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快跑”争议背后，警惕技能工人成为技术创新的“局外人”

编者按

近日，据澎湃新闻消息，“萝卜快跑”无人驾驶网约车在网络上引发广泛争议，在运营初期，其凭借更便宜的价格和无人驾驶两大优势，在武汉等地备受当地市民追捧。不过与之相反的是，当地部分网约车从业人员对“萝卜快跑”持质疑和抵制态度，认为其抢了“体力工作者本身就为数不多的饭碗”，部分网约车从业者陷入了职业技能恐慌。此后，“萝卜快跑”陷入涨价争议以及部分停运的风波。事实上，此前GPT横空出世亦有相关讨论，而对待技术创新，舆论一直处于分化的状态。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部分观点则认为技术创新可能加剧人们的本领恐慌，甚至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本质，则最终要指向人与机器关系的讨论。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此类现象也时有发生，本文以近代中国印刷技术演变过程中技能工人参与技术创新的行动为例，指出了技能工人对技能创新的两种立场：如果新技术应用削弱了技能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技能控制权，就会引发其反抗行动，进而导致新技术应用受阻；反之，则会对技术创新起到支撑作用。在新技术革新和应用进程中，提升新技术包容性及打造保护技能工人的社会条件就尤为重要。关键在于，要警惕技能工人成为技术创新的“局外人”。以此为线索，可为解释当下的技术创新中的人机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技能工人参与技术创新的双重行动及其逻辑

——基于近代中国印刷技术演变的社会学分析

王星 |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徐佳虹 |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拓展与深化，全球几乎所有产业都迎来了技能重组风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研报告指出，“（目前）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竞争力已经从传统的成本竞争力转向了质量竞争力”，而高技能工人的可用性及品质成为质量竞争力提升的首要因素。在中国，为了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明确把“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性人才力量。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技术创新是一个包括技术发明、技术传播以及技术应用的复杂过程。在这个链条中，技能人才是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为现实创新力的重要环节，正如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的《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实施方案》所指出，“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是联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最核心最基础的劳动要素”。

从社会层面来看，一些学者认为，职业技能风暴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社会关系的重塑，需要不断创新社会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社会群体与新技术应用之间的互动过程。“面对新兴职业群体兴起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需要超越以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层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构建一个以专业技能和职业生态系统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群体分析框架。”事实上，新技术应用过程远非是一个物理过程而更多是一个社会过程。因为现实的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链条，技术发明需要经过传播扩散、实践应用等环节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此过程中，技能工人通常会在技术扩散和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甚至指出，技能工人与新技术的融合程度是影响技术应用效果的关键变量，而这个融合程度是一个动态且受到多种制度条件约束的过程。

不过，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技术创新过程中，技能人才不一定自动就能够发挥正向支撑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发现，在现实的新技术应用过程中，技能工人甚至会对技术创新产生反向阻碍作用，其中，著名的例证就是马克思笔下所描述的卢德运动。换言之，技能工人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不会发生在社会真空中，而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本文将以此为问题出发点，通过对近代西式印刷技术在中国扩散应用的历史过程梳理，尝试思考技能工人在技术创新中的实践逻辑，进而探寻保障技能工人发挥正向支撑作用的社会条件。

技能工人参与技术创新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在社会学领域中，劳动者影响新技术应用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理论视角上：一是技术社会学，该视角基于组织结构来理解新技术应用的过程，认为技术红利分配是造成技能工人应对新技术行动选择差异的主要因素；二是经典的劳动过程理论，关注技术变迁对劳动者工作技能与劳动过程的影响，认为技能控制权争夺是影响新技术应用的关键变量。换言之，如果新技术应用削弱了技能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技能控制权，就会引发其反抗行动，进而导致新技术应用受阻。

