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及竣工的大厦”——彼得大帝的改革及身边的人

    彼得大帝，是后世对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彼得一世的尊称，也是俄史上仅有的两位“大帝”之一。彼得一世（1672—1725）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统治时期进行了以军事为先导的一系列西化改革，近代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无一不源于他的改革时代，尽管许多一厢情愿的改革举措备受世人争议。

    综观彼得大帝完成的毁誉参杂的改革，其直接目的并不是改造这个国家里已经确立的政治的、社会的制度，也不承担引进外来因素、把俄国生活置于它不习惯的西欧基础之上的任务。他的改革只限于力争用西欧现成的智力和物力资源来武装俄罗斯国家和人民，从而使国家达到与它在欧洲争得的地位相适应的水平；提高人民的劳动，却使那一代的劳动人民劳累一生，临终时几乎和自己的父辈一样贫穷。

1709年俄国与瑞典波尔塔瓦会战，油画

    这一切都不得不在顽强、危险的对周边国家的战争中完成，进行得匆匆忙忙。与此同时，还不得不同人民群众被贪婪的衙门官吏和粗暴的占有土地的贵族培养起来的消极保守态度做斗争，同被愚昧的教会灌输给他们的偏见和恐惧做斗争。因此，改革的环境是对外战争和内部斗争造成的，改革家的狂热和自信的独裁权力成了彼得的左右手。这两只手不是相互配合，而是彼此紧握在一起，从而互相使对方免于瘫痪。

    “这场最初设想得简单而有限的、仅仅旨在改组军事力量和扩大国家财政收入的改革，后来却逐渐变成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使俄国生活这一潭死水掀起了波澜，把社会上所有阶级都搅得不得安宁。”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教授（1841—1911）如是评价道。

    在彼得一世时代，受过的教育并没有教会统治阶层以清晰的眼光看待他们如此积极热心参与其中的事业，他们对这项事业的本质的理解也不比其他社会人士高明多少。这个阶级感受到了新的困难，但是，搜肠刮肚，找不出消除这些困难的指导思想。

    他们无处获取这种思想：他们像自己的领袖一样，都是自学成材的事业家，只是才能更为有限。他们事先未经培训，而是在事业进行过程中边干边学的，或者说趟事业的新河全靠摸着旧河床上的石头，因而不习惯深入考虑事业的总规划及其目的。

    当初，这些人身不由己成为改革的合作者，从内心来说他们并不是改革的真诚信徒，而是“屈打成医”；与其说他们支持改革，毋宁说他们本人全赖改革的支持，因为改革使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

沙皇宫廷

    彼得逝世之后，他们感到自己获得了最后的解放。改革从他们身上连同旧的衣装一道剥掉了与旧衣装共生的旧习惯，使他们摆脱了古罗斯生活严格的清规戒律。这种解放对他们来说是道德上的巨大不幸，因为从前的清规戒律终归还能稍许控制他们的恶劣倾向；而今他们表现得放纵不羁，肆无忌惮。

    彼得为自己的俄罗斯祖国服务，尽管如此，却还不能说为彼得服务就是为俄国服务。祖国的思想对于彼得身边的奴仆们过于崇高，这不是提高他们的公民觉悟就能企及的。最贴近彼得的人并不是改革活动家，而是他个人的奴仆。彼得有时鞭笞他们，有时又准备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合作者，借以减轻专制君主因孤独而感受到的苦闷。

    以参加彼得一世少年军团得宠进入军界的缅希科夫，身为伊若拉领地的公爵，竟是胆大妄为，贪污盗窃的行家，而且还经常说谎骗人。他甚至无法洗刷掉造赝币者的恶名。

    托尔斯泰伯爵为人精细机敏，彼得本人都承认他的头脑灵活聪明。他巧于排难解纷，任何事情他都能翻云覆雨，颠倒黑白。

    阿普拉克辛伯爵是彼得的儿女亲家，他是旱地上的海军元帅，对海军事业一窍不通，连航海学的基础知识都一无所知，但是，他是最热情好客的主人，任何人都休想不喝醉就离开他的府邸；他是改革家豢养的百依百顺的奴仆，然而也是他改革事业暗藏的反对者，是对外国人势不两立的仇视者。

    俄国外交的主宰者奥斯吉尔曼，先前本是男爵，后来才晋升为伯爵，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早年曾给荷兰的海军中将当过侍仆，接近晚年时却当上了俄国的海军元帅。在安娜·利奥波尔多夫娜平庸地执政的年代里，他成了权势显赫、炙手可热的人物，人们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全俄沙皇”；他是奴颜卑膝、曲意逢迎的大外交家，他从来不能在仓促之间立即找到应答的话语，因而以高深莫测，喜怒不形于色著称；一旦被迫表态，他或者转瞬间猝发重病，呕吐不止或痛风病发作，或者开始信口胡诌，弄得连自己都不明白说的是什麽。

    最后，还有性如烈火的亚古任斯基，他一贯脾气暴躁，经常醉醺醺的，一碰见什麽便口出不逊，饱以老拳；他本人适合当流动剧团的一流悲剧角色，可是却荣任了至尊至贵的参政院总监。

