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印学者：做着帝国主义走狗，印如今在美反华战略中究竟是何角色？（下）

作者 | 伯纳德·德梅洛（Bernard D’Mello）

编译 | 俞欣怡 阿斯兰

审核 | 王泽媛 张谦和 胡可怡

编辑 | 俞欣怡 陈珏可

编者按

近年来，中美印“战略大三角”成为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热点话题。三国学者多从中美竞争格局、印度对外政策、印度意识形态流变等角度把脉中印关系，分析中美印战略格局的演进。本文作者则采取了更加独特的视角，对印度对外政策和中美印“战略大三角”予以进一步的分析。作者认为，印度在独立之初在继承英国殖民遗产的同时滋养了一种“帝国主义”心态。随着印度的发展，印度在对外政策中产生了一种“次帝国主义”的行事风格，即其虽然在政策层面具备“帝国主义”的特点，但政权内在及背后的阶级往往依附于中心国（目前是美国），因此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表现出“帝国主义”的特性。作者指出，尽管美印双方也存在矛盾，但印度依然是依附于美国，且依附程度渐次加深。在这种背景下，印度虽然明面上维持这“多头结盟、两面下注”的外交惯性，但内在已经成为了依附美国的地区霸权，令人悲哀的是，印度的权贵阶层以及依附性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试图将印度包装成“世界导师”（Vishwa Guru），但实际上却将拥有丰富反帝国主义传统的印度推向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境地。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在2023年G20峰会前。图源：推特

*注：本篇为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请见文末相关阅读链接（或点击直达）。

五、帝国主义—次帝国主义关系与“大印度”地缘政治

如何界定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的帝国主义-次帝国主义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在印太地区出台反华战略背景下？马里尼指出，次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资本主义阶级“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存在战略性冲突。相反，帝国主义与次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界限被一种‘对抗性合作’所消解，这种合作将次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循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主导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里尼所使用的“对抗性合作”这一概念表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及其资本主义阶级）与次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及其大企业）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这并不会演变成关系破裂或公开对抗。实际上，合作与协作在双方关系中是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对立合作”框架（帝国主义/次帝国主义关系的基础）在华盛顿与新德里就印度核计划的冲突及最终解决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在印度陆军的波克兰试验场进行了五次核弹试爆，致使美印关系恶化。美国实施对印直接经济制裁，并暂时中止了马拉巴尔联合演习。然而，令华盛顿满意的是，新德里解释说，印度进行核试验是因为必须发展核武器和核能力以应对“中国挑战”，并表示愿意与华盛顿合作。

经过一系列广泛的谈判，华盛顿在2005年7月提出了《民用核合作倡议》，这最终导致了2008年《美印民用核协议》的签署。该协议为核供应国集团（NSG）成员国向印度出口铀铺平了道路，尽管这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此外，该协议还为新德里与其他所谓“友好”国家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提供了可能。同时，美国还支持印度加入了多个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包括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瓦瑟纳尔协定（Wassenaar Arrangement）和澳大利亚集团（Australia Group），以便印度能够获取军民两用产品。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推动2008年与印度的核协议并为未加入NPT（对核贸易的放弃）的印度提供核贸易豁免的同时，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强迫印度的外交、国防和安全政策与美国保持一致？

美国意图在外交、国防和安全政策方面促使印度与自己保持一致，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2006年通过的《亨利·海德美国-印度和平原子能合作法》（简称《海德法》）对《美国原子能法》第123条的先决条件进行了调整，为与印度进行核合作提供法律基础。《海德法》明确规定美国在与印度开展核合作时需要满足的条件，其中包括要求印度拥有“与美国一致的外交政策”。 此外，向印度转让核材料、核相关设备或技术，以及弹道导弹或导弹相关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之一，是这些转让必须符合美印两国的“共同防御和安全利益”。 同时，与印度进行的核贸易必须“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将美国的帝国主义意图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

