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雷定坤：没想到，印新晋中产阶级对印政党政治竟有这样的影响…（上）

自印度独立以来，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及划分标准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持续扩大的中产阶级规模不仅是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讯号，也是政府脱贫政绩的直观反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呈快速发展态势，社会财富的累积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大量民众迈入中产行列；[1] 全球化浪潮下，印度庞大的人口和市场以及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中产阶级、新兴中产、进取中产等术语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印度民众更是以自诩中产为傲。[2] 因此， 了解社会中产群体的特征及其政治倾向是各个政党开展选举动员的重要内容。

印度人民党在20世纪80年代抓住国内中 右翼意识形态的政治真空 ，获得大量印度中产群体的支持，得以迅速崛起。尽管当前莫迪政府仍努力将自身打造成 新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拥护者 ，但近年来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印人党愈发倾向 民粹式的福利动员路径 ，过多关注落后阶层，背弃了中产阶级群体的利益，逐渐在失去后者的支持。 现实佐证，印人党未能实现稳定把控人民院和联邦院的野心，在地方邦选举中表现起伏不定，2019年大选压倒性胜利的选举势头并没有在邦立法会的选举中得以延续。相反，若以2019年人民院选举（大选）时选区作参考，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德里国家首都辖区（Delhi NCT）、比哈尔邦、卡纳塔克邦丢掉共39个选区，[3] 最终也没能成功地在这些邦单独组建政府。国大党除了在卡纳塔克邦有优异表现外，并未斩获印人党丢失的绝大多数选票，这些选票更多地被地方性政党所吸纳。 其中收益最大的是声称代表中产阶级的印度平民党， 其不仅连续拿下德里的立法会选举，又借助印人党农业法案推行受阻的机遇赢得旁遮普邦，甚至在古吉拉特邦也有所斩获。然而，五年后的2023年，面对来势汹汹由反对党组建的 “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 的挑战，印人党调整策略，相较2018年斩获了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的立法会选举， 国大党则表现黯淡。

印度选举政治形态为何出现了这样的波动？印人党在扩张其省邦政治势力版图时究竟面临怎样的挑战？应该选择怎样的策略？尤其是，印人党在多大程度上能挽回或继续争取庞大中产阶级的支持？要回答以上问题，首先需回应印度中产阶级究竟指的是哪一群体？该群体对印度政治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解释当前印人党对中产阶级的定位及动员方式？ 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尝试从中产阶级群体与政党互动的视角切入，分析印度政治当前的发展与变化。

一、既有文献解释及其不足

针对印度中产阶级的政治选择及其对印度政治影响的研究较为分散，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是中产阶级通过公民抗议展现政治影响。 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产阶级是大多数国家民主机制运转的支柱，其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消费能力激发市场活力，通过良好教育和专业职业在社会各阶层间引领主流价值观、建立认同感，提升社会凝聚力；或者在政治参与中推动治理水平的提升，缓和因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张力，从而保障经济和政治的稳定。[4] 与之相应，中产阶级同样也具有扰动政治局势的能力。20世纪末以来印度出现了两股由中产阶级领导的抗议浪潮，一个是反对扩大低种姓和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参与，另一个是抗议将种姓和宗教身份政治化。[5] 这两股公民抗议浪潮实质上在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也重申了中产阶级群体在印度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 ，因传统中产阶级（精英阶层）感受到来自下层阶级的挑战，他们通过政治参与推动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以重新巩固其优势地位， 科布里奇（Stuart Corbridge）和哈里斯（John Harriss）将该群体做出的反应称为“精英叛乱（Elite Revolt）”。[6]