    上面列举的便是彼得临终之际掌握着俄国命运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改革家刚刚逝世，他们就立即对俄国胡作非为起来。葬礼过后三个礼拜，1725年3月31日，亚古任斯基在夜里举行晚祷之际闯入彼得保罗大教堂，用手指着停放在教堂中央的彼得长眠的灵柩，大声指控缅希科夫公爵欺侮了他；翌日凌晨，彼得堡被可怕的警钟声惊醒：原来这是哀痛欲绝的未亡人——皇后对首都人民开的玩笑，因为时值4月1日西方愚人节。

    而在民间，国内外的目击者记录下了描写彼得驾崩的噩耗所引起的悲痛的，甚至恐慌的种种表现。据一位高级官员说，在追荐仪式上，“哭声震天，泪如雨下，妇女们悲痛欲绝，声撕泣血，无以复加”。自然，这里不乏官样文章的，出于礼貌周旋的泪水：安葬莫斯科国任何一位沙皇时莫不如此。人们全都感到强有力的巨掌已不复存在，因而油然产生一个令人惊恐不安的问题：今后会发生什麽事？改革，它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根基是不稳固的。

    改革家的严厉意志以一种共同事业的魅影把身边的人联合在一起。在他逝世之后，事态的发展却向俄国上层社会提出了一项任务：怎样把改革家的所有工作成果转变成仅仅对一个统治阶层有利，尽可能鲜明地把这一阶层同其他阶层，同不学无术的白痴，特别是同农民和奴仆区分开来。

    叶卡捷琳娜一世（1684—1727）登上宝座，成为政权的偶像之后，他们更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无拘无束了，于是便冷静地审视他们的互相关系，同时衡量了自己在被他们统治的国家里所处的地位：作为老朋友，他们却互相仇视，他们开始把俄国当成猎物，用之进行交易。若不给他们送礼行贿，任何重要事务也休想办成；他们每个人都规定有明确的价目，同时还要一个必须遵守的条件——不能让他们当中任何人知道别人得到多少钱。

    这是警察当道、告密盛行、暴虐专横、蔑视法制和人性，扼杀道德的国家培养出来的真正的子弟。诸如彼得大帝的稍许年轻的同时代人和宠儿阿尔杰米·沃伦斯基，这样杰出的干练人才当时竟然丝毫不认为告密有何羞耻之处。他们公开地，按审讯程序，通过当面对质来证实自己告密的内容，按沃伦斯基的说法，甚至不惜采用“其他伤天害理的手段”。

夏宫花园

    对于彼得的事业，这些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愿望去继承或者摧毁；他们只能败坏它。彼得时期，他们习惯于按照彼得的残酷指挥行事，因而一个个都好似杰出的人物；此后他们失去了扶持依靠，因而露出了平庸无能的本来面目，不再是什麽先进人物了。

    有时，他们聚拢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可是知道自己若不在场俄国宫廷就寸步难行的奥斯吉尔曼却装腔作势，随便找一种政治病做遁词，不肯莅会，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那些掌握祖国命运的人们坐等片刻，各自喝上一杯，便分头打道回府，接着便跑到奥斯吉尔曼男爵身边去献媚讨好。但是，对于奥斯吉尔曼，他们既不尊重他的聪明才智，又不推崇他的勤劳；相反，作为外国人，他们蔑视他；作为阴谋家，他们惧怕他；而作为竞争对手，他们又嫉恨他。

    彼得二世的岳父缅希科夫公爵和这位新皇帝的恩师奥斯吉尔曼男爵在宫廷倾轧角逐中一直配合默契，上下其手；不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在一次友好谈话当中，二人竟然反目成仇了。公爵谩骂男爵，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他使年轻的皇上丧失了信仰的良知，公爵用流放西伯利亚来威胁男爵。男爵勃然大怒，反唇相讥，对公爵说：他这个公爵无权把他这个男爵流放出去，而他这个男爵却有能力把他这个公爵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因为他这个公爵完全是罪有应得。

    结果，公爵的诅咒应验到了自身，因为操纵国家大权，彼得二世登基后他便立即失宠了。1727年，缅希科夫被夺职，流放西伯利亚别廖佐夫，两年后病死在了那个遥远而寒冷的异乡。

    这些人自始至终没有深思改革的意义何在，然而对于改革中使他们及与其有关的社会各阶级有利可图的疏漏之处却异常敏感。这些阶级的人们善于利用彼得在取消对农奴制的最后一些限制时的立法疏忽，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担为此须负担的义务，他们尤其仇恨外国的科学以及外国的种种概念和习惯。一位不知名的莫斯科贵族说，当他和同伴们西欧一道学成回国的时候，他们不仅受到与他们门第相当的人们的嫉恨，而且因为他们身上反映出欧洲习惯，而遭到亲戚们的仇视，受到他们的“喜笑怒骂，冷嘲热讽”。

    彼得死后的俄国，被缅希科夫形象地称之为“未及竣工的大厦”。此后，继续修建这座大厦却没有按照彼得的蓝图。在彼得的葬礼上，大主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为了安慰失去作为国家事业总设计师的皇上的俄国人民，在其著名的训词里说，似乎改革家“把自己的精神留给了我们”。他这样说无疑是在心灵上犯下了一桩不小的罪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