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瑾 |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向度

吴海瑾 |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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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共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取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任务要求，明确了当前需要在生产关系层面推动新质生产力从思想观念形态转化为具体实施方略。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是生产力实现质变的重要前提和量变基础，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面临的最大独特性。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区域发展更面临着基于创新极化趋势的生产力水平纵深式分化的突出问题。这需要立足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探寻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理据和价值意蕴，从学理层面构建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发展的共生关系，并在实践层面因地制宜规划布局新质生产力。对于不同禀赋条件的区域，应分类施策构建科技创新体系、优化产业结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平衡地区发展能力，逐渐缩小各区域在融入全国市场经济体系和新发展格局能力上的差距，形成更加公平的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同时有效提升全域生产力水平。

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理据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和使用生产力的概念，得出生产力运动规律，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一个历史进程，在量变中蕴含着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开启新的量变。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运动规律，强调生产力的新质产生并实现跃升需要考量特定历史阶段和区域内生产力量的积累状况。若脱离实际，空谈生产力的质效提升，可能会陷入误区，导致发展新质生产力异化为口号式战略和各个领域的统一化标签，而难以取得实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涉及产业、科技、人口等多重向度，而区域发展则是从空间维度上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环节。在遵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要求下，从区域协调发展向度进行多学科学理审思，有助于深刻把握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进而构建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发展的共生关系。

（一）区域禀赋差异是生产力实现质变的量变基础和前提条件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理论层面明确了生产力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跃迁过程。首先，生产力是人们社会生产实践能力的历史结果，是人们应用能力长期发展的结果。其次，生产力具有继承性，是一个持续量变的历史过程，并具有明确的历史方向性。因此，任何时代要实现生产力质的转化，都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并经过一定的量变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应用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的社会形式”。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尤其是考虑到东北地区的区域性战略地位和生产力布局情况而提出的。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逻辑看，我国地域广阔、人口规模巨大、资源禀赋差异显著等因素导致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均衡，这是当今中国推进生产力质的提升的前提和基础。基于这一现实，区域之间生产力发展的量变过程以及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的方式和路径不完全相同，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

（二）区域发展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场域和量变载体

区域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制度变革的试验田和产业升级迭代的转换场，为生产力新质的产生提供量变空间载体。

第一，区域发展为社会分工的细化、深化和广化创造空间条件。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本质上是社会分工发生飞跃性细化、深化和广化的过程。与传统时空观念下的分工合作不同，数字生态下的新质生产力不仅依赖规模庞大、畅通的国内市场，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链的分工与合作。区域协调发展为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稳定的国内消费，以及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深化和广化创造了空间条件，为新质生产力的萌发奠定了必不可少的量变基础。

第二，区域发展为新产业迭代布局提供落地载体。新质生产力面向新兴认知域、信息域等前沿领域，通过前瞻性的规划布局，赋能新兴产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能够更加有效地契合和落实新产业布局，通过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迭代、优化升级，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因此，区域发展为催生新产业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主要阵地和场域。

第三，区域发展是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变革的试验田。新质生产力的萌发和培育不仅是一个突破性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过程，也是对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和环节进行调整和变革的过程，这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核心和本质。我国区域之间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历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区域发展呈现非同步性特征，进而决定了制度变迁和体制机制创新的非均衡性。因此，我国的重大制度变革通常都是以具备条件的区域作为改革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以确保制度变革的稳妥进行。

（三）区域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之间存在互动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区域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之间存在动能转化、产业迭代、要素集聚、价值实现等多种相互作用机制，对于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至关重要。

第一，动能转化机制。新质生产力以提升数智化水平和推进绿色转型为导向，赋能区域向新向绿发展，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新技术革命引领经济形态变革与发展动能升级，区域发展和竞争格局也将随之重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主要内容的数字科技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区域发展方式。人力、资本、技术等发展要素的空间共享可能性和可行性正在逐步提升，以物理空间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将向网络化虚拟空间集聚转化，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方式及空间格局都会产生深刻调整。生产要素的多样化及其供给方式的变革激发传统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链和价值链体系。同时，通过技术、数据、管理等新型渗透性生产要素对传统实体性生产要素的替代，可以有效降低对自然资源和传统能源的依赖。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还能实现多场景、多主体复用，提高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真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双重提升，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鲜明底色。