印度中产阶级抗议。图源：nytimes.com

二是中产阶级在公共领域通过舆论制造和议题设置影响政治。 印度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对现有民主进程或民主质量的不满与批评。该群体不同于边缘群体、从属群体（subaltern）通过直接参与选举政治来发挥影响力，中产阶级群体普遍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通过多种媒介平台引领公共舆论、间接进行议题设置等绕开正式选举程序的方式获得政治影响力。[7] 印度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数字媒体的多样性带来了新形式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辩论，中产阶级群体也是印度六亿多互联网用户中的观点制造者和舆论引领者，[8]  政党选举动员过程中的信息传播不再完全依靠主流媒体，中产阶级群体的话题引领能力通过数字平台得以充分展现。

三是中产阶级通过自身整体的经济选择影响公共政策。 一个经济体的良性发展需要足够的总体消费水平，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一个稳定增长的中产阶级也被视为新兴经济体的“最佳击球点”，即新兴市场不断发展的最佳状态。[9] 因此，该群体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对政府的政策内容和政策执行造成影响。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成功推行一般有两种维度的解释，一个是在国家层面上从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执政末期以减税和放宽消费品限制为代表的“精英政策”（elite policy）式的自由化尝试[10]；另一个维度聚焦社会层面的推动，尤其是大商业资本与中产阶级之间通过新兴的资本市场所产生的一种结构性联系，前者通过从广大中产群体融资获得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后者也在前者快速的资本累积中分得收益。[11]  因而，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其选择最终推动了印度经济自由化政策的落地生根。

现有的文献总结了印度中产阶级影响政治的几种重要方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总结将印度传统的“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对政治的影响混为一谈，没有清晰区分他们在政治诉求上的不同，以致很难理解和解释为什么长期被视作印人党坚定支持者的中产阶级开始出现不同的政治倾向、如何去看待因为中产阶级群体政治支持的短期波动对政党造成的影响。现有偏功能主义式的解释路径在揭示该群体与政党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不足，也无法有效解释无论是传统的中右翼政党还是新兴中产阶级政党为何都出现了显著的福利主义转向。因此， 本文将首先梳理出界定印度中产阶级的主要方式，并借鉴行为主义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的视角，细分中产阶级中实际发挥显著影响的群体，以及政党对他们的回应与动员方式的调整，以求更好地理解这一庞大群体对印度政党政治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概念界定

一般意义上， 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对概念，即相对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的一个中间群体。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职业分工的细化，中产[12]概念的指涉也从最早托马斯·吉斯本（Thomas Gisborne）所用来指涉那些居于大地主和城市工人阶级、农业工人之间的企业家阶层，[13]到当前指涉范围涵盖专业的白领、服务业阶层。尽管有批评指出，中产的指涉对象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类别，其概念有效性也颇受怀疑，[14]  但在发展中国家， 中产阶级不只是基于经济水平的相对定位，而是更接近一个 绝对概念 。 成为中产意味着拥有足够的物质保障，不仅能够规划未来，还能够在生活中遇到突发变动或挑战时，从容应对，而无需永久性地降低生活标准。 [15] 理解印度的中产阶级，情况则相对更加复杂，学者们一般会选取不同的切入标准。

（一）

印度中产阶级的多种界定

比较常见的是依据家庭收入水平来对中产进行界定。 印度全国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CAER）提出的标准为家庭年收入在20万至100万卢比之间（2001~2002年的价格水平），若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换算为每人每天收入约为11美金至55美金之间，这一标准下2010年印度中产人口约为1.5亿人。[16]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定义，印度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家庭实际年可支配收入在20万印度卢比到100万印度卢比之间的家庭。[17] 皮尤研究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中认为，根据家庭日均收入在10~20美金（或800~1600卢比）的标准，印度只有约2%的人口能达到中产的标准，而80%的人口都属于低收入群体。[18] 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Nirmala Sitaraman）将印度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在贫困线以上但低于180万卢比的群体。[19] 此外，印度在2001~2011的十年时间里，贫困率从35%降低至21%，但是中产只增长了两个百分点，而同期中国中产的增长率是印度的六倍。[20] 换句话说，印度大量脱贫的人口仍徘徊在低收入阶层，而并非在严格意义上迈入了中产阶级行列。一些学者倾向选取人均单日收入作为划分依据，例如卡拉斯（Homi Kharas）采取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平均贫困线作为中产阶级下限，而将卢森堡收入中位数的两倍水平作为中产阶级上限，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为参照，得出新中产阶级的定义为人均日收入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21] 又如，有学者直接采用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产的上限，将70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线中位数作为下限，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个人收入2美元至13美元之间的标准。[22]

