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领证、不发朋友圈，这一代年轻人的“结婚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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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结婚羞耻症”。
他们开始“隐婚”，认为“只要别人不知道我已婚，那就是未婚”，更有甚者看上去一直单身，突然某一天就官宣生子。
相比于父母那代，这一届年轻人只愿将婚讯告诉最亲近的朋友，排斥大操大办，倾向于“三无”、乃至“N无”婚礼，哪怕一定要办酒席也尽量不超过10桌。
根据“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轻人理想婚礼报告》显示，在10分制下，当代年轻人举办婚礼的平均意愿值仅为4.81分，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费钱”、“传统婚礼陋习太多”。
我们带着对这些患有“结婚羞耻症”的好奇，找到了一群“结婚羞耻症”年轻人。
通过对他们的了解，我们发现，决定走入婚姻殿堂的他们，不是反感因婚姻，而是反感“结婚”本身。
在“反感”结婚、选择隐婚背后，婚庆行业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 | 常宁宁
编辑 | 卓然
在决定前往长宁区婚姻登记中心领取结婚证之前，赵梓苑做了充分的准备。
她提前半个月预约了领证日期、准备好了所有必需的材料，还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双方从公司到民政局的时间。
领完证赵梓苑继续回去上班，好似这一“人生大事”并没有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掀起丝毫波澜。
相比前几代人，如今的年轻人似乎都和赵梓苑一样，要么不结婚，要么尽量不声张自己结婚的喜讯，他们正在极力淡化结婚这件事，“总觉得发朋友圈说自己结婚了这件事，没什么好处，反而很羞耻”，赵梓苑说道。
像赵梓苑这样低调“隐婚”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并不鲜见：
除了不发朋友圈，不刻意公开婚讯以外，还有很多年轻人主张“轻结婚”，只办简单的婚礼，甚至不办婚礼，旅行结婚等。
“除了新人和极亲密的朋友会在婚礼上收获感动，大部分人来参加婚宴，只关心什么时候上菜、菜好不好吃。”95后胡图和妻子麦子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胡图夫妻对传统的婚礼仪式十分反感。麦子回忆起身边多位朋友的婚礼，摆了摆手，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我一想到要在这么多陌生人的目光下亲吻、哭泣，就感到头皮发麻。”
“结婚本来就是两个人关上门自己过日子的事情，为什么要邀请那些不太熟的亲戚朋友硬凑到一起？”胡图也不理解。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他老家的标准，一场婚礼的各种费用算下来，大概需要20万至30万左右。
办酒席，普通规格的一桌大概要2000左右，双方亲友加起来起码要30桌，这里就去掉15万元。如果想把仪式走全，就需要请婚庆公司、婚礼司仪、结婚写真和摄影、还有送给宾客的喜糖喜饼，各种加下来也要小10万。
“我和我太太就是普通的打工人，哪怕不吃不喝一年也就存个小几万，花2-3年的积蓄邀请别人来看我们婚礼，很没必要。”
经过商量，胡图和麦子决定放弃婚礼，选择旅行结婚，之后再邀请朋友们小聚。为了减少“婚姻化”的色彩，他们拒收朋友的礼金，也拒绝在父母为“收回份子钱”的酒席上再走一遍仪式流程。
图 | 胡图只准备了答谢宴，在答谢宴上赠喜饼感谢亲友祝福
另一部分有“结婚羞耻症”的年轻人，则通过“当鸵鸟”维持单身形象来保护自己。
“所有的信息都不想公开，省得别人指指点点，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好就行了，和他人没有关系”，29岁的卢依说道。
卢依今年刚升级做了妈妈，但同事们却是在她肚子逐渐隆起、休了产假才知道她已经结婚多年。
“我并不是要装单身，只是爱情是私密的，如果将来分手了，我还要亲手删除那些回忆。但孩子是我的，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卢依解释道。
赵梓苑也认可这种趋势，“再加上现在大环境不好，如果让领导知道你结婚了，很快就会关注你什么时候生孩子，总觉得未来会影响他在职场上对我的评估”。
从某种程度上说，“隐婚”也是年轻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
一方面，快节奏的工作和职场压力促使年轻人感到“结婚羞耻”。
赵梓苑在一家从事直播业务的公司上班，工作时间极其不固定，“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还有人在群里谈论工作”。在这个工作强度下，公司大部分员工是25岁以内的年轻人，部门负责人也是不需要承担生育压力的男性。
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老员工，赵梓苑担心自己公布结婚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如被HR猜忌生育问题、是否会备孕等，影响工作效率，“现在已婚未育的女性在职场鄙视链的底端”，赵梓苑无奈地说。