（一）技术与组织“互构”下的技术红利分配

传统技术哲学理论把技术视为影响组织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是技术应用的结果。技术社会学则从社会建构的视角，认为技术本身也属于一种社会现象，是组织赋予了技术应用的意义，组织对技术具有建构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局限于抽象辩论“技术—社会”两者之间的互构事实上无助于揭示技术应用与组织之间的真实关系，对“技术应用黑箱”的探讨需要嵌入社会和组织的内部，而不是纠结于哪一方是建构主体。邱泽奇通过对信息技术在传统制造业的扩散应用过程的研究，揭示出技术与社会和组织相互建构的作用机理：一方面，技术扩散与应用从物质属性上改变了组织形式，进而引发社会结构变迁，比如CT技术应用对医疗系统专业人员构成与职业结构变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与文化因素会影响技术的扩散与应用，组织结构会直接影响技术扩散与应用的速度与效果。例如，在EPR技术扩散应用过程中，组织刚性程度直接导致了EPR技术扩散应用进程的差异。借鉴此理论框架，张茂元通过对近代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技术应用案例的研究，探寻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阻碍作用机理。他认为，长三角缫丝技术的退步主要在于相关群体利益的受损，导致技术应用的社会支持缺席。换言之，技术红利分配是缫丝技术推广应用能否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

技术社会学研究从中观层面剖析组织结构对技术扩散应用的影响，其逻辑立场是认为某种新技术的扩散应用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过程，技术所处的组织结构及居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选择会影响其扩散应用效果。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发现给予我们不少启示，但依然存有盲点和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一方面，技能工人面对新技术的态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更多的时候会随着技术应用的阶段转换而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技术红利并非普惠性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其中的受影响程度以及利益配置等也是异质性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红利配置虽然对技术应用产生直接影响，但利益相关者行动力差异才是其中更关键的变量，这也成为劳动过程理论的主要解释逻辑。

（二）劳动过程中的技能控制权争夺

区别于技术社会学在组织层面的探索，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直接切入技术使用者与技术互动的发生场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解构与拆分揭示技术变迁对劳动者的实质性影响。1979年，布雷弗曼发现了工业化进程中工厂组织内出现了“概念与执行分离”的现象。他认为，工厂中的技术变革正在逐步瓦解工人对技术知识与劳动过程的掌控权，技能工人只会沦为产品生产的执行机器，技能退化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事实上，针对技术变迁带来的“去技能化”现象，布莱特在布雷弗曼之前已有了一定的讨论。他通过分析机械化水平与技能工人劳动贡献程度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工业大生产中，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升，技能工人的技能劳动贡献会逐渐变低。诺布尔等学者后来的研究也都证实了技术变迁会导致技能工人的“去技能化”。在这些研究看来，技术革新使劳动者在原有技术体系中的位置发生变化，改变了技能工人所掌握的技能与新技术之间的匹配度，进而削弱了技能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导性与控制权，导致其对新技术的应用持抗拒态度并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

劳动过程理论揭示了技术变迁对劳动者的影响，“去技能化”不仅意味着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技能控制权的丧失，更体现了技能结构变化给其带来的劳动安全感衰减。遗憾的是，劳动过程理论过于关注技能工人反对新技术应用的作用机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如何能够驱动技能工人拥抱新技术的讨论。越来越多的研究主张跳出单一劳动过程和单个企业组织界限来重新审视技术变迁对劳动力的影响，这些研究认为新技术应用除了导致“去技能化”及技能替代效应外，还会产生岗位制造效应和生产力效应，这两种效应都将产生新的技能需求，进而推动技能工人的技能转化与再生。

笔者以为，无论是技术社会学还是劳动过程理论，都没有正面回应技能工人在新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多元实践逻辑。事实上，在新技术推广应用过程中，技能工人的现实行动选择往往是多元面向的，并且会随着时间和外部干预而调整。在现实市场环境下，企业组织基于竞争压力或者利益诱惑采用和推广新技术，而技术工人在这个过程中的行动选择是动态变化的。一方面，如果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技术红利能够惠及技能工人，则会驱动技能工人更新技能知识并主动适应乃至拥抱新技术；另一方面，面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如果技能工人无法获得技能更新的支持甚至由此产生技能失效焦虑的话，则会消解其对获得技术红利的信心。