印度2018-2019年的年收入分布。图源：moneycontrol.com

相较收入标准，诸多学者更倾向于用人均消费来界定印度中产阶级。 从个人消费的角度出发，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迪弗洛（Esther Duflo）等学者将个人日均支出在2美元至10美元作为定义中产的标准（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同时2美元至4美元消费标准为下层中产阶级，6美元至10美元为中上阶级标准。[23] 按照该标准，印度2005年至2012年这七年时间里中产阶级群体占比从30%上涨至超过50%，体量从3亿人涨至6亿人，其中城市中产阶级从1.54亿上涨至2.49亿人，涨幅低于农村新中产群体。[24] 尽管该标准严苛程度低于国际水平，但似乎无论是印度政府还是民众都更加愿意接受近一半人口已经进入中产的美好景象。德维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和米兰·瓦什纳夫（Milan Vaishnav）在《民主的花费》一书中也指出近一半的印度人都将自身视为中产阶级。[25] 当然，结合印度民众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存在更多丰富的界定标准。例如，有学者选取了交通通行工具作为参考指标，[26] 也有学者根据职业类型来界定中产群体，或是通过不同维度对中产群体划分更多的子类别。[27] 这些多样的划分标准尽管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中产，但是对于其规模的把握过于复杂，而对理解他们如何影响政治又不够直观。

本文更倾向于采用班纳吉和迪弗洛等学者从个人2~10美元日均消费的标准来界定中产阶级。 原因有三： 一是 中产的意义在印度民众心中远超其经济含义，尽管该标准低于国际标准，但该标准所框定的近六亿的中产规模与社会民众的心理预期更加符合； 二是 确立标准并预估中产群体规模并不是本文核心探究的内容，本文更关心政党在动员时所认定的中产群体，反过来，这部分群体的选择对印度选举政治会产生实质的影响； 三是 结合其他国际标准，这六亿人中绝大多数属于中下阶级群体，即刚迈过贫困线的民众，这些民众抗风险能力差，尤其对福利相关政策更加敏感，其政治选择的易变性更高，相应地对政党表现的影响也就更加直接。

（二）

分析视角：行为主义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

厘清印度中产的不同界定标准后，本文认为理解印度中产对政治的影响，需要聚焦中产阶级内部容易产生变化、对外界干扰极为敏感且体量占比足够影响政治结果的中下阶层群体或下层中产阶级群体。 不同于传统上通过种姓、族群、宗教或庇护政治的研究路径，本文将借鉴行为主义经济学中损失厌恶的视角，尝试理解印度中产群体近年来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变化，以及相应所引发的各政党的策略调整。

损失厌恶是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最初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 1979 年提出的前景理论的一部分，该理论主要描述人们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如何做出决策。[28] 其中，人们往往会根据他们当前的现状来评估下一次选择带来的潜在结果，是一种相对的选择，而不是绝对地看待收益或者损失。这种相对评价的理念导致了损失厌恶，而损失厌恶主要描述了与同等收益的积极影响相比，人们对于损失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敏感。[29]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的研究指出，人们因失去100美元所产生的负面情绪远远高于获得100美元带来的正向感受。[30] 这种偏见往往导致人们在做一项决定时，即便可能产生的结果客观上是完全相同的，但也会以避免损失而不是寻求收益为基础。损失厌恶还被进一步细分为 价值损失厌恶 （Valence Loss Aversion，VLA）和 占有损失厌恶 （Possession Loss Aversion，PLA），前者主要强调个体对负面的变化比正面的变化更敏感，即主观情感上厌恶任何不理想的变化；而后者强调个体对已经拥有的东西更认同，失去已经拥有的比获得新的事物更加敏感。后者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已经占有的东西估值更高，而对自己厌恶的东西估值更低。[31] 布伦纳（L. Brenner）等学者的研究细化了损失厌恶的应用场景， 价值损失厌恶在一切不理想的事件变化中拥有更高的权重，而占有损失厌恶则在个体（已拥有的）物品的离开（leaving）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占据着更高的权重。 [32] 塞勒的研究还指出，人们拥有一个 心理账户 （mental accounting），倾向于在实现或达成一个目标的过程中在心里默默记账。