另一方面，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也让年轻人尽量不对外公布个人情感状态。
赵梓苑担心同事们“孤立”自己，“公司里多是年轻人，大家还没面临婚恋压力，我本能会有一种结婚羞耻感，很羞耻分享结婚的一切、也很羞耻让大家知道。”
作为“隐婚”的代价，赵梓苑也放弃了婚假和公司的结婚福利——员工凭结婚证领取的结婚礼金。至于父母那边需要的仪式“交代”，赵梓苑决定“明年再说”。
第三，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对“婚姻羞耻”是出于经济考量。
“以前结婚可以赚钱，现在结婚都是贴钱，年轻人自然不爱在上面花钱了。”贺安安说，她生活在“婚嫁”成本高居不下的杭州——婚博会消费数据显示，杭州仍是最“舍得”在婚礼上进行投入的代表性城市，平均婚礼关联总消费约为25-30万元。
“如果各个流程都要，30万只能在杭州办个简单粗糙的婚礼，而且新人们还累”，几经考虑，贺安安身边的朋友们无一不选择减少几个环节，“这一下能节约好几万，普通人家谁和钱过不去呢？”
再者，如今婚礼的定义也变得更多元化、去传统化。
某电商平台发布的《2023年结婚行业新洞察》显示，仪式感、个性化的轻量级服务，越来越受24-28岁结婚“新主力”的青睐。如今婚宴规模10桌以内成为首选，并且更加注重个性化需求。
图 | 简单的婚礼答谢宴
换句话说，这一届年轻人经消费主义的教育后，相较于轰轰烈烈的爱情，更喜欢细水长流的生活，也促使他们不爱“秀恩爱”，开始关注生活和感情本身。
还有一部分人的“钝感”，源自于对“婚姻”的理性看待。
官方统计，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768.0万对，离婚登记数为259.3万对，2019年高峰时有超过470.1万对夫妻离婚，意味着离婚不再是一件少见的事情，这也直接影响了年轻人对“结婚”的安排。
“结婚有什么值得庆祝？现在离婚率那么高，谁知道过几年会怎么样？不如不庆祝，给自己留个后路。”卢依解释。
新一代年轻人的婚姻观，最直观地反映在婚庆行业的各项市场数据上。
“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轻人理想婚礼报告》显示，在10分制下，当代年轻人举办婚礼的平均意愿值仅为4.81分，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费钱”、“传统婚礼陋习太多”。
虽然受访者的平均婚礼开销为14.75万，但9成年轻人的婚礼预算低于10万。
根据2023年中国婚博会消费指数显示，全国（代表城市）平均婚礼关联总花费比往年下滑约15%左右。
这些数据，无一不说明年轻人不爱在婚礼上花钱了，以及对金钱的敏感性提升，直接影响了婚庆行业市场。
“我们同行有人悲观的喊出‘今年80%的婚庆熬不过去’”，佛山担任婚礼策划的32岁策划师黄乐说。
今年五一黄金周，黄乐的工作室没有一场婚礼订单，这是从业11年来黄乐从未遇到过的。
佛山经济在广东省排名第三，人口近千万，且广东人注重黄道吉日，对于结婚这样的大事，他们会提前挑选吉日。
在往年的结婚旺季，黄乐的档期需要至少提前半年预约，五一档期更是需要提前一年预定，并支付5000元定金。即使五一当天的人力成本需要三倍收费，也阻挡不了大家结婚的热情。
黄乐最忙碌的某个五一假期，工作室一天需要筹备15场婚礼。3个同事忙不过来，不得不请了5名兼职，再加上外包的花艺团队和灯光团队，分头行动，从前一天晚上19点开始进入酒店布置，才勉强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从去年开始，这行就不如以前好做了。”黄乐解释说，首先是咨询的客人数量减少，从每周5对减少到3对。“大家的预算也减少了，以前很多客人愿意接受5万元以上的婚庆费用，现在很多人一上来就问我2万元能否搞定。”
即使有咨询，也不一定能成交——有很多个人策划师会提供低于万元的价格来“抢单”，此外还有更加便捷的“一站式”婚礼堂，因性价比更高，更是冲击了原本就萎缩的婚庆市场。
小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大。安徽马鞍山的策划师许健说，之前当地有上百家婚庆机构，现在存活下来的，能叫得上名字的不到10家，“打开朋友圈一看，许多同行都转行了。”
除了婚庆行业，婚纱行业也遭受着冲击。
在苏州虎丘开婚纱店的邱杰直言，“今年谈不上做生意，能生存下来就足够了。”
邱杰的店位于苏州虎丘婚纱城，虎丘婚纱一度占据了全国70%的婚纱市场，可以说这里的生意是全国“婚庆人”的风向标。
图 | 邱杰婚纱店一角
在结婚热潮时，虎丘的婚纱需要在婚礼前两三个月预定，部分重工款式试穿甚至需要提前预约，并按件支付“试纱费”——高端婚纱工艺复杂，不能清洗，试穿也会留下痕迹，因此许多大牌、重工婚纱每次试穿都需要收取一定费用作为折旧。
生意兴旺时，邱杰一天能卖出上百套婚纱，现在只能卖出十多套。
“生意下滑后，许多店铺的试纱费只要几十元了，如果成交，试纱费还可以抵扣。”邱杰拿出一件重工婚纱展示，说这样的婚纱，前两年可以轻松卖到2000元，今年的价格直接腰斩到1000元。
“即便降价了，生意也没有好转。”无奈之下，邱杰和其他同行将目光转向了网店。女装本身就是退货率高的品类，而且许多新人从未试穿过婚纱，不知道自己合适的款式和尺寸，婚纱的退货率更是居高不下。
退回来的婚纱不能直接清洗，如果有污渍，只能送去干洗或者店家小心清洁，耗时费力，“但不给大家试穿，连成交的机会都没有。”
但也不是没有转机。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近一年内有超过265,946家婚庆相关公司成立，其中127,872家为半年内成立。
这也意味着市场还是看好“婚礼”行业的。
毕竟对中国人来说，结婚还是一件大事。只是这件大事会去往何方，大家还没准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