基于这种情况，在新技术应用过程中，技能工人在行动选择上会呈现出明显的双重逻辑：对可能出现的技术红利的向往会诱使其参与推广新技术，但随着新技术框架的完善与普及，对技能失效的焦虑又会驱动其对新技术充满怀疑甚至抵触。技能工人的这种双重行动逻辑导致新技术应用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容易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技术升级会将那些固守旧有技能的工人排斥在新技术应用范畴之外并逐渐淘汰他们；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的普及，其给技能工人所带来的劳动量增加、技能替代风险又会遭致他们的反对，使新技术应用受阻并大大增加技术升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难度。

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以近代中国印刷新技术的应用过程为案例，将时间因素引入到新技术应用实践机制分析之中，以求更深入地理解技能工人面对新技术的实践逻辑。通过关注技能工人参与印刷技术应用的历时性变化过程，解析制度变迁对技能工人行动选择产生的影响，据此阐明提升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对技能工人的包容性，不但能够消减他们因技能失效焦虑而引发反抗新技术的行动，更能助力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近代中国印刷行业技术革新与技能工人的双重行动

在机器印刷之前，我国印刷行业一直以雕版印刷为主，那些拥有精湛雕刻技艺的技能工人是这个行业的核心群体。不过，雕版印刷虽然较为精美，但印刷效率并不高。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十七八世纪，雕版印刷技艺纯熟的工人日印最多1500张左右。即使到了19世纪末，雕印者最高也只能达到日均四五千张。后来，类似西方平版印刷的石印技术开始流行。较之于雕版印刷，石印技术具有耐磨损、效率高等优势，但依然需要依赖拥有较高绘石技艺的工人。20世纪初，受到西方印刷工业技术革命的影响，石印技术逐渐与机械化设备开始结合，这极大地提升了印刷效率，并推动了印刷行业由家庭式小作坊向规模化工厂的转型，由此对经济与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近代中国印刷行业技术革新历程及其经济社会效应

20世纪末发掘出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已经证明我国印刷技术流传久远，但直到唐代，雕版印刷技术才得以广泛应用与发展。到了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提升了印刷效率。总体而言，雕版与活字是我国近代之前印刷行业最核心的技术，且一直沿用手工操作的办法。1807年，西式铅活字印刷技术逐渐被引进并获推广应用。铅活字印刷术通过铸造铅字进行印刷：铅活字可以组合成各种文字和图案，而且可以反复使用，这极大提升了印刷效率、改善了印刷质量，有效弥补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易磨损、不清晰等诸多不足。铅活字还为机械化印刷机器的应用提供了可能空间，为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改进升级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铅活字印刷技术的推广，多种新式印刷技术在中国本土也开始逐渐扩散，比如金属平版与间接平版印刷术，以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影写版）进行印刷的凹版印刷术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印刷行业中各式印刷技术的应用催生了印刷机器的市场需求。本土印刷设备制造商在对引进的西式印刷机器不断调试和改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本土印刷设备机器工业。因为近代印刷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印刷业相关的机器造纸与油墨制造业也获得显著的发展。总之，从引进西式印刷技术到本土化改进，从传统雕版印刷到多种印刷技术并存，从手工雕刻到印刷设备行业的兴起，其见证了我国近代印刷技术的本土化革新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近代印刷行业的技术创新不仅推动了印刷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促进了行业从业者尤其是技能工人收入水平的提高。

