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水蓄能群：动态互联与西部调水工程的远景展望（上） | 伍绍煜、潘忠伟

中国西部南水北调如何破局？

利用新疆“沙戈荒”闲置土地，用来发电，送电终点是川西，新疆电力经过该地抽水蓄能群的“折腾”，将横断山区的水调回新疆。

基于电网和水网的国土空间规划是系统工程。多目标、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工程能否达成？做好西南“水三角”抽水蓄能群的整体性规划，箭在弦上。

自红旗河工程视频于2017年底引发争议以来，各种讨论和评价不断出现在各类媒体，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讨论信息不完全，讨论标准不一致，讨论范围不确定。当下争议之大，与当年三峡工程上马决策的情势，不相上下。三峡工程决策的争论焦点，是由建水坝这一个“点”引发后续影响的“面”上争论，而西部调水从一开始就是很复杂的面上问题，由单面及多面，由水而引发的各种取舍交织在一起，不完全、不对称、繁杂的信息，给判断和决策增加了很高的难度。

仅从“水”这个层面而言，西部调水就涉及地理、地质、气象、水文、水利、发电、灌溉、投资、规划乃至政治经济等等诸多要素。仅从“调水”是为了解决“缺水”这个规划立论，缺水的原因就涉及水质性缺水、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等情形。仅从“调水”的工程方案和成本预算着眼，至少先后提出过17种不同的方案，工程预算的极值差可以达到数十倍。

关于西部调水种种莫衷一是的争议，已经明确显示出仅仅着眼于“水”，是很难从规划和决策上取得一致意见的。相反，思考这一工程的着眼点，应该从单一的“水”转移到“水——地理（气象）——能源”联动效应出发：从西南横断山区的地理情形出发，以能源互联的角度解决工程永续成本问题；从可调水量随季节巨大波动这一实际出发，以水体存储和动态平衡为目标，保证稳定、可持续的可供“北上”的调水量；从能源“常平仓”的视野着眼，保证西部调水工程与电网乃至能源安全的联动效应；从国土空间规划、改造的整体利益出发，改革调整“用水”的社会属性，在解决黄河流域长期受困于制度性缺水这一问题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北上之水向西奔流的长远利益。

由上述规划要素的综合考虑，抽水蓄能群的聚合和动态互联效应就成为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西部调水工程的一个核心方法，由这一方法出发，必然带动我们不能仅仅从“水”的角度衡量西部调水工程的得失利弊，而应该从能源动态稳定（“常平仓”）和国土空间的改造等各个“面”来重新定位西部调水工程的规划和论证。

上篇 原有方案的反思及其局限

一、聚焦红旗河方案：可调水量之争背后的误区

红旗河作为南水北调西部调水众多方案中广受舆论关注、为大众所知晓的一条路线。该方案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附近取水（水位2558米），并沿青藏高原边缘绕行将水调往干旱的西北地区，全程自流。该方案从2013年正式开始调研，争议一直不断，其中引起公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地理》在2018年第5期详细介绍了红旗河工程，并简要概述了14名专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关于红旗河可行性争论的若干焦点，随着探讨的深入也趋于集中，其中最具技术含量的讨论发生，是以西南横断山区地质和水文条件为切入点：一方是红旗河方案的提出者王浩院士团队（以下简称“王团队”），而质疑的另一方是赵希涛研究员团队（以下简称“赵团队”）。

聚焦西南横断山区工程可行性这一问题，王团队和赵团队同时运用了现代测绘技术及成果来支撑自己的论证，使得我们对横断山区分别有了不同侧面的认识。由于横断山区地理位置特殊（介于川藏滇甘青诸省区之中，且离南亚诸国国境很近），工程环境与众不同（不同的技术路线可能导致差别极大的成本收益比），涉及学科议题众多（环境、地质、气象、地理、水利、能源电力、生态、财政、金融、民族宗教、国际外交、国土空间规划等等），不同议题讨论走向支离趋势明显，使得高质量的讨论变得空前艰难，暂且不论谁是谁非，王、赵两团队的研究成果均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

按照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的刻画，横断山区七脉六江。王团队提出的红旗河方案，基本上以全程自流为导向，以隧道方案为主，择地连续穿过横断山区六条主体山脉。赵团队于2019-2020年在《地球学报》上连续发表3篇文章，对王团队的工程方案并未有过多着墨，而是指出红旗河工程在横断山区等调水核心区域洪水特征的失误，并判断我国西部“五江一河”可供跨流域调取的水量严重不足。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王团队对此并未回应。