然而，华盛顿成功将潜在的冲突转变为合作关系，并将印度视为一个例外，实际上承认了印度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地位。通过这种方式，美国为印度提供了一条途径，以补充或增加印度国内开采和加工的、用于军事目的的有限铀矿石供应。毕竟，新德里在华盛顿的印度洋-太平洋反华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合作伙伴角色，两国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这才是最关键的。这种伙伴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性的挑战。

马里尼将帝国主义与次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对立的合作”，这一表述揭示了其中存在的矛盾，即内部冲突可能会使这两个在功能上统一的实体走向分裂。然而，对立与合作难以长期并存，除非合作能够将对立转化为其反面，即“非对立”（non-antagonism），就如同印度成为核武器国家的情况那样。基于此，我对帝国主义与次帝国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述，认为虽然帝国主义强国与其次帝国主义伙伴之间的矛盾在本质上既具有对立性又具有非对立性，但由于次帝国主义强国既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又是受益者，所以这两个实体在处理对立性矛盾时，通常会防止这一矛盾演变为公开的对立。

换言之，鉴于印度统治阶级及其利益考量，当面临对立性矛盾时，印度倾向于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处理，将此类矛盾转化为看似非对立的状态，就如印度成为被认可的核武器大国这一情况。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趋势而已。

另一方面，印度也有可能利用中美之间的对立，通过参与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冲突来谋取利益。这其中包括印度继续与作为其最大外部原油供应国的俄罗斯保持合作，以获取廉价的石油、化肥、S-400“凯旋”移动式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核电站项目等，所有这些交易均以印度本国货币进行结算。俄罗斯还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为印度提供支持，尤其是在印度所称的“东拉达克地区”。让美帝国主义与印度次帝国主义关系中的某些对立因素持续存在，恰恰符合次帝国主义印度的利益。当然，帝国主义大国与其次帝国主义伙伴之间的这种矛盾，如果不能通过相互调整妥善处理，原本呈现非对抗性的矛盾可能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或者原本处于管控范围内的对抗性矛盾可能会演变为公开的对抗性矛盾。毕竟，帝国主义与次帝国主义之间的伙伴关系是随着矛盾的出现和解决而不断演变和发展的。

迄今为止，帝国主义与次帝国主义关系中的对立倾向尚未公开显现，所有既有协议中涉及巩固美印武装互操作性及其他方面军事伙伴关系的条款，都在平稳推进执行，包括2002年签署的《军事信息安全总协定》及其2019年签署的《工业安全附件》；2012年签署的《国防贸易与技术倡议》；2016年签署的《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2017年授予美国的战略贸易授权地位；2018年签署的《通信兼容性与安全协定》；2020年签署的《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以及2022年签署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此外，还有2023年签署的《供应安全安排》和《互惠国防采购安排》协定。这些安全协议使得美国能够在印度储存军备，以在供应中断的情况下满足不时之需。

在印度权力精英看来，强化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对印度实现“领导大国”的雄心壮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要求下，自2019年起，印度一直以七国集团（G7）峰会的“永久受邀者”自居。具体而言，2016年美国将印度指定为“主要防务伙伴”，赋予其按照“与美国最亲密的伙伴相当的水平”与美国共享防务技术的权利，以此作为印度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的交换条件。依据该备忘录，美国军队能够在印度军事基地进行“前沿部署”，这使得印度成为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维护、修理以及前沿部署舰艇和其他军事资产的关键枢纽之一。作为回报，印度有权使用美国在吉布提、迪戈加西亚、关岛、苏比克湾的军事基地以及加油设施。

“四方安全对话”（Quad）当前被普遍视作一种相对较“松散”、针对中国的“外交”及军事安排。与印度不同，日本、澳大利亚被视为“北约的重要全球伙伴”，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政策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其国内建有美国军事基地。而印度迄今尚未与美国建立正式军事同盟关系。话虽如此，印度在巴以问题、伊朗问题、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对美国与巴基斯坦功能性关系的态度，并未显现出与美国存在任何战略性分歧,即便在美国实施对俄制裁的情况下，印度依然与俄罗斯、伊朗积极进行交往。印俄友好关系在次帝国主义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对立性，然而，这种关系目前却正在不断得到强化。