损失厌恶。图源：medium.com

政治学学者也同样借用该概念，研究选举政治中选民对于政党纲领、政策内容的反应。 例如洛克伍德（Ben Lockwood）和洛基（James Rockey）基于唐斯模型，系统地研究了代议制民选框架下损失厌恶是如何影响选举竞争的。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美国选民更多是损失厌恶型的，此类选民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现状（status quo）为参照点。对政纲（Policy Platforms）的损失厌恶会导致政纲僵化以及政纲两极分化的减少，而对候选人普遍价值判断（Valence）的损失厌恶则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同时还可能出现非对称均衡，使在任者的优势减少。[33] 因而理论上来讲，根据唐斯模型以及损失厌恶的影响， 政党的策略选择一般是避免过于激进的政策，减少选民对于可能产生的损失的担忧，争取更多的选民群体；此外对于选民来说，也会倾向于选择那些避免使其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受损的政策纲领或候选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选举政治中运用损失厌恶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类似美国这样的两党竞争的格局，且通常采用 博弈论 的视角，探究其对于政党极化以及对争取中间选民的影响，但印度多党议会联邦制选举体系下， 损失厌恶的视角对于理解政党选举策略以及整体选举态势同样具有极大的价值。

因此，基于损失厌恶的视角并结合本文研究的问题，提出 三个基本假设 ： 一是， 普遍认可的印人党坚定的中产支持者，实际指的是传统“老”中产，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较强，并作为直接受益者对印人党长期发展与国族构建的愿景更加坚定； 二是， 印度自2010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大部分民众跨过贫困线进入下层中产阶级行列或印人党所标榜的“新晋中产”（Neo-Middle Class），但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及外部挑战加剧，国内宗教式民粹势头裹挟底层民众利益，大量“新晋中产”再次回落至贫困状态，这种损失厌恶导致他们在邦立法会选举中倾向选择能为其带来实际、直接收益的地方政党； 三是， 面对下层中产阶级损失厌恶所做出的政治选择，党派纷纷调整动员策略，加大福利主义政策的倾斜力度，强化对该群体的选举动员。 下文将首先梳理并阐述印度中产阶级子概念所指涉的群体及发展变化的过程，再通过案例聚焦进行论证。

三、“新、老”中产演变与新晋中产的命名

理解中产对印度政治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选举政治上的投票选择。 印度中产群体庞大且构成庞杂，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概念的含义及内部细分群体的比重发生着巨大变化。因此， 厘清印度中产群体自身的发展是理解其政治倾向的前提。

（一）

英殖民时期“精英中产”的产生

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并非没有产生中产阶级的要素或机遇。莫卧儿王朝拥有大量手工业贸易者，他们依据在海外的中间人出售大量精美手工艺品，积累财富后在印度次大陆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业协会。但由于印度传统种姓制度的制约，职业分工、财产归属、知识垄断等规定造成了社会低流动性，[34] 加之君主专制对这些早期贸易者财富的大量攫取，原本在印度出现的中产的苗头或要素未能成功转化为一个社会阶层。