西部需不需要调水？需要调多少水？可能调多少水？可能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大格局？形成同样的大格局有无不同的实施路线？这些问题，都得与横断山区这个大环境有所关联。可以说，横断山区的很多特性，对这类调水工程的顶层设计划定了边界条件。

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

细究王、赵两团队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可调水量，王团队认为“预计年总调水量可达600亿立方米，仅占主要河流取水点总量的21%”。王团队在公开发表透露的核心信息并不多，但少量的信息同样可以让有经验的对手方抓住重点，21%（20%）的调水量占总可取水总量的比例显然设定有误。红旗河方案基本上是在各水系上游某个固定取水口取水，同时基于相邻河流落差和相关隧道工程费用最小化的考虑，对固定取水口的可调水量往往估算过高。针对这个问题，赵团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给出了只能发挥不足54%预想调水量的结论。同时，赵团队也抓住王团队600亿立方米的年度总调水量大做文章。按照三篇论文的论证结果，即红旗河方案无法调水600亿立方米；如果坚持按该调水目标强行调水，则“建设规模势必大大增加， 这也意味着工程难度大大增加，意味着工程建设与运行成本大大增加，意味着洪水、地震与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大大增加。”

王团队的600亿立方米调水量设定是怎么来的？

新中国建国以来，曾经对南水北调有过多种考虑。到现在，东线、中线工程已经实施，西线工程一直以来有各种争议，同时也诞生了多种方案（思路）。有些思路，比如溯天运河构想，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大的反响（但是科学性严重不足，可行性未经任何论证）。以下表格，反映的是2000年前后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调水方案。

仔细审阅上述方案，不难推测王团队600亿立方米调水量的设定，并不是一个严格测算的结果，而是一个历史传承，即在以上方案中取较低值的保守预计而来。

为了纠正王团队过高估算的可调水量，赵团队采取如下计算思路：依据红旗河预想路线与现存横断山区诸河流的地理交点，假定该交点为拟调水节点，使用该节点附近水文站的多年平均径流量数据，最终厘定“五江一河”在此交点的年平均径流量，以及概算可调取水量。

这一结论只是否定红旗河调水总量，但并未否定整个调水思路。从工程角度上讲，弥补调水量不足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只要技术和经济两方面都可行，调水口往下游分散延伸，调水总量将大大增加。例如雅砻江白碉水文站离红旗河交点较近，它的多年平均径流量是276亿立方米；假如取水口改为雅砻江攀枝花水文站，该数值则上升至530亿立方米。

若是进一步深入，王、赵两团队均未直接讨论的21%（20%）调水量占总可取水总量的比例设定，源自水利系统的一个约定俗成：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利用（包括当地引水、向外流域调水）会对下游水文情势、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一般认为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不能超过一定比例，如20%、40%（考虑流域具体情况）。在赵团队的讨论中，本值被设定为20%。

但是，这种设定在横断山区是有问题的，例如刚才已经提及的雅砻江下游调水，针对雅砻江白碉水文站或者攀枝花水文站，差值极大。按白碉的276亿乘以20%算，约为55亿，按攀枝花的530亿乘以20%算，为106亿立方米。如果白碉至攀枝花段无关键的水文情势、生态、环境影响因素，是否可以在白碉处调水200亿？150亿？100亿立方米？赵团队在此处显然犯了以点概面的错误，机械地拿着20%去套可调水量。赵团队在论文中声称：厘定的年平均径流量和匡算的调水量，旨在客观讨论“红旗河”构想的西部丰水区到底有多少水资源的问题。但是，赵团队只是讨论了“红旗河”与相关江河交叉点有多少可调取水资源的问题，更直接说，是仅讨论六个交叉点的问题，但文字上模糊为讨论整个面上的问题。所谓以点概面的错误，这就是典型。

瑕不掩瑜的是，从赵团队的论证可以看出，王团队尽管也使用了现代测绘技术进行调水路径初步选线，但并未深入横断山区，有“地图开疆”之嫌。正是如此，赵团队提供了大量支撑数据，指出红旗河工程在横断山区等调水核心区域洪水特征的失误。这一结论一定要特别强调，它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横断山区诸河水情特殊，枯水期（11月至第二年4月）径流量仅占全年的12%-21%。因此，这部分真知的最重要结论是，哪怕在一年中，调水是阶段性的，不可能是连续性的。

再次比较王团队的设想和赵团队的批驳，再回到王团队在横断山区的方案上来，除却技术细节不论，王团队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没有从实践出发，并未考虑国土空间外围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更未考虑可调水量背后复杂的气候、水文、地质的极端多样性，这些考量参数的缺失，足以对工程立项的前提构成严峻挑战。