在应对美国时，印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相对的政治自主性。从策略层面来看，印度倚重半周边国家集团——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及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上海合作组织（SCO）。不过，与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中那些坚决反对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其他国家不同，印度长期以来一直两面下注，试图在各方之间左右逢源。

然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在南亚推动的基础设施项目黯然失色。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的部分成员国现已加入“一带一路”，但印度、不丹并未参与（不丹在印度的影响下未加入）。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CPEC）将瓜达尔港的基础设施与转运航运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重要的替代性贸易路线。通过这条路线，石油能够经由管道从瓜达尔港直接输送至中国西南部，同时，中国产品也可先运至瓜达尔港，再转运至全球各地。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推动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支持。该倡议将贷款融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合同紧密挂钩，并与周边地区的工业发展有机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范围广泛，涵盖中亚、西亚、非洲，同时通过“中国 —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将中南半岛纳入其中。在南亚地区，“一带一路”项目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和缅甸，具体包括中巴经济走廊（涵盖瓜达尔港的扩建）、2010年起在斯里兰卡运营的汉班托塔港的扩建项目、中国与孟加拉国之间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及
“中缅经济走廊”。

在斯里兰卡的运营管理下，汉班托塔港长期面临着严峻的亏损难题。在深陷财务困境、无力偿还债务之际，斯里兰卡政府于2016年实施了债转股措施，将该港口以长达99年的长期租约形式移交给一家中国国有企业。这家中国企业由此获得了港口管理公司的多数股权。依照协议，中国国有企业承诺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期望使港口实现盈利，并且计划在十年内逐步减少其在港口管理公司的股份份额，并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斯里兰卡的合作伙伴。

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长期租借给中国，由中国对该港口进行管理，这一举措引发了美国和印度的安全忧虑。为对抗中国日益增强的地区影响力，帝国主义大国及其次帝国主义盟友决定采取行动。它们首先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的贷款，在科伦坡港建设了一个深水码头。这笔贷款与印度总理莫迪所青睐的大型财团——阿达尼集团有关联，阿达尼旗下的阿达尼港口公司、经济特区公司（APSEZ）拥有科伦坡西部集装箱码头51%的股份。

中巴经济走廊，包括瓜达尔港以及汉班托塔港等，引发了印度权力精英的深切安全忧虑。这种担忧得到了美国军事情报承包商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提出的“珍珠链”地缘政治理论的进一步支持与强化。该理论认为，中国正在其海上交通沿线部署军事及经济资产，同时不断深化地区关系。这一战略布局始于南海，途经马六甲海峡，横贯印度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

在印度洋区域，印度与美国持续向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发出警告，提醒其警惕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印度在马尔代夫增强军事影响力的举措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这种情绪在2023年秋季以及2024年春季的选举中得以充分体现，主张国家主权的政治力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新上任的政府随后驱逐了印度的武装部队，并废除了侵犯国家主权的秘密协议。然而，对于印度和美国来说，马尔代夫的战略位置极为关键。这个在1887年至1965年期间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国家，不仅位于印度洋主要海上航线之上，而且靠近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因此，使这个群岛国家远离“中国影响”，对印美两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西方媒体普遍给马尔代夫国内主张维护本国主权的政治力量贴上“亲华派”的标签。

