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理论不够精神来凑

“企业家精神”是近期比较热门的一个经济学理论，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这个企业家精神给出的定义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包括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诚信、宽容以及其他相关精神特质“。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推动的。我们要是拿这个套去选企业家恐怕是没有的，这些精神在市场经济中有许多是不相容的，大体上合法经营的企业很难活下来。冒险精神所有的赌徒都有冒险精神，它算不上什么企业家的精神特质。世界上经济活动是以获利为目标，是典型的利益驱动的行为，这个行为类型的行动基本上与精神活动无关。人类有精神性的行为，那时在不同的利益取舍上更注重精神性，比如雷锋精神，那就是在个人物质利益与服务他人帮助同志之间的取舍偏向于服务他人和帮助同志，这种行为至少在当时不能给雷锋带来即时的利益。在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都有唾手可及的荣华富贵，他们只要投靠国民党都是高官任做，部长级的高官毫无问题。但是他们放弃个人的”荣华富贵“选择了为人民而斗争，这是一条充满荆棘和死亡的道路，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选择，这是精神世界的力量。

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就是追逐利润，这是人之常情，谈不上什么精神活动。

说什么”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动力“只不过是为资本家辩护的一个花哨的言辞，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并无实质性内容，属于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创造出来的概念，或者是理论无能解释世界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有点像物理学中的”以太“概念。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现代化的驱动是组织结构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企业家的个人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结果。这是我从大量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结论。

首先企业家的个人活动和精神活动根本就不可能推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的进程是国家行为，是国家创造了组织结构，这个组织结构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组织结构，军事组织结构和文化科技组织结构，是这样一个一体化的国家组织结构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企业家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于国家现代化几乎是毫无影响。一个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张謇，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通州海门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常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宣统元年（1909年），被公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宣统二年（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长，江苏两淮盐总理。民国元年（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民国4年（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张謇愤然辞职。民国7年（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民国8年（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民国11年（1922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张謇的事业全面崩盘，大生纱厂走向衰落。 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张謇主张 “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张謇可以说是极少具备了企业家特质的企业家，有名望，有社会地位，有知识，有钱，开办了20多家企业，是中国纺织业的开拓者。即便是这样优秀的企业家，他最终的结局还是产业失败。

另一个案例是我的太外公邓寿荃，他的情况与张謇很相似，但是地位没有达到张謇的高度。

他从湖南工业学校毕业以后就一直从事工业活动，因受到唐生智的父亲，时任湖南省实业厅长的唐承绪欣赏和栽培，长期在湖南工商业和政界活动，是横跨工商军政学的人物，按照后来的成分划分属于官僚、地主、资产阶级”三栖“统治阶级。作为实业家他当过湖南铅冶炼厂厂长，铸币厂厂长，这是当时湖南仅有的两个近代化工厂。当过水口山铅锌矿矿务局长，当过粤汉铁路筹备局长。作为官员当过湖南省财政厅长和建设厅长，武汉国民政府负责财经的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的监察院参事。他在任上就经营土地，房地产和工业，有数万亩田地，有长沙城大片的房产，两条街道的大部分房产是他的，又与人合股建设了益阳发电厂，他的经济活动涉及农业，房地产和工业。抗战爆发后不久辞官回乡还经商，经营药品和黄金等。按照任何评价标准他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代表之一，他经营土地，房地产和商业都很成功，赚了大钱，唯有经营工业，发电厂不赚钱，仅仅维持。在解放以后公私合营，电厂交给国家才获得了发展。 

到了1970年代，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有制下，没有市场经济，更不要说私营经济了，但是在10年时间里兴起了数十万家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像鲁冠球的万向节厂就是1969年开设的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到19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占据中国工业产值的1/3，吸纳了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创造了中国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的奇迹，是中国改革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解放前像张謇，我太外公这样有身份有地位，受过相关教育，有实业经营经验的人都无法成功地建设工厂，无法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而解放以后，几十万上百万农民没有背景，受过的教育及其有限，也没有雄厚的资金，他们怎么就办起了几十万家企业？没有市场经济，没有产权界定，就是干起来了。

中国乡镇企业崛起的事实否定了那种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保护才是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的理论。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保护都不足以推动一个经济体走上现代化道路，而现代化的组织结构的建立才是国家现代化的充分条件，这个组织结构第一就是分工，普遍地实行生产分工，只有分工才能让生产效率大幅低提升，才能进行社会化生产。第二个组织结构就是公共品，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公共品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个公共品不以市场经济的形式体现，而是表现为各种公共事业，比如教育，医疗卫生，信用社这样的金融服务，供销社这样的商业物流，电力，水利，交通等等公共服务体系，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提供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共服务功能。有了这个组织结构就为农村的工业化创造了充分条件，因为工业相对农业的高收益高生产效率必然会推动农业和农村的资源转向工业，这就是中国乡镇企业崛起的经济逻辑。

中国道路的创新就在于此，私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道路是不可能创造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因为那样不“经济”，从资本的本性来说追求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利润率是唯一目标，这个无可厚非。农村因为其基础差，投资回报率低是不会成为资本投资标的的，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有资本，只有在国家强制下才会有国有资本向农村投资，这种国家强制下的国有资本投资因为不少利益驱动，所以通常效率与效益低下，成为经济学诟病的经济行为。中国是通过组织，组织农民完成分工，组织农民建立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社会化的经济公共品，它建立起来就是为农民，农村和农业服务的，因此是高效率地公共品。这个公共品不但是为农村，农民和农业服务，它一旦建立起来就必然引导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这是经济逻辑的必然。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创新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