难道真的就此可以判定王团队方案的“死刑”？不见得，要引入新的参数系统重新进行工程和方案模拟，会别有洞天。

这个参数系统不是自然，更不是地理或者水文，而是能源和中国的基建工程能力。简言之，依托于横断山区的电力网络和工程拓展空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红旗河前段经过的甘孜州，已成为四川电网除成都外的第二大地州（市）级电网所在地，也是川藏铁路的穿越核心地带，现代电气化铁路将附带大量电网工程。密集的电网布局将会给调水方案的经济性、选择性和灵活性带来很大变化。如果考虑到能源和基建工程能力，王团队仍然有可行的空间，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王团队未考虑的水流量季节性波动问题和“全程自流”方案的局限性，可通过抽水蓄能群建设得到解决。

二、黄委会方案和“备忘录”背后的痛点：弥补制度性缺水的惯性思维

在当前生态型社会建设大潮下，黄河水的水质性缺水（达不到生产建设和生活用水质量）问题已经不是中下游各省的主要矛盾，而缺水的动因却仍然多样，目前至少存在着三大根源问题：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资源性缺水是指自然水量整体不足而导致缺水；工程性缺水则是投资总量和规划布局缺位，导致自然水资源利用率不足；制度性缺水则是以长期形成的用水指标达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导致整体“指标”总量不足。

首先应明确的是，西线调水工程所覆盖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和山西等省区，缺水原因不尽相同，其中新疆存在资源性缺水是最无疑问的，而剩下的青、甘、宁、蒙、陕、晋等六省区（以下简称“六省区”），均曾不同程度受困于工程性缺水（这是以往六省区热衷西线调水工程的主因），但通过水利工程规划和建设，陕西、山西、宁夏、内蒙古等省区（以下简称“四省区”）的工程性缺水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真正工程性缺水的，只剩下青海和甘肃；至于长期受到用水指标困扰的，则是“四省区”仍然存在的问题。具体详情可用下表加以描述：

西线调水工程覆盖北方七省区缺水原因一览图

面对上述表格的诸多判断，读者一定有疑问：为什么宁、蒙、秦、晋等“四省区”解决了工程性缺水的问题？难道就没有资源性缺水这一“元问题”了？

先看陕西和山西两省：陕西省可以引汉济渭，山西省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了大水网工程的规划建设，这两省的主要矛盾是工程性缺水而非资源性缺水。至于宁夏和内蒙古，两区的河套灌区名闻天下，它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既不是工程性缺水（2008年之后随着工程投资的加大，此矛盾退后），也不是资源性缺水，而是未来的用水指标至少不能削减这一制度性缺水的强烈诉求。换言之，四省区在有能力做好本省（区）内水利规划和建设的前提下，可以解决工程性缺水这一瓶颈。

分清了缺水的原因，再来看黄委会的西线调水方案及其变化，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中表达的种种担忧，特别是他们对西线调水工程的态度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就一目了然。

先看黄委会方案，早在2000年之前，就形成了总规模600亿立方米的调水方案。但是，进入21世纪后，该方案屡次修改，特别是2006年8月《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出版之后，基于黄委会的西线调水工程就一波三折：2008年，西线工程前期工作被国务院喊停，时年1月，国务院第204次常务会议纪要提出：“西线工程不急于开展项目论证”；2015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修订版出版；2016年9月，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上报有关报告，提出下一步需对西线工程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和方案论证。

2017年，红旗河视频出现于互联网，进入公众视野；2018年5月，水利部下发《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方案比选论证》任务书。2021年，“作为规划调研参与者”的王光谦院士通过《瞭望》杂志发声，工程总调水规模降至240亿立方米。2023年，张金良等在《人民黄河》杂志发表论文透露，总调水规模进一步确定为170亿立方米，分为上下二线：其上线为雅砻江干支流——大渡河支流——贾曲河口线路，在贾曲河口入黄河干流，该线调水40亿立方米；下线为金沙江叶巴滩——雅砻江两河口——大渡河双江口——洮河线路，在甘肃省岷县入洮河，调水130亿立方米。辅助工程则为黑山峡、碛口、古贤三大水利枢纽，目前黑山峡、古贤项目已准备开工建设。

图片来自宿东君先生

图片来自宿东君先生

图片来自宿东君先生

调水总规模从240亿下调至170亿立方米的逻辑是明晰的，就是新时代对生态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北方实质性缺水问题得到解决，这点无须多言。但令人费解的是，从2008年前期被喊停到2018年重启，为什么调水总规模一下子从600亿下调至240亿立方米，并最后确定为170亿立方米？请读者再仔细上面提及的六省区缺水原因判断表，可谓一目了然：在工程性缺水得到根本缓解后，制度性缺水成为西线调水工程的主要诉求点，而资源性缺水的省（区）则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新疆不属于黄委会要考虑的真正区域）。