六、中印实控线边界敌意再起

中印边境拉达克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温，这与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紧密相关。尤为关键的是，美国在2020至2021年期间向印度提供了与中印边境军事对峙相关的实时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涵盖拉达克及其相邻的中国西藏西部班公湖附近区域，还有拉达克北部与中国新疆、东部与南部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地带。在这些地区，小规模冲突的爆发源于双方对拉达克地区边界线存在分歧。然而，在这些军事冲突过后，中国似乎表明其无意在中印双方界定的边界地区谋取更多领土，并愿意考虑边境实际状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决定撤出班公湖周围的“灰色地带”。但是，尽管中方做出了这一和解姿态，到2022年底，印度政府仍在距离中印争议边界仅100公里的北阿坎德邦组织美印联合高空军事演习。

七、中印边界实控线敌意再起，由什么原因引起？

2017年6月26日，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阻挠中方在洞朗地区修路，制造了中印边界的第三个冲突点。印度国防部、外交部、印度大型媒体以及大多数自称为安全专家的人士均认为，中国有意将中印不丹边界进一步向南推进，以便在发生战争时能够更好地“抢占”连接西孟加拉邦及印度其他地区，与东北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即所谓的“鸡脖子”，进而切断这些邦与印度国内腹地的唯一直接陆路联系。这种牵强附会的推测为其入侵中国宣布拥有主权且在中国实际控制下的领土（但与印度掌控下的不丹存在领土争议）提供了“理由”，这反映出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政权对华敌意的不断积累。

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似乎对1993年9月中印《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议》、1996年《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以及2005年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补充议定书置若罔闻。总体而言，这些协定涵盖了在边界争端解决之前维持实际控制线现状（1993年协定）、为避免爆发敌对行动采取军事建立信任措施（1996年协定）以及实施建立信任措施的方式（2005年议定书）。

实际上，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随着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印度政府似乎忘却了其在2005年4月签署的《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中所做出的承诺。该协议第一条明确规定：“不应允许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第四条规定：“双方将适当考虑彼此的战略和合理利益，以及相互和平等安全的原则”，第五条指出，在解决边界争端时，“双方将特别考虑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和双方的合理关切与敏感问题，以及边界地区的实际状况”。此外，正如第七条所反映的，在“达成边界解决方案时，双方应保障其在边界地区定居人口的应有利益。”

帝国主义大国支持次帝国主义国家的主权主张，并与之合作推进反华的印太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是否会如同中国一样致力于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两国争端呢？印度又是否会遵守2005年4月签署的《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呢？中印实际控制线至今仍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边境地区之一。然而，即便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帝国主义与印度次帝国主义关系的对立一面也有所显现。因为至少在印度与中国边界争端的直接、有限的方面（即就实际控制线地区达成一致），谈判仍在两个大国共同参与上合组织的背景下持续进行。2024年7月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今天上午在阿斯塔纳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双方讨论了早日解决边境地区遗留问题。我们同意为此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加倍努力。”

八、战略全貌与一些推论

我已然阐述了印度作为次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及其在美国反华印太战略中所充当的主要合作伙伴角色。然而，印度在美帝国主义计划中所扮演的这一角色，其更为广泛的战略意义以及“全貌”究竟是怎样的？

历史上，亚太/印太地区的国家曾遭受过美国、西欧列强，包括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以及日本的入侵、占领、殖民化和半殖民地化。在去殖民化之后，以各种形式摆脱殖民身份，并在经济、军事上实现赶超始终是一项长期持续的任务，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如此。自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内部和资本主义之外的漫长转型期，这一点与印度极为不同，形成了鲜明对比。

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面对在由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实现发展的挑战，中国精妙地权衡了自身的利害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捍卫国家独立，引领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并且不断提醒自身，人民、被剥削者和被统治者“渴望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全球进程”。中国的反帝斗争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均体现出社会主义的视野。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海陆疆界和专属经济区方面，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曾被澳大利亚统治近六十年）以及后来的日本（曾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获取了极大利益。在东海，日本、中国和韩国在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存在争议，同时，日本与中国围绕钓鱼岛主权也产生了争端。