第二，要素创新性配置机制。区域畅通协调发展与新型要素集聚双向互动，推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全要素创新，不仅包括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更涵盖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及其所催生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以及不断优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组合方式。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促进了人才、技术、数据、资本等创新要素的集聚，进一步推动了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组合和流动。一方面，以畅通协调为基本特征的区域发展能够引导新型要素集聚并产生协同效应，从而放大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从发展规律来看，区域畅通协调发展具有内在的市场一体化属性，以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为目标，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之间的共联合作。从现实要求上看，推动区域畅通协调发展，能够促进产业要素、人力资源以及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有序流动、融通共享、高效集聚并实现优化配置，确保经济循环畅通无阻，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证机制。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运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替代自然资源、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正在改变原有的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产品架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人类可以利用的生产要素在种类和范围上都得到极大扩展，要素资源配置和集聚的模式与规模也随之发生变革，通过外部要素资源的耦合叠加来优化区域要素资源配置，能够引发区域增长方式的突变，推动区域畅通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人的价值实现机制。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全域协同共进，不断提升人的全面发展水平，推动实现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更新跃升。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在提升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能力上，形成了价值实现机制的互通。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尺度，二是人的发展尺度，这两个尺度不可分割。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质，不仅在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更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当所有人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普遍提升，才可能真正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人的生产能力、生活方式、生存空间、生态包容、生命关怀等方面的生产力，不仅强调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充分调动人的主体性，即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更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应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其重大意义在于正确处理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异化之间的关系。当今中国发展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强调以人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目标。从这一意义上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和价值目标是人的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超越与发展。而区域协调发展正是着眼于全域人民发展机会的平等性，通过政府调节，有效缓解因市场机制逐利性导致的区域之间在公共服务、社会基础设施、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不均衡性问题，缩小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在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差距，促进区域之间多维度利益的适度均衡，通过全域协同共进，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水平，支撑并带动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普遍性提升。

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的价值意蕴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密不可分。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宏观战略思路的空间表达和落实，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任务就是解决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不均衡问题。围绕这一核心任务，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宗旨和根本任务都是通过解决不均衡问题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各个区域人民的发展能力与水平。畅通协调是区域发展的新时代要求，是区域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生产力发展进入高水平状态的表现。在各地区根据其实际条件与功能定位形成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强化彼此间的协作互联，以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主体功能明确、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从这个意义上讲，畅通协调的区域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生产力新质组合方式及其先进性的衡量标准之一。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本质上与新质生产力具有内在统一性

区域发展格局是生产力发展和布局的空间具象。从历史经验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提升我国生产力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区域发展被赋予新的要求和内涵，主要包括增长的稳定性、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市场体系的开放性、社会的公平性等，其时代特征可以用“畅通”与“协调”两个关键词来概括。畅通主要指通过市场的开放机制确保要素流动畅通有序。通过畅通“双循环”促进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稳定增长，这既包括国内循环的畅通，即实现各个区域之间关系的平衡，促进发展要素充分流动与共享，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格局；也包括国内国际市场的联通，最大程度保证内外部资源的合理利用。协调主要指区域之间生产力布局相对均衡。在保障各个区域基于各自资源禀赋最大程度地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的同时，将区域差距保持在适度范围内，既摒弃顺其自然的两极分化，也反对平均发展、同构发展。区域间的差距应在充分挖掘优势和能力的基础上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各地区人民共享的内容不断丰富，不仅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的趋同和经济实力的共同增长，更包括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以畅通协调为时代要求的区域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方面，生产要素的畅通流动和区域之间生产力的相对均衡布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基础是要素流动畅通，其主攻方向和关键点是缩小区域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正在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广、科技含量高、交叉属性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为当今中国区域畅通协调发展提供了动力之源，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发展高度统一于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不断迈向发展高级阶段的历史过程，目前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本质正是发展质量不高。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构建更高质量的区域畅通协调发展格局，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缩小区域差距，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问题；充分发挥区域协调发展在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领域的巨大作用，使全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富裕程度达到更高水准，以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区域协调发展向度下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及意蕴阐发