再看“备忘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一书是四川科学家、学者群体为四川利益发声和收录各类针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代表性言论的“备忘录”，正反各方面意见都有，其中以反面意见居多（其现实原因，很可能是水利部门并未征求川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意见，情绪上引发剧烈反弹）。从博弈论的角度着眼，水利部联合黄河上中游青甘宁蒙陕晋六省区，站在四川利益的另一边。那么，为什么是上述六省区，为什么没有新疆？

复杂的问题，应该使之日趋简化，以利于解决。

时代的节点回到1987年。上世纪80年代，黄河数次大断流，导致了1987年中央主导出台了各省区分水方案（以下称“八七分水方案”）。八七分水方案的制度架构一直延续至今，陆续有些小修小补，并未随时代发展需要做出新的改革。这从制度上导致了青甘宁蒙陕晋六省区对黄委会水资源分配权的依赖，也是制度性缺水的源头所在。“备忘录”据此提出了水权置换问题，也是抓住了重点。

基于水权置换，考虑对黄委会的水资源分配权必要的尊重，不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西部调水，可以有这样一个假设方案：先基本固定甘肃、青海之外四省区指标比例，再单独进行四川对甘肃的调水，同时允许青海使用更高的用水指标推动本省工业化和城市化。

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先放下制度性缺水的矛盾，优先解决工程性缺水的难题，并再次推动西线调水工程的整体规划，从利益兼顾角度来说，受到的阻力较少。这一方案对四省区的利益触动不大，相反，还从中相对受益，但对六省区格局中扣除四省区之外的青海和甘肃，是最为得利的。这两省从表面上看来是工程性缺水（太穷了），本质是制度性缺水（指标管控），而两省恰好作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上线和下线的输水第一承接地，可以通过资源性水量的解决，回避了上述两个问题。而新疆作为真正的资源性缺水大区，成为了包括“备忘录”方案在内的“招牌”，至于新疆是否真正从中受益，从短期来说，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备忘录”中还有一个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小众”项目，即“小江调水方案”。正如《备忘录》一书中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同志的认识：“长江水多，不在源头；黄河缺水，不在上游”。钱正英同志的长江水资源看法，非常精妙。长江之水，主要在支流，特别是在群山沟壑中，重点是巨气象系统和微气候的互动。上一级支流的洪水，很可能就是下一级干（支）流的资源。调长江之水，实质是调气象之水，无论是减灾，还是丰水期滞洪，本质都是化洪水为资源，洪水资源化的一系列问题和一揽子解决方案。

小江调水方案为钱正英同志的话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长江水多，不在源头，上中游各支流洪水资源汇集至三峡水库。在此基础上，把三峡重庆段小江支流的水筑坝拦截，建设一连串抽水蓄能电站和高山水库，穿过巴山，跨过汉江，再穿秦岭，将水调至渭河流域，最终从潼关入黄河。

图片来自宿东君先生

钱正英同志同时指出，“该方案的最大缺点是长江低，黄河高，需要建设高扬程、大功率泵站，提水入黄。”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泵站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本存在。而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已成国家意志的今天，新能源方兴未艾，跨流域的抽水蓄能电站可以替代泵站，一是利于重庆本地及周边的风光资源“应用尽用”，二是充分利用洪水资源，三是在合适的规划下，小江拦水大坝处甚至可以考虑使用抽水蓄能电站方案，更大范围发挥对整个电网的调峰作用。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在制度性缺水的惯性思维主导下，在过度尊重黄委会水资源分配权的前提下，西线调水工程只能成为一个制度或者惯例的补充北方水资源不足的“次一级”工程。无论是黄委会方案还是“小江”方案，都未能切实重视新疆缺水这一基本国情及其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当然，任何事情都瑕不掩瑜，特别是“备忘录”中作为参考的“小江调水”工程，实际上是超越时代的战略规划，它犹如一块璞玉，等着新时代的系统工程技术——抽水蓄能群——进行挖掘和雕琢。

三、其它方案综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数十年的探索中，许多专家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西部调水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组方案：一是林一山、陈传友、邓德仁和邓英淘等人前后继承但又各有侧重的方案群（以下简称“林陈邓邓方案”），这一组方案的突出特点，是充分考虑和利用横断山区的地理特点，最大程度在可调水量和工程成本之间达到一个均衡；二是刘泽洪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水利和能源（电网）的有机结合，在工程技术的选择使用上，更具有前瞻性和系统综合效应，提出了水——电结合视野下西部调水工程的新蓝图；三是2000年之后学者新提出的各类引水入疆方案，其特点是围绕新疆为调水终点或重要节点来进行，从中可以看出这组方案思虑长远。

