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雷定坤：没想到，印新晋中产阶级对印政党政治竟有这样的影响…（下）

四、新晋中产损失厌恶与政党回应

在印度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因中产概念的泛化或模糊化，看似庞大的中产阶级其核心是中下层阶级，亦即所谓的新晋中产。 与之相比，传统中产阶级和新中产在数量上占比较低，且仍保持着既得利益阶层的特征，其政治倾向为中右翼，对印度选举政治格局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为深入理解新晋中产群体对印度政治的影响，下文将通过比较2018年与2023年地方邦选举，呈现印人党回应和弥补新晋中产的损失厌恶下的政治选择，也有助于揭示新晋中产在印度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为理解印度政治动态提供另一个视角。

（一）

内部变化与外部冲击：新晋中产损失厌恶的核心关切

分析新晋中产群体对印度政治产生的直接影响，需先弄清该群体的具体特征，才能进一步理解该群体损失厌恶的核心关切。 传统中产、新中产的社会群体构成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内部分化大，但新晋中产拥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不仅是因为该群体相对简单的界定标准，更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定位更加清晰。从社会阶层的视角看，新晋中产拥有以下四个群体性特征。

一是处境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差，尤其受外部冲击影响后生存境遇迅速恶化。 新晋中产本质上仍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经济上刚迈过贫困线，缺乏长期稳定的财富积累，不足以抵抗外部冲击。最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使得印度因密集的人口、欠佳的公共医疗体系以及庞大的非正式经济体规模造成其新晋中产阶级快速萎缩。据统计，2011至2019年间印度贫困人口减至约7800万，[65] 但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估计新冠疫情后印度约7500万人重返贫困，约占全球返贫人数的60%；中产阶级（日均收入10~20美元之间， 2011年购买力平价）缩减3200万人。[66] 在印度语境下，如果新晋中产被纳入广义“中产”行列，那么印度中产群体缩水近1亿人。随着经济复苏以及政府救助力度加大，印度贫困人口或持续减少， 但庞大的返贫人口也恰恰体现出所谓新晋中产极低的抗风险能力，缺乏长期稳定的生存保障。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印度有大量中产阶级人口返贫。图源：pewresearch.org

二是新晋中产消费能力有限，家庭收入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更倾向用于中低端商品的消费。 新晋中产阶级倾向购买例如收音机、电视、笔记本电脑、冰箱、摩托车等商品，不仅是因为这些商品能切实有效地提升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消费品传统上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标配，[67] “成为中产”的心理满足感起着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政党在选举前进行福利主义动员时，往往会有针对性地分发以上提到的消费品。例如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从2006年开始就有针对性地推出福利计划，包括向1000多万个家庭免费发放彩电，向500多万个学生发放笔记本电脑等。[68] 当然，这距离新晋中产的数量还有很大缺口。

三是新晋中产更重视子女的教育。 如果说拥有电视、摩托车、小轿车等是该群体的表面特性，那么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则是新晋中产实质的特征。该群体所有人都经历过贫穷带来的局限，也逐步认识到教育可能会成为下一代改变命运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这部分人群因为 政治定义下自身“社会身份”的转变，感受到了“发展 主义”下未来的光明景象 ， [69] 以至于，其中一些成功进入中上层阶级的人群只青睐私立学校的教育。

四是新晋中产对政党的政策内容更加敏感。 从该群体的职业类型上可以看出，他们大都从事非正式经济体的底层工作，处于利益链末端，政府政策方向的变动在一系列复杂的传导后，对该群体利益的榨取和影响最为直接。此外，由于新晋中产普遍缺乏足够的社会网络资源，较为依靠大环境发展趋势，因此他们对诸如保留政策、政府津贴、就业岗位等福利性政策和动员方式的回应十分积极。

因此，本文综合以上的分析认为， 新晋中产损失厌恶的关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收入的损失、机会的损失以及福利的损失。 收入的损失实质指的是非正式经济体中工作机会的损失。上文提到新晋中产最庞大的组成部分是OBC群体，且普遍从事非正式经济体中的零工行业，由于非正式经济体对从业人员普遍缺乏保障机制，一旦受到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该经济体会残忍、快速地收缩或进一步压低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反映在新晋中产群体中就是工作机会的减少或丢失而造成的收入损失。机会的损失指政府政策倾向的改变导致该群体面临更大的压力。以保留额度的政策为例，莫迪政府曾推出的社会“经济脆弱人群”（EWS）政策被认为是安抚上层种姓的一种平衡措施。[70] 然而，该政策明确排除了SC、ST和OBC群体，使得这些群体感到强烈损失感，因为该政策实际上扩大了高种姓的保留份额，侵蚀了中下层群体的利益。最后是福利的损失，结合该群体的实际特征，这一点或许与经验上的理解有所偏差。印度各政党的福利承诺在历届选举中从未中断，但福利的损失感往往是一种相对的计算。换句话说， 倘若此次的福利承诺没有上次多，或者某政党的福利实践相比之前未能很好兑现，该群体将普遍产生一种损失感。 进一步来说，造成的结果就是 政党们为减少选民的损失厌恶， 在经济整体发展无法有效惠及这部分群体时，选择提高福利分发的频率，增加 福利支出力度以及多样化福利形式。