总体来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面向未来的激发全局性变革的过程，在新科技革命的引领和驱动下，新质生产力能够在效率变革、质量变革、能源系统和动力系统变革、制度变革等多个方面突破传统生产力的局限。通过颠覆性的先进科技赋能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使其发生质的变化，进而推动新产业的迭代与布局、新动能的应用与替代、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以及新组合方式的转换与跃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语境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表现出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逐渐减少、生产方式更加聚合协同、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优化和谐的特征。为了深入理解其内涵意蕴，可以从融合性创新、市场体系建设、高端要素流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以融合性的先进科技和产业创新为驱动，做优存量、催生变量，增强生产力质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出技术融合性的特征，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等相互融合，形成颠覆性技术群。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语境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考虑地域独特性，处理好创新与守正、新兴与传统的关系，通过加速生产领域的技术转化与应用，催生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推动多主体、跨领域、立体式的融合发展和产业变革。

第二，以高度成熟的市场体系为支撑，发挥规模优势以聚集新的合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形成的过程，是社会分工发生飞跃性细化、深化和广化的过程，需要规模庞大、畅通无阻、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支撑。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体系，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规模优势。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语境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应通过建设高度成熟的市场体系，形成更多形态各异的创新场景和技术应用场景，以及以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为核心的成本更低、效益更高的绿色生产力。

第三，以高端要素的充分流动为基础，推进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高效率配置。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要素驱动的数量型增长模式的超越。一方面，可利用的生产要素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型高端要素正在逐步替代自然资源、能源等传统要素；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结构和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语境下，不同层级的生产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充分流动引导高素质劳动力、技术、知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空间配置，甚至出现虚拟空间配置，这将打破已有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格局，建立起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型机制，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第四，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为根本，为生产力跃升注入新的活力。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源泉，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带来分工的细化、广化和市场体系的扩大，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机会更多；另一方面，获得了全面发展的人能够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推动新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程度越高，生产力引起的分工越趋近于自愿。在区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落脚点，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提升公平导向下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分化趋势，不仅体现在东、中、西、东北部四个板块间的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固化趋势，还叠加了南北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加速分化等新差距样态。在科技进步和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区域分化还面临基于创新极化趋势的生产力水平纵深式分化的突出问题，这种分化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差距扩展延伸到共富能力、生活品质、创新能力、发展动能、人口集聚力等多个领域的差距，显现出多领域、多样化的特征和趋势。而能力提升上的两极分化又反过来成为提升生产力质效的最大障碍性因素，并继续加剧区域之间的分化趋势。这种不均衡的新极化趋势会直接影响到全局性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以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一）基于创新能力差异的区域发展动能与数字化水平分化

我国地域多样性特征明显，区域创新能力差异显著，形成了三类分化叠加态势。一是传统的东、中、西部创新能力的差距。长期以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凭借其较强的创新内生力量，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东、中、西部创新能力的差距几乎处于固化状态。二是南北方创新能力的差距。南方地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而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长期受重化工业需求拉动，资源型要素驱动模式和投资驱动模式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繁荣，却也因此错过了创新转型的最佳时机。随着资源逐渐枯竭和国企力量的衰落，创新逐渐乏力。由此，南北方的区域创新能力迅速分化，叠加东、中、西部创新能力的差距，使我国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三是数字化水平差距。近年来，数字经济加快了区域之间的收敛速度。成渝城市群以及贵州、江西等省份，通过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释放发展潜能，在数字经济的一些领域已呈现领先势头。产业数字化的高占比、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组织变革效应，逐渐将各区域按数字化水平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达地区，包括东部、中部和少部分西部地区；另一类是欠发达地区，包括东北和大部分西部地区。这无疑加大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难度，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健全完善区域分工体系都产生了冲击。