首先，近代印刷技术革新促进了数以万计的出版机构与印刷种类的涌现，这也为近现代我国媒体印刷行业繁荣奠定了坚实根基。从统计数据上看，在 20 世纪初一年内出版的书籍种类和数量就达到了19 世纪50年间出版的总和。在1925 年的上海，印刷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凸版印刷业开始繁荣起来”，“32种新铅印报纸与34 种新铅印杂志都在这期间问世”。其次，印刷技术的革新扩大了印刷生产规模，导致印刷行业从业人数激增。1920年仅上海从事印刷业的工人就超过一万名，其中的技能工人数量是19世纪末的十倍。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897 年创办之初仅有 9 台机器、十余名工人，到1930年前后已发展为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仅在上海就有 3 个印刷工厂，各种印刷机器达 1200 余台，技能工人近 3600 人。印刷工厂的扩展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了更多普通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再次，印刷技术革新驱动了印刷机器制造工厂的发展，尤其是本土印刷机器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近代上海一所民办印刷厂（明精印刷机器厂）为例，从1915年开始，该厂仅用5年时间便发展成为拥有技术工匠35名，经营印刷机器保养、修理与机器改进的专业工厂，老板章锦林也从一名印刷技能工人成长为本土印刷机器制造工厂的技术型管理者。在技术工匠的不断探索与尝试下，明精印刷机器厂成功生产了仿西式印刷机。西式印刷技术在近代中国印刷行业的扩散，带动了近代本土印刷机器工厂的出现。最后，印刷技术创新不仅带动了印刷工作岗位扩增，也创造了一些新型职业。在传统印刷行业，技能工人以雕刻印刷为主，涉及的工作岗位较为单一，但经过西式印刷技术引进与本土化技术革新后，新式印刷机器的出现与运用也创造了多种印刷相关岗位，诸如印刷机器维修、保养等，使得印刷技能工人的职业选择范围不断扩大。

（二）近代中国印刷业技术革新进程中技能工人的双重行动

近代中国印刷业的技术革新可以铅字印刷的引进为起始，印刷机器在印刷工厂的普及，无疑加速了新式印刷技术的本土化革新进程。不论是复杂印刷技术在本土的适应性改良，还是进口印刷机器的本土仿制及维保，技能工人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本土推广和应用，一些技术漏洞也逐渐显现。技能工人通过对西方印刷技术的改进与本土化调适，解决了诸多技术问题，推动了近代中国印刷业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芮哲非所言，“一个庞大的技能工人队伍是近代中国印刷业技术创新的根本，他们在近代新式印刷技术的推广与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才得以改变中国出版业的地理格局”。回溯那段技术扩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与其他新技术扩散进程相似的是，当时印刷工人对新印刷技术的掌握与传播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而言，技能工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正向支撑作用。

首先，通过对西方活字印刷技术的本土改进完善印刷工艺流程。从传统雕刻技术到西方印刷技术的转变中，最具突破性的是我国印刷业对西式活字印刷技术的掌握与改进，这一改进很大程度上是在技能工人对西式技术的学习与实践中实现的。比如，印刷工人针对汉字印刷的特点对活字印刷中的转轮排字架进行改良，诞生了“元宝式”活字架电镀华文字模。通过电镀做成凹型铜模，解决了活字铅印技术在汉字印刷中的“捡字”难题，小型汉字也可以实现镌制，极大提升了铅版印刷的效率。而在1909年开始的第二次汉字铅活字印刷技术改进热潮中，印刷技能工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实践中推动了诸如楷书铅活字、仿古活字以及赛铜字模等新字模的发明，改善了汉字美观度的镌刻字模。通过推广和应用西式活字印刷技术，近代中国在印刷种类上实现了从手工刻印到多种印法的并存。著名出版家陆费逵（时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曾赞叹，“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写版……以及种种印法，或为从前所未有，或为从前所未精，现在颇有观止之叹”。自铅活字凸印技术传入后，石印术、照相制版术、平版胶印、泥版、纸型浇铸造铅版以及珂罗版等相继在中国本土得以广泛传播，这都彰显了技能工人在其中的巨大贡献。

其次，对西方印刷机器的调试与仿制。与新式印刷技术相伴随的是各式各样的印刷机器升级换代，近代中国诞生了很多印刷机器制造厂，其中大部分都会仿制西式印刷机器。从1912至1937年25年内，在上海、广州、北京、青岛、长沙、长春等地不断有新印刷机器制造厂开办，到1937年全国印刷机器制造厂达到了三十余家。在这个过程中，印刷技能工人除了参与西式印刷机器的仿制，还对一些印刷机器的生产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比如对浇铸铅字中的铸字炉的改进。与此同时，印刷机器厂的开办也培养了一批从事印刷机器维修和保养的技能工人。