印度中产阶级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要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 印度著名社会学家杜尔贾蒂·普拉萨德·慕克吉（Dhurjati Prasad Mukerji）坚定认为印度中产阶级是殖民时期社会经济及教育政策的产物，需放在印度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大背景下去理解该群体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英国殖民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可概括为 冲击、适应和重塑 的过程。 首先， 英国对印度社会进行了体系性冲击， 引入了基于货币和大机器生产的经济形式，并采用新的土地分配与安置方式，造成了 职业流动性 ，[35] 同时强加以英语为媒介的教育体系。在适应过程中，印度出现了由新土地收入制度催生的农村地主阶级和由英语教育催生的城市精英群体，组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 然而，这个中产阶级由于在教育理念和语言使用方面与普通民众存在脱节， 缺乏本土根基，带有 “精英色彩” 。殖民时期大量在政府部门工作、英语流利的印度人也被称为“文职阶级（Babu Class）”。[36] 笔者称该时期形成的中产群体为“精英中产”，其期望是实现西式现代化，效仿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发展模式。[37] 虽说中产阶级在印度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殖民时期的“精英中产”具有一种“分裂的人格”。 [38]  客观上，该群体促进了 英国殖民统治的巩固，又同时成功领导了一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斗争； 一方面促成了印度的分治，另一方面成为独立后印度有计划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影视作品中演绎的英殖民时期印度文职阶级。图源：abirpothi.com

殖民时期印度“精英中产”阶级的诉求在意识形态或思想理念上与印度传统社会产生了多种对立：物质主义、世俗价值与印度传统灵性主义的对立，个人主义与传统的集体主义倾向的对立，理性认知与神话信仰的对立。在这些对立形成的张力背后，体现的也是“精英”中产的异化，某种程度上该群体深化并稳固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社会的干预与管控。然而，进入殖民中后期，当“精英中产”发现自身诉求不再能够得到满足，曾经接受的西式教育理念在殖民者的现实利益面前被一次次粉碎时，日益壮大的该群体选择“学以致用”，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另一重要概念的指涉对象——民族主义者，领导印度社会的民族起义。在这个意义上，殖民时期印度民族主义是印度中产阶级受挫反击下的副产品。[39] 殖民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并没有足够的机会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中产阶级”，这或许与印度传统文化有关，然而本质上是因为殖民时期的中产群体是外来者精心选择和“制造”下的产物，[40] 相对于独立后的印度中产而言，殖民时期的中产群体常被称为“传统”“本土”或“旧”中产，由印度教高种姓、贵族穆斯林以及其他高地位的专业技术和政府公务群体构成，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

（二）

独立后印度的“新”中产

印度建国后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印度社会划分中所谓的中产阶级仍以殖民时期创生的、规模较小的“精英中产”为主体。根据印度1951年人口普查，印度总人口约3.6亿人，其中中产阶级群体（所谓的旧中产）只有约500万，占比不到1.4%, 且几乎属于各层级政府公职部门人员。1971年印度官方数据显示，中产群体人口增长至1120万，相比同时段印度总人口的增长，印度中产群体仍然占比极低。[41] 该群体享有相对优渥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基本属于政府公职人员，其社会关系网络发达，财富稳步累积的过程中也滋生大量的腐败。但该群体内部凝聚力水平低，身份认同在不同情境下因需而变，他们既可以对语言分邦的地区主义政治奔走呐喊，也可以成为保留制度的受益人或强烈反对者。 简言之，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时期，印度中产更像是一个拥有不同诉求、领取固定工资的专业技术阶层。