（二）

新晋中产的政治选择：印人党的失与得

为了进一步说明新晋中产因损失厌恶做出的政治选择对选举政治的直接影响，笔者将 2019、2024年两届大选前印人党在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三地立法会选举的表现及其缘由 进行比较分析。选择这三邦进行分析的原因为： 一是 这三个邦的立法会选举既是次年大选前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地方邦选举，也是回顾执政党政府上一任期表现的绝佳观测时间点； 二是 这三个邦所在地区位于印地语中心地带（hindi heartland），该区域传统上被认为是印人党稳固的支持者，他们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将作为次年大选的风向标； 三是 国大党及重要的地方政党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强且争夺意愿十分强烈，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较高。

印度人民党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十分注重对中产群体的拉拢，但他们所指的中产阶层是指传统的高种姓中产群体。 印人党将自身定位为支持经济自由化发展的中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和路径的选择上与曾经的自由保守主义政党——自由独立党（Swatantra Party，1959~1974）的“21点原则”[71]有诸多相似之处，后者因在尼赫鲁国家主义发展模式下因生存空间的有限而逐步衰落， 但印人党在20世纪80年代则很好地抓住了这一中右翼政治权力的真空，迅速崛起。 其中，印人党政治及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来自高种姓中产阶级，而该特定群体是对自70年代起代表下层种姓和底层民众利益的一众地方性政党崛起的担忧和回应。[72]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人党开启了针对社会多元群体的一场“社会试验”，核心目标在于超越种姓藩篱，在快速的社会发展变化中吸引新的群体支持，最终在20世纪末糅合了传统的种姓差异和阶级差异，继而组建了一个由城市富裕阶层、高种姓中产阶级以及有地农民群体所构成的“新社会阵营”，[73] 该社会阵营或是直接给予印人党选票支持，例如在传统的“印地语带”；或是通过选择全国民主联盟（NDA）中的地方性政党给予印人党间接支持。2014年大选，印度整体中产及上层阶级投票率相较2009年增长了10个百分点，达到了68%，其中70%都投票支持印人党，后者获选议员接近一半的议员都来自上层种姓 ，其支持者也几乎都来自所谓的新社会阵营。 [74]

印人党近年选票的阶级组成。图源：business-standard.com

然而， 在莫迪的第一任期内，由于印人党战略规划中对底层民众和中下阶层（新晋中产）的投入的弱化，后者普遍出现损失厌恶感，即为减少进一步自身利益的损失转投其他政党，导致印人党在地方邦的选举成绩不佳，国内政权版图未能快速扩张和稳固。 尤其在莫迪第一任期的后三年，印人党在主要的12个地方邦的选举中只赢得了2个邦，其他10个地方邦的选举输给了国大党或地方政党。[75]  首先在政治上，印人党第一任期着重展现的是基于印度教多数主义的强硬姿态，将权力收归联邦中央，压缩地方邦的权力空间；[76] 2017~2018 年的地方邦选举开始出现与以往不同的竞选策略，从强调“发展”的叙事转向“莫迪式印度教民族主义”（Moditva），尽管后者同样包含发展的叙事，但是其重要性显然被边缘化了。[77] 经济上，印人党政府青睐大资本带动增长的发展路径，企图复制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中亲商而不是亲市场的模式推动了多项改革，[78] 例如废钞令和商品与服务税（GST）改革，给新晋中产带来极大的冲击，其结果就是就业机会的损失。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间，印度整体失业率达到了 6.1%，也是近45年以来的最高值，[79] 而这还仅是能够统计到的数据。印度就业人群中，接近92.4%的劳动力属于非正规就业，而即便在正式部门中也有 9.8%的工人属非正规就业，存在大量工作外包的情况。[80] 上文提到，新晋中产的主要的工作类型广泛分布于建筑、街头商贩、餐厅等非正式行业，而莫迪亲商式的“失业式增长（jobless growth）”[81]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严酷的剥夺。总的看来，莫迪第一任期的经济政策实际是一项政治战略，以牺牲经济的中短期成效来谋求建立政治支持，确保印度人民党在未来十年的霸权地位。[82] 但直接结果就是庞大新晋中产群体感受到的强烈损失感。2019年大选前一年，印人党丢掉了位于其传统优势“印地语带”上的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见表1）。作为2019年大选的风向标，这个结果甚至一度引发国大党及其联盟卷土重来的高预期。