再次，通过组建同业公会改善技术革新的行业环境。当时上海的印刷行业公会一般由三部分人群组成，包括国内外接受过印刷教育者、国内外印刷工厂担任技师、印刷技术上有特殊表现的工人。印刷行业公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挥共同监督与协商功能，通过制定印刷行业发展准则、形成非正式约束机制等推动行业自我管理，形成良性竞争的行业环境。二是积极推广新印刷技术和新印刷材料应用，创办印刷技术培训学校与书局，通过技能培训和组织支持强化了技能工人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联结，推进了印刷工人的技能培育与更新。

通过史料细节梳理我们还发现，在20世纪初上海印刷行业技术革新进程中，印刷技能工人的行动存在着一些让人费解的悖论：一方面，他们享受着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却又是当时罢工行动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他们拥抱西式新技术甚至参与技术改进，但同时又对新技术的应用忧心忡忡，甚至不断反抗新技术的应用。

当时，相比于其他行业，印刷行业入行的技能门槛更高一些，该行业的技能工人薪资也更高一些，“平均月入较高者，有印刷、造船、机器等业，而以印刷为尤高。查工人工资之多寡，常视其技能之高下、工作之繁简而定”。整体而言，20世纪初印刷技术革新极大提高了印刷行业技能工人的工资，1930年代印刷行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已达到全国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尽管新印刷技术引进导致印刷工人群体内部形成工资级差，但他们的整体工资水平依然高于其他行业。1930年的数据显示，制铅版工人每小时工资约为0.207元，彩印绘石工人和西文排字工人约为0.173 元，负责装订与装压以及摺排的工人约为0.092~0.110元不等。

吊诡的是，印刷业工人也是20世纪初罢工运动的主力军。以上海为例，1913到1948 年就发生了 74 起印刷行业的罢工运动。这些罢工时长不一，短则一天就结束了，长的持续三个月；在数量分布上，主要集中于1925年至1931年，共有26起罢工，1931年最多，达到了8起。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一书中认为，那个年代上海工人的罢工行动大多与政治因素无关。我们对印刷行业的史料分析也印证了这个判断，西式技术快速扩散与应用对原有技能劳动力结构的冲击和重组，才是这些罢工行动的重要推动力。具体而言，新技术应用影响技能劳动力结构的作用机理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西式印刷技术应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极大增加了部分技能工人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从而引发他们的反抗。1926年的5起罢工中的4起、1927年7起罢工中的6起、1931年8起罢工中的6起均是如此。1926年7月13日，益兴印刷所、兴记印刷所以及顺利印刷局的工人罢工更是明确喊出了“减少工作量”的口号。

二是印刷技术革新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一些印刷工厂开始裁减“冗员”（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工作多年的员工）。工厂的这些做法引发全体工人的惶恐，导致工人罢工反对新技术应用，当时的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科技进步中的不幸”。其中，以1947年7月15日上海颐中烟草公司印刷部的罢工行动最为典型。与卢德运动类似的是，在20世纪初上海印刷技术革新过程中，工人对新式机器的破坏也成为罢工行动中的重要手段，他们除了破坏自己工厂的印刷机、铅版等，还联合工人进入其他印刷工厂，捣毁与拆除印刷机器。比如，1941年2月27日—3月15日洪兴印刷所罢工事件中，印刷工人先是捣毁工厂车间的机件与铅字机等设备，而后号召铅印业零件工人进入多家印刷厂破坏印刷机和铅版。

三是新印刷技术降低了印刷行业工人的技能门槛，使印刷工厂得以廉价招收大量学徒工，引发了原有技能工人的技能失效焦虑，导致其反对新技术应用。西式印刷技术拆解了印刷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工序，改变了传统的印刷工艺流程，形成了以机器和流程为依据的精细化分工体系，这瓦解了与传统印刷技术相匹配的技能结构。“依据生产岗位要求进行招工”，在当时印刷厂的招聘公告中得到证实，大部分印刷厂在招聘公告中都会直接写明要招“橡皮架印刷匠及浇铸铅字炉工人”“落铅皮工人”等特定技能工种。新技术应用重组了印刷工厂里的技能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工人入行的技能门槛，很多岗位工种只需要招收廉价学徒工和无技能工人就能够胜任，这对于工厂而言，能够降低一半的工资成本。技术革新极大增加了印刷工厂对半技能工人甚至无技能工人的需求，也威胁到原有技能工人的地位和待遇，加剧了他们的岗位危机感。因此，一些技能工人就直接选择罢工的方式反对工厂雇佣新工人，还有一些技能工人甚至迁怒于学徒，对其进行言语与身体伤害。③这些技能工人的行动表面上是对新印刷工人的反感和仇视，实质上是对新技术应用结果的担忧和反抗。