拉吉夫·甘地执政后，印度逐步探索混合制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尝试有限度地松绑部分行业管制，鼓励私有企业积极参与。1947 年前， 英国殖民时期所产生的“旧中产”（精英中产）群体利用自身的关系网络开始参与私有经济的发展 ， 加上拥有相对较强的消费能力，摇身 一变成为“新”中产， [42]  而从该时期起，对中产的界定标准也随之倾向于群体成员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当然，这里的新、旧中产仍然存在一些细微的区别。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独立小生产者或零售店主的“旧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与以白领工人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存在区别，尽管二者都在不同层级上属于被剥削者，但是前者由于拥有稀缺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劳动监督的角色，能够从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中获得一定的剩余价值。[43] 不过从政治参与角度看，拉吉夫·甘地被认为至少阶段性地，或暂时性地改变了印度自尼赫鲁执政以来印度政治家的面貌，尤其是区别于英迪拉·甘地执政中后期的民粹主义道路选择。[44]  从英迪拉·甘地“消除贫困”的福利政策向拉吉夫·甘地“改革、发展”话语叙事的转向，极大地激发了印度中产的热情，政治参与更加活跃，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意愿更强。 不过，颇具讽刺的是，中产群体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大党因博福斯腐败丑闻（Bofors Scandal）输掉1989年的大选。

拉奥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自由化趋势的基础上于1991年加速推进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激活了社会力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在此过程中，已逐步实现“新”中产身份转变的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有更多私有企业员工、白领阶层、个体商业主进入中产行列，从社会经济指标衡量，新中产也不再集中于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

（三）

“新晋中产”的话语叙事

尽管自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中产阶级（新、旧）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增幅并没有印度国内政党和媒体叙事中所宣传的那样庞大。得益于经济发展，大量底层民众脱离了贫困线，但是并未达到传统“新、旧”中产的门槛。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印度在2001年至2011年的十年时间里有大量底层民众摆脱贫困，下层阶级群体规模增加了2.73亿人，而“新”中产阶级增加了1700万人口，仅约占总人口的3%。[45] 因此， 在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尽管大量人口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但与民众印象中大量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的叙事却存在较大出入。

印度2021年月收入分布。图源：x.com

中下层群体或许在划分标准上与传统中产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不可否认该群体所呈现出的政治意义并不逊色。 数量庞大的中下层群体受惠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对政党与政府有更多诉求，参政议政的意愿强烈。 2012 年 12 月，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立法会选举前首次将“新晋中产（Neo-middle class）”写入政党宣言，他们是那些“由于过去一年的飞跃发展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人”。[46] 有批评者认为这一模糊的新术语旨在分化、对标以最终控制民众不切实际的预期，毕竟所谓的新晋中产只是刚迈过贫困线但远未及城市中产阶级标准的群体。[47] 印人党2014年大选前的政党宣言中进一步阐述了何谓“新晋中产”：“一个全新的阶层出现了。他们从穷人的行列中脱颖而出，尚未在中产阶级中稳定下来，他们就是‘新晋中产阶级’。”[48] 此后，莫迪在多个竞选集会场合强化新晋中产概念，为他们描绘未来美好蓝图。例如他在2014年比哈尔邦“荔枝之城”穆扎法尔布尔（Muzaffarpur）竞选集会上高呼，“下一个十年将属于落后种姓”；在喀拉拉邦也声称“未来十年将是社会边缘群体的时代”。[49]莫迪在2019年政府预算案提交后再次强调，“很高兴看到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的枷锁。我们的新晋中产正在崛起，他们的梦想也在崛起。”[50] 2024年大选印人党政党宣言中再次单列一个部分，名为 “为新晋中产赋权”，“在过去10 年里，由于全体公民收入的稳步增长，许多家庭加入了新晋中产阶级的行列。”[51]  

莫迪的新术语模糊了基于固定社会经济标准的阶层划分，巧妙地利用了大量下层民众以中产自诩的内心满足感，但同时又使得“中产”这一概念的内涵属性缩小，外延指涉范围进一步扩大，进而复杂化人们对印度中产群体的认知，从而导致一种似乎人人都属于中产的错觉。 但根据莫迪政府在不同时期对这一新概念的诠释，我们逐步可以确定新晋中产不同于老、新中产的概念内涵。 首先 ， 不同于老、新中产是在历经长时段社会变迁后客观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新晋中产是一个服务于选举动员所刻意创造的概念，本质上为动员大量脱离贫困线的下层阶级的选票；[52]  其次， 老中产（精英中产）与经济自由化改革后产生的新中产存在延续或重叠，但新晋中产群体则并不属于前两者指涉范畴，而是莫迪2012年起刻意划分的。 最后， 新晋中产的显著特点为不稳定性、抗风险能力弱，以及面临随时跌落回贫困底层的风险。