笔者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网站 （https://eci.gov.in/） 资料整理。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

莫迪第一任期内的各项政策并未切实惠及新晋中产（中下层）和底层贫困群体， 不平等现象在亲商业大资本的整体动向中不断加剧， 而在历经2018年多邦选举失败后，印人党开始急切调整选举策略，将民粹与福利主义相结合。 一方面， 强化莫迪的个人效应，并将国家安全作为竞选重点，弱化民众对于经济和社会治理等传统关切，[83] 强化恐怖主义和外部威胁等涉及生死存亡的国家安全问题，充分利用印巴边界冲突，指挥一系列的“外科手术式打击”（surgical strikes）调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另一方面， 强调经济发展需惠及穷人，并随之推出一系列基于象征意义而不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福利战略，[84]二者相结合的民粹式福利动员是印人党能再次取得2019年大选胜利的主要原因。

莫迪第二任期开始使民粹式福利主义的竞选思路得以延续，其本质上是对以新晋中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损失厌恶的回应和补救。 尤其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无论是印人党执政的联邦中央还是各地方执政党都意识到抗风险能力极弱的中下阶层受疫情冲击最大，纷纷针对性地加大福利支出，减弱该庞大人群在各个维度的损失感。印度联邦政府实际在2017-18财年就通过“直接福利转移系统（Direct Benefit Transfer System）”增加了福利项目的种类、数量和现金金额，尽管初始阶段项目的实施和转移效果并未显现，但这一支出趋势在持续增长，尤其在2020-21财年直接现金转移达到了2.9万亿卢比（见下图）。从省邦分布来看，北方“印地语带”的哈里亚纳邦、北方邦、中央邦、比哈尔邦等都是现金福利支出的重点对象。

印度“直接福利转移”（DBT）各财年支出金额与项目数，笔者根据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网站 （https://dbtbharat.gov.in/） 资料整理。 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

倘若聚焦2023年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三邦的选举，相比2018年与国大党的竞争，印人党毫无疑问在大选前的“半决赛”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上文论述已明确， 印人党联邦政府在第二任期加大了福利支出，但这并不能直接解释其在2023年三邦选举中的优异表现。 相反，在三个邦立法会选举前，普遍预测印人党和国大党将展开激烈的角逐，选举前民意调查也呈现两党势均力敌的情形。[85] 然而，选举结果出炉后，观察家们在阐释印人党压倒性的选举表现时都呈现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即 印人党强化了针对性的福利支出，加强了对OBC等中下层民众的关注和投入以及有效动员了对日常生活更为敏感的女性群体。 例如，与2018年相比，印人党在中央邦除了仍充分利用莫迪总理的个人号召力，更多得益于其早前推出的 “亲爱的拉克希米（Ladli Lakshmi）”2.0版本、“亲爱的姐妹”（Ladli Behna） 等福利计划，以及选举前为农民、穷人和青年许下的福利承诺。印人党成功获得了来自OBC群体中57%的选票，而部落群体、达利特群体等传统上为国大党支持者的底层边缘群体也给予了印人党巨大支持，两党得票率差距只有两个百分点。[86] 在恰蒂斯加尔邦同样如此，印人党宣布提高农作物最低支持价格、煤气罐补贴等中下层民众切实关心的生存类福利品。拉贾斯坦邦看似特殊，因为该邦在近年来的立法会选举中总是交替选择国大党和印人党，但这并不具有绝对的指向性，选举开始前国大党被认为有打破这一摇摆趋势的可能性，结果是，印人党不仅利用了拉贾斯坦邦民众反在任政府的情绪，针对女性和贫困群体推行了一系列的福利激励。[87]  此外，印人党对OBC群体的投入和关注是关键。 例如在拉贾斯坦邦选前的候选人策略制定中，印人党大量选择来自OBC群体的竞选人；[88] 在中央邦新组阁的28位部长中，来自OBC群体的部长占到了12位, 包括首席部长同样来自该群体。[89] 尽管来自OBC群体的这些领导人早已不同于大量新晋中产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但印人党的策略性转变试图在释放明确的信号，未来的地方治理中将充分保证中下层选民的诉求，首先至少在政治意义上减少他们的被剥夺感。