（三）印刷行业技能工人双重行动背后的逻辑

印刷行业从近代到现代很多技术革新都离不开技能工人的努力，他们积累的实践经验为新技术扩散应用乃至改进奠定了基础。正如巴利所言，技术本身只是导致变革的触发器，技术应用与技术创新并无绝对好坏之分，关键是技术使用者与技术组织者的关系是如何互动变化的。近代中国印刷业技能工人拥抱和抵制新技术的双重行动在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但其背后体现了相同的逻辑。

一般而言，技术创新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近代中国印刷行业从传统印刷到新式机器印刷演变的历程中，技术进步增加了印刷行业内部的竞争压力，这种优胜劣汰的行业氛围推动着印刷工厂必须主动参与技术革新，否则将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与此同时，技术创新衍生的技术红利会在一定程度上惠及掌握新式技能的印刷工人，这激励他们拥抱和参与技术创新。然而，印刷技术革新在提升生产效率、衍生技术红利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生产体系中的技能结构，引发工作岗位变动和劳动过程重组。对于技能工人而言，技术革新最先触及专业管辖权，在新技术扩散应用过程中，传统印刷工人在原有技术体系中的权力位置与技术控制权发生变化，随之也改变了依附于原本技能结构上的利益格局。就新技术与技能工人之间的主体关系而言，技术革新改变了技能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人与技术之间的主次地位会发生暂时性的颠倒。印刷技术创新大大提升了印刷效率，习惯于手工雕刻的工匠配合高速运转的机器，既有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在短时间内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劳动强度与技术难度的增加也要求印刷工人为适应新的生产模式作出改变，这种变化包括自身在技能提升上的成本付出，以及自身应对新技术在身体与精神上的转变。总之，对技能失效的担忧、对技术应用后果不确定性的焦虑，推动了他们选择反向的抗争行动，这种抗争行动事实上属于一种“以求稳为原则的行动”。

我们不难发现，上海印刷技能工人对技术创新的拥抱与反抗遵循同样的原则。起初在新旧印刷术过渡阶段，技能工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承接转合的作用，而且技术革新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他们的收入，驱动他们积极拥抱新技术且参与其中。但随着新技术渗透加速，如上文所言，“技术进步中的不幸”也开始显现：印刷工人争取更公平的技术红利分配呼吁减少工作量，要求改善工作环境等行为日渐增多。就此而言，技能工人针对新印刷技术的反向抗争行动，本质上属于他们在争取技术革新进程中的劳动安全承诺，是在为自身可能面临的技能结构重组争取合理的补偿。事实上，除了印刷行业外，近代中国其他行业也出现过大量技能工人抵制新技术、新设备进入工厂的事件，比如纺织行业的机器化缫丝技术革新。这也从侧面说明，近代中国印刷业技能工人对新印刷技术的抵制本质上并不是反抗技术本身，而是对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和个人影响的担忧与应对。

外部非市场机制干预与印刷技术创新中的包容性

尽管近代中国印刷行业的技术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在出现技能工人罢工等反抗事件后，国家与行业团体开始对印刷行业进行一些外部性干预，促进技术革新与技能工人之间的相容，以推动印刷行业整体进步。这些外部干预行动主要包括印刷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印刷行业正式技能形成体系搭建、行业自治团体自治能力提升。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举措，逐步消解印刷工人在技术革新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提升印刷行业技术革新过程中对技能工人的包容性。进入20世纪40年代，虽然上海印刷工人还有零星的反抗新技术的行动，但整体上罢工数量和抗争行动不断减少，稳定有序的行业发展格局也逐渐迈入常态化。