“新晋中产”是印度人民党为淡化其高种姓政党标签，尝试跨种姓、跨族群以吸纳中下层民众的一个政治概念。 20世纪80年代起，一众地方政党的迅速崛起，其所代表的一个个从属群体的利益诉求成为印度政界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低种姓群体及穆斯林群体愈发受到国大党执政联盟的支持，例如曼达尔委员会报告所带来的保留额度的增加，联邦和省邦政府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群体在教育、公共就业岗位的席位预留，极大地激励了一大部分人迈入下层中产阶级的行列，[53] 从而导致印度中产阶级一种公共身份的复兴，开始更加积极地发挥政治影响力。此后，印度人民党在各种场合的宣传活动中，积极动员和吸引中下层阶级加入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愿景中，宣称发展的福利不仅是传统旧中产的专属，这些数量庞大的中下阶层的诉求将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54] 与此同时，印人党所创造的“新晋中产”也是抓住民众对迈入中产的进取（aspirational）心理。一项对印度近7万人的抽样调查发现，受访者中近乎一半的民众都将自身定义为中产阶级，[55]  无论他们真实的生活水准如何，成为中产的抱负是一个关键的心理因素。 因此， 政党们无论是用新晋中产或“进取中产（aspirational middle class）”等词汇都是有意将该群体与底层穷人区分开来，迎合群体的心理期待。

“进取中产”的概念日益流行。图源：youtube.com

至此，本文已基本厘清从旧中产、新中产到新晋中产等围绕“中产”概念的诸多术语及其指涉，但要认识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通过选举政治直接影响各政党在印度的权力版图，则首先需认识他们的大致占比以及政治参与的意愿。上文已提到自印度经济自由化以来，广义中产概念外延的扩大下增速最快的实质是中下层群体，即跨过贫困线走出底层的民众，[56] 该群体占到中产阶级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57] 因此，倘若我们接受印度近六亿人口进入中产的判断，那么其中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人数就占到了四亿人。 此外，从职业类型上看，中下层群体主要从事街边小商贩、粉刷工、木匠、农业和建筑业临时工等非正式经济体的工作，[58] 与政府公共部门或正式经济体中任职的新、旧中产相比，该群体在收入上缺乏稳定性的保障。

从传统的种姓划分来看，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显示 其他落后阶层 （Other Backward Class, OBC）群体占新晋中产的比例，但是综合 OBC群体庞大的 数量 [59]以及大量OBC群体 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且收入水平逐渐增长 等因素，可以推断该群体是新晋中产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单个省邦的情况来看，古吉拉特邦近2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OBC群体从传统的农业向工厂、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等更加城市化的职业过渡，在新晋中产中的比例快速增长；[60] 拥有1亿多人口的比哈尔邦，其中OBC、表列部落（ST）、表列种姓（SC）总人口占比达84%，OBC群体（含极端落后阶层）就占到约63%；[61] 中央邦、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OBC的实际数量也远高于当前公开的比例，其中喀拉拉邦OBC占比超过30%，西孟加拉邦和卡纳塔克邦占比都超过了40%，中央邦更是超过了50%。[62] 2021年OBC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42%（约5.9亿），[63]除去1.6亿人仍处于多维度贫困，[64] 4.3亿人已脱离贫困。上文粗略估算，印度新晋中产人数约4亿人，再考虑到OBC与新晋中产划分方式、标准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新晋中产与OBC群体二者有较大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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