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人邓雪|焦虑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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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你多久没有发自内心地大笑了？还记得那个放松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吗？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未来，被现实推着前进。工作、学业、生活，四面而来的压力使人喘不过气。更糟糕的是，与家人和朋友的交谈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巨大压力。原本期待着一场欢畅的闲聊，却意外收获了对比、炫耀、暗中较劲，羡慕和嫉妒几乎让聊天每每铩羽而归。我们渐渐成为了“话题终结者”，拒绝打开心扉，复杂的内心却难以平静。这背后透露的焦虑，正成为描述公众心理状态的标签词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国家治理创新报告》指出，如何降低民众心理上的焦虑感，是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三大难题之一。我国第一部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聚焦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心理状况，指出我国35.2%的公务员处于中高等焦虑状态，可以窥见焦虑正在社会中蔓延。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跨越年龄，存在于不同职业与社会阶层，并体现在职场、婚姻、恋爱、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中国人为何感到焦虑？中国人的焦虑具有独特性吗？或者说，这种焦虑是“现代性的焦虑”还是“中国式焦虑”？普遍性的焦虑和个体性的焦虑又有什么不同？

学人介绍

学人观点

社会治理问题催生焦虑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使我们变得更加焦虑和迷茫。从富豪人群到中产阶级再到普通民众，焦虑感仿佛“绑架”了每个中国人。

焦虑可以说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源于对社会或自我的不安，这种不安产生的根源在于主观世界认识同客观世界间存在偏差。从辩证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的焦虑都是有害的。一方面，焦虑的存在是上进心的体现。尤其当一个人力不从心，或者能力和时间有限，甚至努力去做也达不到想要的结果时，现实追不上自己的期望，由此便会产生焦虑不安。此外，过度焦虑就会对自己和社会产生危害。焦虑可以通过个人情感传播给身边人，使之成为社会心态。社会焦虑心态又通过反作用力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焦虑，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对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将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焦虑的社会心态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问题。首先，我国和西方社会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公众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意识弱、机会少、能力低，政府与社会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尚未建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结果显示：中国人2018年的工作时间比2008年增加了22%。忙碌导致生活娱乐减少，欢笑减少，休息不足，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更为严重的是，越优秀的人越努力，根本无暇参与社会治理。其次，公民缺少一个表达、参与和监督的畅通渠道。由于社会公平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解决，从而激发了各类社会矛盾，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频发。因此，通过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来降低社会焦虑是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质询

To邓雪：

您提到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的提升的作用，请问这一定需要政府的参与吗？在缓解焦虑这一议题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社会的活力又应该如何被激发？

感谢质询团的提问。

政府在面对社会焦虑现象时，必须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不但需要政府的参与，更需要政府和其他主体建立有效的合作模式，激发社会活力，让更多的人参与社会治理。同时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和个人的焦虑感。

首先，缓解焦虑需要政府做好情绪疏导工作，注重道德教化、心理干预、矛盾调处等机制有效控制消极社会情绪的蔓延。通过心理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进行积极的价值观引导，提升国民心理素质，营造公平正义、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其次，缓解焦虑需要政府建立一个能够兼顾绝大多数人利益且具备完善利益表达的制度体系。如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引导社会和个人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监督公共决策的执行，特别是涉及到民生领域的（如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各主体可通过商谈、协作的方式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建立社会问题防范机制，合理整合社会公共资源，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和公正。

最后，在社会参与不够、良性互动不足的背景下，缓解焦虑需要激发社会活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这需要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益表达得到实质性的关注，避免流于形式的参与，提高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政府的主导下，由社会分担政府部分职责，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外包、决策咨询、建立智库等方式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请问邓博士，社会治理如何舒缓民众焦虑，或许有具体哪些环节？

环节如下：

1、出现问题：某一社会问题导致焦虑现象弥漫

2、发现问题：问题被政府和社会发现

3、协同治理：政府开始思考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焦虑问题，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治理

4、解决问题：若治理方法得当，则焦虑问题得到解决；若焦虑尚未解决，便需进行政策调适，直至问题解决

  焦虑的传染性来源于价值观的认同。如果大家对彼此不认同，也就不会相互传染。如果大家境遇相似，产生共鸣，一定会有相互认同感和信任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当这种价值观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存在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来进行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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