首先，为了应对印刷行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问题，20世纪初国家就颁布了有关印刷与出版相关法律条例，以规范行业行为，并为印刷行业工人权益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比如《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6年）、《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出版法》（1930年）、《修正出版法》（1935年）等。这些法律条例对印刷工人的年龄要求，以及印刷机构实名注册的规定，直接指向近代以来出版与印刷业的诸多乱象。这些政策举措推动了印刷企业开展内部管理整顿，如商务印书馆和度支部印刷局调整机构设置，设立与更新印刷工厂的技术管理、劳动管理与品质管理制度。当时的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工厂法》以规范工厂中的用工行为，营造了有效的劳动权益保护氛围。随着劳动者权益保护法案的出台，印刷工厂随之完善了对技术人员工作时间与休假制度方面的规定，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的奖励举措激励技能工人。比如，商务印书馆上报“年有盈余，各员司、匠徒等均给予奖金，正所以鼓励人心之意……故在本局盈余下按照月薪均摊。员司提给两个月，组长、匠徒、夫役等提给一个月工薪”。而后商务印书馆财政部订立了“官营员司奖励章程”，开始实行员工奖金制度，还增加了“月薪不足六元的工徒，三个月调升；员工半年加薪一次”等奖励制度。这些政策行动和制度创设为技能工人获得技术红利提供了保障，为他们从事技术劳动营造了友好的环境，推动了他们参与技术创新的过程。

其次，支持印刷工人技能习得和更新的正式技能形成体系逐渐成熟。尽管早在1904年清政府设立的“京师测绘学堂”已有印刷班，但直到1933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创办才真正开始设置印刷正规课程。1934年，上海图书学校通过创建实习场所与印刷工厂对印刷专业学生进行培养，正式开启了我国印刷教育的专业化与体系化时代。到20世纪中叶，各地区开办的印刷专业学校通过半工半读、生产实习、勤工助学等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印刷工厂相连接，培养了一批从事印刷业的技能工人。当时出版的大量有关印刷技术的教材与刊物，为印刷工厂的技能工人提供了理论学习载体。另外，官方还直接出官费支持学徒与技术人员出国深造，并通过开办书局、官报局、官纸局、官印局、印刷局、印铸局等多种印刷机构，直接推动了印刷业在全国的蓬勃发展。这些措施培养了大量掌握西式印刷技术的人才，为其技能习得和更新提供了支持，提高了他们适应新技术的能力。

最后，大量印刷行业自治社团成为推动新技术和技能工人相容的重要组织力量。20世纪初，随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文明书局为代表的大型印刷出版机构蓬勃发展，一些中小型印刷企业也相继涌现。为深入推进印刷技术在中国的扩散与革新，更好满足印刷事业的需求，上海不少印刷企业呼吁共建印刷社团。1935年中国印刷学会在上海诞生，该社团积极推进印刷科研、印刷出版以及印刷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出版了数种印刷技术类刊物，比如《中国印刷》；创办印刷专业学校与培训班，开办印刷工人夜间学校；定期组织有关印刷新技术、新材料等研讨会。除此之外，类似印刷学会的行业团体与同业公会的建立也非常普遍，印刷团体制定规则来规范入会企业在出版、管理、用工、发行等方面的行为，它们作为一种非官方组织培育了地区印刷业基本稳定的制度环境，赋予了技能工人技术创新的持续动力。

技术创新中的包容性与局外人

诸多理论已经证明，工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属于一种累积型创新模式，一项技术革新往往是在旧有技术体系架构基础上逐步生发和推广应用的。在近代中国印刷业新技术推广应用过程中尤其在最初阶段，那些传统印刷工匠群体在旧印刷技术体系与新印刷技术体系之间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推动了新旧技术体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转换。但残酷的是，随着新印刷技术慢慢完善，旧有印刷技术体系逐渐被新技术体系所取代，曾经的“高技能”工人群体也逐渐沦为“低技能”工人群体，甚至成为新技术的反对者。新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虽然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资本收益并推动行业进步，但我们也看到，这种“进步”对于其中的具体劳动者而言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他们收入可能会随着新技术应用而得到增长，但劳动强度和难度的增加、技能失效的焦虑乃至技能替代的压力也时刻伴随着身处其中的劳动者。

