,发展更快,尽管期间还曾走过不小弯路。这样的重大区别,文一教授的经验总结中没有很好地说明道理,而这是我认为必须说清楚的。
而今后其他国家的可能工业化,和西方与我们都将有重大区别——外部环境完全变了。因为自动化生产、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普及,中国工业化走过的道路很可能任何国家都将永远不能再独立走通——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对外部世界不再有价值,他们能生产的产品对已经工业化国家的市场而言可能毫无吸引力。这样的条件下,具体经验能继续大体适用的可能,至少会大幅度降低。这是文一教授的文章本应该考虑的事。
而有些国家,工业化的障碍明显还不是步骤和措施是否妥当的事。阿富汗、埃及、印度等各有各的直接问题,对他们而言,这绝不单纯是一个发展经济和产业升级的问题。
不管是哪种可能的未来不适用性,其实都本可以有解决之道:用一般性认识而不是特殊性认识的视角研究问题。这种视角,我是见不到有学者在做研究的,只能谈下自己的基本观点——首先是两个哲学观点:
1、文明的本质在于它能承载有序性进化,顺应这种要求的文明可能持续发展并有最终前途和出路,反之则相反。有序性进化,是个新的社会模型,相比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二元对立统一模型而言更复杂,也更适合看待当今的客观世界。
2、物质运动的高低层次之间,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下层限定上层,在限定范围内上层可以更有决定性。当然,我认为马克思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了。
在这两个基本观点下,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一种反自然方向:社会的发展,绝不可以止于任何既有物质运动层次之上,而必须永恒地不断创建新的更高、更复杂物质运动层次,发现其新的独立客观规律并加以利用,尽量获取对自身发展的最大决定性。
市场及其运转机制和规律,都是之前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既有物质运动层次及规律,所以,该怎么看待我们在搞的经济模式就很清楚了:我们从未搞过市场经济,而一直在事实上创建一种新经济形态,只是最初阶段借助市场更重一些,而我们的创新能力更弱一些,但未来的强弱和轻重必然是颠覆性的。我就是这么看待我们现在的经济的,很可惜,我们即使实践成功了,认识却远没跟上。
至于西方,无论是哪种经济理论,都是主张在既有物质运动层次上止步不前(“构建好制度一切都会自动变好”,“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一切都会自动变好”……),这都是对文明发展的倒行逆施认识,所以他们不可能可持续发展,出大问题是必然的。文一教授的学识能让他运用很多具体数据来反驳西方谬论,但只有这种特殊性研究视角的话,不但反驳本身很累,我们自己认识的深度也会有局限性。
对未来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有序性进化的观点看,重要的不是文一教授的那些具体“胚胎发育”步骤,在不同的条件下,有序性进化会有不同的可行步骤和措施。不同国家的共同利益构建及互相需要和帮助,可以不局限于我们历史上曾有的方式。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就是在实在践行这样的新方式,既让自己获益,也帮助后发国家工业化,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可能工业化方式和进程和西方、日本、东亚四小龙、我们都是明显不一样的,当然也不会完全与文一教授的经验总结相一致。
而过于固守自己落后文化传统的那些国家,首先还谈不上和外部合作共赢发展,自己的认识落后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这个代价和成本绝不能由外部代付,否则不仅代价和成本不但会翻倍,同时也会把内部矛盾扩大和外引——美国从未想帮助阿富汗发展,但它的作为就是很好的负面例证。
工业化,绝不是布置好资源点燃导火索就自动引爆,而是需要对文明这个系统做精心设计和构建的。西方人是最早靠认识发展的积累首先具备了可以做这种设计/构建摸索的门槛的,他们付出的代价,以及他们让整个人类付出的代价都极其巨大,而且他们自己成功之后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中国人的工业化,虽然也走过弯路,但中共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行为的一致性让这种设计和构建都远比西方的胡乱折腾要有效率,这是我们即使被西方吸血发展反而能更好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的问题,是认识的滞后性,在西方犯远远更严重错误的横向对比之下,这暂时还是无关大雅的,但我们不该永远在认识上,尤其是一般性认识上滞后,这不可以用我们肯定能战胜西方对手的结局来文过饰非。
文一教授的具体经验总结的局限性,还可以体现在一种历史的假设局面下。如果我们的过去是另一种情况,美国、俄罗斯及周边国家成功联手,一起遏制中国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发展空间,我们至今为止的发展模式就会不可行,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可能成功工业化,有序系统的构建和进化不会局限在文一教授总结的具体经验里,中国之大,也有足够余地选择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只是我们自己不可以犯这些年犯过的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