随着中日、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中国飞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ADIZ）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一行为引发了美日的警觉。该识别区系由美国武装部队设立，与所有此类识别区相同，并无国际法依据。作为回应，中国于2013年宣布设立自己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采取的必要措施，旨在对该区域内飞行的飞机进行识别、定位和管控。实际上，中国政府甚至已暗示正在考虑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作为曾经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直截了当地主张自身主权以及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提升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权利，这令美国和日本深感不安。尽管美国约有400个军事基地近乎将中国包围，但美国和日本仍决定进一步推进他们自行构建的印太组织，以获取军事安全优势，并满足军事部署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要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作为“四方安全对话”的伙伴，一直试图确保印太地区海上交通线安全。中国的主要应对举措是自2013年开始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通过东南亚连接南亚、西亚（中东）和非洲的印太海上航线，并通过港口建设实现相互连接。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该倡议以反对军事集团为基础，坚持一个国家或集团的安全不应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为目的。

我想指出的是，当我们审视中国在经济、军事领域迎头赶上的发展态势时，可以看到次帝国主义印度是如何全面参与到华盛顿的反华战略中的。中国正努力克服历史上所遭受的屈辱——包括部分领土被侵占、半殖民化的屈辱经历，以及当前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威胁。这些威胁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类似北约的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次帝国主义国家印度的支持。从本质上讲，这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地缘政治、军事和外交行动与反制措施，双方都盘算着对方可能的策略，并提前计划反制手段加以应对。这种危险的不安全感螺旋式上升，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人民构成了严重威胁。

关于印度的状况，我坚信其具有依附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对于哪些行动和政策最能维护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有着清晰的认知。在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政府判定通过谈判解决与中国的边界争端并不符合其战略利益。为达此目的，印度国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华情绪浪潮，对印度人民和武装部队进行动员煽动，使他们承担起由依附资本家阶级和印度权贵所推动的野心所带来的沉重代价（这些权贵在诸多方面的想法和行为与英国殖民者极为相似）。

遗憾的是，即便时至今日，依附于美国的印度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在权衡自身利益之际，其思维方式、观念及行为与过去相比并无实质性差异。在1962年中印战争时期，美国统治阶级成功地促使美国政府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尼赫鲁政府旋即予以接受，由此显著强化了美印关系。与美国政府的意图相一致，美国统治阶级亦期望印度加入美国主导的阵营，与之建立军事同盟，并构建与之相适配的所有其他合作机制。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印度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或许对此持欢迎态度，但在当时这种情况并未实际发生。然而，诚如我先前所指出的，当前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与往昔相比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今，有迹象显示，印度或许正朝着与美国建立更为紧密安全合作关系的方向迈进。虽然印度尚未如同日本、澳大利亚那般与美国正式缔结成安全同盟，但是印度精英阶层对他们所构想的“大婆罗多”与“大印度”（Greater India）的理念愈发认同。印度政府期望借助与美国在其反华印太战略中的合作，将印度塑造成一个“领导型大国”，并且正在逐渐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事实上的军事安全盟友。

从宏观层面审视，以中国抵抗美帝国主义为核心的“全景图”令人震撼，而印度作为次帝国主义大国，却在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印太计划中与美国相互勾结。令人悲哀的是，印度的权贵阶层以及依附性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试图将印度包装成“世界导师”（Vishwa Guru），但实际上却将拥有丰富反帝国主义传统的祖国——印度曾在1937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支持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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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印学者：为何说如今印正抛弃“反帝”传统，成为帝国主义走狗？（上）

作者简介：伯纳德·德梅洛（Bernard D'Mello），著有《纳萨尔巴里之后的印度：未完成的历史》，20 世纪 80 年代起担任《经济与政治周刊》和《前沿》杂志记者，现居孟买。

本文编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4年9月1日文章，原标题为Sub-Imperialist India in Washington’s Anti-China “Pivot”，原文链接为https://monthlyreview.org/2024/09/01/sub-imperialist-india-in-washingtons-anti-china-piv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