（二）基于资源结构和承载能力差异的算力区域分布不均衡

算力是集信息计算力、网络运载力、数据存储力于一体的新型生产力。当前我国数据和算力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凭借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雄厚的产业基础，吸引了大量投资和企业集聚，靠近市场和用户，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提供高效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服务，从而形成了对数据和算力服务的高需求。同时，丰富的人才资源为数据和算力中心提供了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撑，完善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则为数据和算力中心的运行提供了高效的网络连接和稳定的电力供应。此外，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有利于数据和算力中心的国际化运营。然而，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国土开发强度较大，有效的土地供应量持续收紧，显示出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趋势。受限于当前紧张的能耗指标和高昂的电力成本，东部地区已难以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相较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国土空间相对充裕，开发潜力大，特别是西部地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也为发展数据中心和承接东部算力需求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国家正通过“东数西算”工程解决我国东西部地区算力需求与土地、能源“空间”严重不匹配的问题，旨在通过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区域分工，构建数字型区域合作模式，统筹调度东西部算力需求与供给。但值得注意的是，“东数西算”工程在客观上更多强调疏解东部压力和利用西部资源，而对于将西部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利益关切相对不足，可能导致西部地区成为区域合作关系中的弱势方。

（三）基于开放程度差异的市场化水平和产业链融入能力分化

区域发展是一个不断提升开放能力的过程，受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国家区域政策倾斜以及资本逐利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南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开放程度上呈现出明显差异。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而西部内陆由于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开放门户、距离主流国际贸易地区路途遥远，且对外交流的基础设施不足，导致联通能力相对较弱。北方地区在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影响下，市场化改革的内生动力相对不足。基于此，东西部和南北方在全球产业链融入能力上也形成了显著分化。东南沿海地区已经从“走出去”阶段发展至“引进来”阶段，正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双循环”耦合协调度较高。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对外开放和产业链融入能力有限。虽然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向西陆路开放的门户正在打开，但基础设施尚待完善，陆路联通的成本较高，构建起完善的交通体系和市场体系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目前与之相联的国际市场空间和能量也相对有限。

（四）基于数字鸿沟的劳动者发展能力和福利水平的区域性分化

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由经济实力和财富分配传导至城市化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人民生活保障水平等多个领域，东西部、南北方在支撑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一分化趋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数字资源享有及数字能力发展上的差异形成了三重数字鸿沟问题。首先，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均，导致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尤其是农村地区在数字接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次，不同群体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同，老年人和农民等群体在数字化进程中常被边缘化；最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能力的差异正在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形成收入鸿沟。东部和城市地区凭借基础设施优势而经济增长迅速，而中西部尤其是农村地区则因数字化转型滞后而发展困难，加剧了劳动者发展能力和福利水平的区域性分化。

劳动者发展能力和福利水平的区域性分化最显著的结果是人口作为主要生产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呈现向东部、南部区域流动的趋势。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更快地向中心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汇聚。由于人口集聚水平的下降以及年轻人、科技人才的流失，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质量也出现同步下降的趋势。缺少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支撑，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地区崛起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会直接影响全局性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从而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推进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进路

在区域协调发展向度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尊重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化分布为前提，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指向，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发展水平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差异化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动能的转化。坚持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下新质生产力的规模优势。同时，将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特别要关注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与可能存在的返贫风险叠加的问题，着力解决新型区域发展能力分化的突出问题，逐渐缩小各区域发展能力上的差距，推进全体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整体提升，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一）尊重区域差异性与独特性，分类施策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动能转化

根据各地区的具体状况，以数字化转型作为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有针对性地促进新兴产业、新型商业模式和新动力的发展，加速动能转化，全面增强区域的创新实力，推动产业革新。

一是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科技领先优势和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前瞻性布局基础科学和科技前沿领域，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革新，使其成为我国打破关键技术壁垒的先行区，提升国家的综合创新实力和产业安全水平，掌握科技发展和经济安全的主动权。同时，利用产业创新的引领效应，培育世界级的未来产业集群，积极参与未来产业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构建独立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二是利用中部地区作为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重要地位，立足实体经济的根基，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三是加速东北和西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通过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和深度融合，鼓励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在优化现有产业结构的同时，加速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而加速发展动能转化。四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促进技术创新成果从发达区域向次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转移，推动产业和科技创新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和扩散。在引导创新链和产业链跨区域合作联动的过程中，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区域内外协同创新的良好格局。