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国印刷技术革新微观历程的梳理和分析，除了阐述一项技术革新中技能工人的行动选择与功能定位，更重要的在于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即技能工人对技术创新并不天然就会产生正向支撑作用，他们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而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的三个主要构成包括劳动权益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技能形成的正式支持体系，以及规范的行业自治体系。在技术革新与应用实践中，技能工人可能会产生笔者称为“以求稳为原则的行动”：当社会条件能够保障技能工人的劳动安全时，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推广者甚至改良者；但当缺乏这些社会条件时，他们则有可能更倾向于采取抵制技术革新的反向行动。与新技术相匹配的社会条件创设提高了新技术体系对旧技能工人的包容性，给予他们机会和时间以应对技能失效乃至被替代的风险，进而融入新技术体系中并持续分享技术红利。

如上文所言，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并不是普惠性的，不同技能等级的劳动者所分享的红利也存在差异。笔者想强调的是，劳动者技能水平不是静态的，而是会随着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渗透、应用、改进而发生动态性变化，而且这种动态性变化会对劳动者在技术变迁中的地位产生直接影响，导致一部分在原有技术体系中属于“高技能等级”的劳动者可能会逐渐边缘化为新技术体系中的“低技能等级”劳动者。而且，依据技能形成的规律，高技能工人并非是天生的，他们是一批低技能工人经过长时间劳动实践逐渐历练而成的。所以，在新技术革新和应用进程中，提升新技术包容性及打造保护技能工人的社会条件就尤为重要。惟其如此，才能为技能工人的技能适应性更新提供支持，进而激励技能工人正向支撑作用的发挥。

当下中国，“机器换人”“无人工厂”“人工智能”等几乎成为技术升级的通用路径。技术创新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效应，也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些与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直接相关的工人群体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与疏离。在这场突飞猛进的现代化技术浪潮中，这些技能工人的冷淡是无声的反抗还是事不关己？近年来“招工难”与人力成本上涨的压力越发明显，推动了企业加速引进自动化生产线，也直接导致灵活雇佣模式的盛行。半自动化或自动化生产车间在最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力，特别是对程序化岗位工作的人力替代。而诸如劳务派遣、生产外包等雇佣模式的出现，迎合了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此类用工方式通过层级外包与精细化分工，既瓦解了普通岗位工作的劳动完整性，也制造了碎片化劳动的低技能与高流动性群体。在此背景下，一些技能工人不仅没有成为企业技术升级的受益者，反而有可能面临被随时替换的不确定性危机，甚至自身的议价能力也被削弱。由此看来，不少普通工人对新时期技术升级的冷淡，既是一种与己无关的心态，也包含了一种对现状的无奈。

这场以灵活、共享为特质的技术革新浪潮突破了劳动关系的传统组织边界，伴随而来的是工人群体普遍存在的低参与性问题，他们往往只能成为新技术应用的被动接受者或者“局外人”。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认为，当下的技术革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需要更加频繁地转换职业。这场自动化和数字化主导的技术革新，会对劳动者的技能构成、技能形成周期，以及技能半衰期等产生直接影响。而数字化劳动过程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更高，同时也导致其技能更容易过时，数字技能构成对规范知识的依赖远高于默会知识，而且数字技术导致的技能极化效应远强于传统的工业技术。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新技术应用所引发的技能替代将可能推动一些技能更新不及时的数字劳动者流向职业阶梯的下游，从而加剧社会不均等的程度。世界银行等机构曾预言，未来十年将会有11亿的劳动者需要技能更新。对于中国来说，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尤为必要，但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当下许多企业无意或者无力建立起工人的技能再培训体系。笔者在珠三角地区的调研显示，61%的企业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技能培养方案。企业之外针对技能工人的再培训体系，也多止步于学历水平的提升，社会层面尚未形成有利于技能工人再就业或再培训的有效制度环境。尽管现阶段技能工人群体并没有出现以激进的方式抵制新技术，但不少普通工人对技术革新的冷漠和低参与已经在无形中构造了一道屏障，阻碍了技术应用与技能工人之间的有效联结。如果不能打破横亘在技术与工人之间的隔阂，最终也会对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带来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