必须承认， 基于三邦选举的对比分析只是局部，且集中在北方印地语带，而自莫迪执政以来印人党政治势力版图始终很难占据全国， 一方面 像南部地方政党拥有立足区域主义的传统优势， 另一方面 是各地方政党同样在相应做出改变，也在强化对新晋中产群体的福利投入。

（三）

集体福利扩张：地方政局的长远挑战

历经印人党第一任期内牺牲经济的政治举措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后，当前印度经济尽管呈现强势复苏的趋势，但是早前急速缩减的中产阶级规模所带来的损失厌恶直接或间接地给印度各政党敲响了警钟，大量重新掉入贫穷阶层的原“新晋中产”迫切地谋求直接的实惠，而这也 迫使印度各政党在选举策略上愈发呈现出民粹式的福利主义政治议程。 尤其是2019年大选过程及结果将印度政治纲领进一步扩展。在统计上控制了其他社会和政治变量之后，印人党及其联盟在2019年普遍受到了那些在福利计划中获益人群的支持，[90] 因此，各政党也开始不同程度地推行所谓的“新福利主义”，追求与受益者的直接联结。[91] 这种新福利主义通过提供有形的商品和服务创造丰富的选举机会，而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衡量和监督因为技术的发展变得相对简单明了。

作为立足于德里、代表新中产阶级群体的印度平民党（Aam Admi Party, AAP），在拓展其选举势力范围时也逐步转变最开始的政治理念，主动追求针对新晋中产的新福利主义竞选策略。 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创立的平民党在2015年德里立法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得票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4.3%，并赢得67个席位（共70个）。这一胜利得益于自2011年起由被誉为“当代甘地”的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领导的反腐运动。[92] 2020年，平民党成功连任。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后诞生的一批新中产对政府腐败、行政低效、福利扩张等现象深感失望，当平民党带着反腐、善治和分权的社会经济议程出现时，[93] 也就自然激发起了以受过教育的中高收入人群为主的新中产阶级的支持。然而，当平民党走出德里这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企图扩展政治版图时，随即弱化意识形态在选举中的重要性，甚至暂且隐藏（新）中产阶级政党的定位，强化其福利主义竞选策略。最显著的例子是平民党针对旁遮普邦女性的动员策略，承诺其一旦当选将为该邦每位女性提供每月1000卢比的现金补助，这些资金将直接汇入她们的银行账户，并 宣称该项目将是全世界首个也是最大的女性赋权福利项目。 [94] 平民党的福利主义竞选策略惠及范围广，不以意识形态或种姓阶层为福利分发标准，尽可能地涵盖更多中下层民众。 这种策略也帮助其获得2022年旁遮普邦立法会选举，也在果阿邦、北阿肯德邦和北方邦初步崭露头角。

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图源：thelivenagpur.com

印度其他大大小小的地方邦执政党也同样在财政预算中加大了福利支出的类别和数额。 例如像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旁遮普邦等人口大邦每年都支出超过500亿卢比的电力补贴，给中下层家庭学生免费分发包括电脑、手机、平板在内的智能设备，抑或是给予直接的现金补贴。[95] 然而，由于印人党联邦政府体系性地压缩地方自治空间，地方财政借款难、中央税收转移慢，[96] 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增大，负债占邦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超印度财政责任和预算管理（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Budget Management, FRBM）设置的20%的警示线，其中旁遮普邦在2021-22财年的负债占比更是超过了45%（见下图）。

印度部分省邦负债占邦内生产总值比例，资料来源：RBI Bulletin、Forbes India，原网址分别为：https://rbi.org.in/scripts/BS_ViewBulletin.aspx/; https://www.forbesindia.com/article/explainers/debt-to-gdp-ratio-indian-states/88469/1. 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

福利主义竞选策略在印度从不新鲜， 但是福利话语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政治局势的发展相应不断变化。 沙兰吉对印度独立以来的福利话语体系的研究中，总结出了家长式、依附式、基本需求式以及回应式的福利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并认为自2004年起印度政府顺应民意的福利政策通过将公民的需求（needs）转化为诉求（demands）来增强公民参与能力，这一过程中边缘化群体在印度国家政策空间中的民主代表权正逐渐得到认可。[97] 虽然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仅仅是表象。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层级执政党集体的福利扩张转向本质上是对中下阶层损失厌恶的回应，各大小执政党力求赢得该庞大群体的选票。然而， 从长期来看，如果无法保证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且发展成果无法被广大中下层民众所共享，那么地方的这种福利支出是不可持续的，拥有雄厚竞选资金的全国性政党将持续压缩并占据地方政党的生存空间，届时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是福利提供的竞争者锐减，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被裹挟，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五、结论