（二）推动“东数西算”战略布局，优化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格局

构建“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是我国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提出的。通过构建高性能算力网络体系，在东部地区发展数据密集型产业，在西部地区则侧重于算力资源的建设，通过算力平衡协同和数据有效流动，促进多能互补和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

一是布局算力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以八个核心算力枢纽节点为基础，构建包括内部网络、节点间网络和跨地域网络的综合算力网络体系。每个节点根据其地理位置、资源优势和战略需求，承担不同的角色和功能，为各地区提供均衡的算力资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利用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节点地区的资源优势，建立面向全国的非实时算力支持中心，不断提升算力服务品质和利用效率，承担全国性的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非实时算力任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四个节点服务于城市群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优化数据中心布局，实现算力部署与资源的可持续协调，拓展算力增长的潜力。二是优化算力产业空间格局。鼓励东部地区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形成数据产业集群；在西部地区发展与算力相关的高性能计算、大数据分析服务等产业，构建算力资源池。三是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数据资源共享机制。通过搭建跨区域的合作平台，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同时，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交换格式，降低数据整合的成本和难度，推动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

（三）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与创新组合

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与创新组合的关键举措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真正打破行政区划壁垒，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通过制定并实施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目标精准的区域发展战略，逐步消除行政界限带来的隔阂，形成差异化、梯次化、渐进式的区域战略布局，构建一个多中心、多极化、点线面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主体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市场格局，进一步细化主体功能区，缩小区域政策单元，突破板块逻辑限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等不同空间主体和平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独特时空作用，统筹板块之间、南北之间、重点发展极之间、城乡之间等不同维度的关系，实现跨省区、跨板块的协同治理，推动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各类主体权利平等的制度环境。在国家层面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确立权责明确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确保各要素能够在市场体系中更加高效和自由地流动。尤其是需要加速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在城乡间确立完善的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并推动农业户籍人口向市民身份的转变，以常住人口增长作为土地要素供给的主要依据，重构人地房挂钩的土地供给机制。在地方层面上，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应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探索实行规划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方式一致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于东北地区，要加快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多元化进程，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优化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引入更多更优非公有资本，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提高企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挖掘东北地区的地理优势，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升东北地区在国内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对于西部及部分中部地区，应完善长期普惠的支持机制和精准有效的差异化扶持措施，优化区域间的互助机制，改进财政转移支付系统，提升转移支付的使用效率，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间的适度均衡，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与创新组合

相对于其他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组织架构中关键的构成要素是“新质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多地转向人的能力培养及均衡发展，应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目标，注重区域发展中的多维度利益适度均衡分布，推动当代社会向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一是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全民的劳动创造性。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依赖基础劳动，更需要以创新、创造为主的生产内容和能够驾驭先进生产资料的复杂劳动。这不仅需要适应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培育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全民数字技能，提升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生产效率，更需要引导欠发达地区产业和居民跨越数字鸿沟，借助信息化的力量着力解决医疗、教育等领域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减轻农村劳动者的生活压力，提高其生活质量，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均衡水平。二是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结合我国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精准定位教育公共服务的重点，建立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三是形成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体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确保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市场价值得到充分体现。通过构建基于各类生产要素（包括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贡献的科学评价体系，充分激发劳动热情，促进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四是聚焦农村和可能返贫地区，补齐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提升的短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重心应转向依托产业调整优化来提升可行能力，通过机制强化、人才支持、战略倾斜、政策优惠等一体化联动措施，持续释放后发展地区的产业发展韧性和潜力。

结语

区域发展是经济社会生产活动在特定空间的反映，其本质在于构建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空间格局，核心是强调资源与利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内的流动与配置，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并通过全域协同共进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区域发展问题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不仅反映了每一个阶段社会生产实践的现实状况，也体现了每一个阶段的国家战略方向，是生产力理论演进和创新的实践支撑。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生产力布局优化亟须重新评估区域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逐步缩小各区域在融入全国市场经济体系和新发展格局能力上的差距，形成更加公平的生产力空间布局。在区域协调发展向度下，推进新质生产力从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构想转化为科学灵活的实践策略，须紧密结合现实基础，回应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更加均衡、充分的发展为导向，在汇聚新型生产要素、推进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的同时，形成更加公平、高效的生产力时空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