本文系统梳理了印度中产阶级概念及其指涉发展变化的过程，基于损失厌恶的分析视角，以印度人民党于多邦立法会选举为案例，论述了印度中产概念里最庞大的中下层阶级（新晋中产）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首先， 因为媒体传播、政党宣传等因素使得中产概念泛化，也使得民众对中产的真实认知变得模糊。印度人民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拥有的中产阶级坚定支持群体实质指的是创生于殖民时期并历经民族独立运动后延续下来的“老”中产（传统中产），该群体在当今的社会阶层中指得更多的是既得利益的上层中产和富裕阶层。 其次， 印人党为进一步扩大政治版图，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于2014年大选前通过话语构建，将社会下层民众纳入中产行列，给予其“新晋中产”的称谓。 该群体数量庞大，成功脱离贫困，但无论在职业稳定性还是经济抗风险能力上都并未实际达到一个社会中产的生活水平。该群体普遍属于印度中低种姓，但因“新晋中产”的标签激发了其在社会阶级上努力跃迁的动力，无论是仍面临重新掉入贫困的风险，还是担心“中产”自豪感的丢失，该群体价值损失厌恶与占有损失厌恶感十分强烈。 因此，当经济发展并未广泛惠及该群体，或外部冲击过大时，该群体直接作用于政党选举的影响就表现为对政党福利主义产品的积极追求而不是对社会赋能机制的诉求。进而我们可以理解当前印度为什么会呈现一种奇特景象： 一方面 亲商模式下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欣欣向荣”， 另一方面 针对“中产”不断扩张的福利主义分发力度。

莫迪第一任期内以牺牲经济来谋划印度教多数主义政治战略的做法，使得大量崛起的新晋中产产生了普遍的损失厌恶，而第二任期通过强化民粹式福利政策以弥补群体损失感的做法对印度的选举政治生态又造成了深远影响。 首先 是 各层级政府财政开支中福利支出占比扩大。执政党政府相比在野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能更充分利用任期内的财政资源服务于之后的选举，而原本财政开支中赋能社会建设的比例被侵占，相比制度性、机制性的长期搭建，短期内的福利产品分发在选举中成效更显著。 其次 可能带来的结果是联邦政府权力进一步集中。服务于选举动员的福利支出将给地方政府的财政带来更大压力，后者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向联邦政府借款，然而对于非印人党执政的省邦来说，联邦政府的掣肘现象十分普遍，省邦的自主空间也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最后， 当前整个体系运行下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莫迪 从“新印度”（New India）畅想向“雄心勃勃印度”（Aspirational India）愿景的转变， [98] 需要社会中真正的中产阶层作为依托，但印人党政府当前的发展政策对整个中产群体并不友好。有观察者认为，莫迪政府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但不同的是这种财富并不是从富裕阶层到穷人的转移，而是加重中产阶级负担。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实施的一系列民粹式福利项目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燃料税，而中产阶级也是这一税收种类支付最大的群体。[99] 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有些极端， 但是结合印人党的“减税”策略，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出印人党对中产阶级群体的真实动员策略： 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承诺与对超级富人的加税计划让中产阶级兴奋不已，而油气等商品税率的提升却稳步进行，中产群体是印人党政府进行有效征税的主要目标。这种看似双赢的景象是印人党自2019年以来贯彻较为彻底的执政策略。

本文尝试聚焦印度庞大的新晋中产群体，从该群体构成及其政治诉求的角度理解印度当前政治格局的发展与变化。需要承认，本文不足之处体现在由于缺乏关于印度中产在历次联邦和地方邦选举投票上的相关数据，或多大程度的损失厌恶导致其投票选择的改变，从而在直观的解释力度上稍显薄弱。但是，本文通过论述印度中产概念指涉的发展变化，将印度中产的核心群体 聚焦至以OBC群体为主的新晋中产阶级， 通过比较立法会选举的过程和结果，解释了印人党及地方政党在竞选策略上福利扩展的原因以及此种变化对印度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雄心勃勃印度”愿景的实现不仅需要大量脱离贫困的新晋中产，更需要这部分群体进一步迈入真正中产行列，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在当前印度政党的策略选择来看，该目标的实现充满挑战。 2024年印度大选结果也初步表明，给广大中低层民众带来实惠的经济增长、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增加相对宗教狂欢更能左右选民的投票意向，尤其是那些仍生活在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民众。莫迪政府第三届任期中，其创造的“新晋中产”将持续施展其政治影响力，尤其当地方政党采取类似的福利扩张和经济发展承诺的策略后， 该群体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以及二者的互动值得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 雷定坤，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