先看林陈邓邓方案，这一组方案的先行者是林一山，他提出从怒江开始，澜沧江、金沙江（干流）、雅砻江、大渡河共5条江河上游联动调水，总取水量800亿立方米，主要供水区为内蒙古西部和新疆东部，也有引水入南疆的考虑。林方案的特点是，高水北调，高水高用（在流域上游高海拔地区筑坝，跨流域提引水至相邻的较高海拔地区，然后自流使用）。同时，林一山基于对西部地理的深刻认识，提出“要利用‘西高东低’来克服‘北高南低’”，系统性探索和总结提引水过程中最大限度降本增效的各种办法。

与林一山方案着眼点区域一致但选择线路有所不同的是邓德仁三江并流贯通调水方案，邓德仁也聚焦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主张三江打通，或完全自流，或完全提水，或混合，其目的是雅砻江、大渡河等长江支流水量北调后，将流出境外的部分水量向东填补北调水量空缺，总补水量300至600亿立方米。邓德仁这一方案的特点是：低水东调，低水低用（在青藏高原南边缘的稍低海拔但水量较大地区筑坝，跨流域提引水至相邻的更低海拔地区，然后自流使用，考虑到青藏高原特点，此方案只可能向东，实质是补水）。

陈传友“四江进两湖”方案，则在水源地的选择上更靠近青藏高原核心区，即从雅鲁藏布江开始，到金沙江结束，多点提水穿越巴颜喀拉山，注入黄河上游的鄂陵湖、扎陵湖，取直从黄河支流曲什安河入黄。总取水量435亿立方米。因提水量大，所需要的抽水电能，则建议建设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电站予以保障。可以作补充的是，邓英淘认为不需要建设大拐弯电站，所需电能用改为风电为主进行提水，工程成本更低且更适合工程的逐次推进。

如上所述，邓英淘在总结上述三个方案时，曾有精当的概括：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引提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邓英淘吃透了林一山方案的思路，提出了廉价风电提水方案。他给出两个简单结论来概括核心图景：在引水量很大时，提水工程是大西线调水的主要技术手段，自流引水只是因地制宜的辅助手段；提水用电成本的高低，是制约大西线调水经济性、从而制约工程可行性的最关键因素。

林陈邓邓方案的取水点有所差异，但根本思路是一致的，即：引、提西南诸江河之水为主，疏引长江中下游洪水为辅，最大限度利用我国西南江河外流水资源（流出总量共计约5400亿立方米），尽量利用洪水资源，考虑到风电是不连续的，抽水也是阶段性的，那么就要尽最大可能利用本地廉价风电资源，将风电资源和抽水用电灵活配合，以期达到最低的后期运行成本。

接下来再看刘泽洪方案，该方案侧重从水——电的有机结合角度设定西部调水，是将横断山区风光、水利资源与调水工程有机结合下的一种思路，即：依托新能源为水资源配置提供动能，依托抽水蓄能电站为新能源消纳提供储能，成为国家水网的蓄水池、新型电力系统的蓄电池；以新能源为动力，以调蓄水库为枢纽，以引水渠为联络，构建电——水协同的“输——储”网络，这是刘泽洪团队基于新型抽水蓄能的调水思路。

图片来自刘泽洪等作者的公开论文

刘泽洪方案的总调水规模400亿立方米，它充分考虑了新技术在工程应用中的广阔前景，概括而言，有三大优势：一是以数字化信息为基础，用自动化的程序高效率筛选出抽水蓄能站址和调水路径优选对比；二是以短隧洞思路应对西部地震频发区对工程建设运行全生命周期的扰动；三是深度嵌入新型电力系统，利用高密度的全国电网，系统性地把邓英淘廉价风电提水方案成本再降一个台阶。

中国的山地偏多，昨日是阻碍发展的巨大包袱。今天却成了不可替代的新型抽水蓄能站址资源，这是时代、时势与地理特点通过技术进步而搭建的新机遇。

2000年之后，讨论者们将目光深入更为广阔的西部，即“西部调水”成为广义上的、或者说真正的西部国土空间和水利资源的整合规划。据《新型抽水蓄能与西部调水》一书，这些方案详情可见下表：

资料来源：《新型抽水蓄能与西部调水》

从上面几个设想或方案可以看出，大多数方案都是围绕新疆为调水终点或重要节点来进行，说明各方案重在长远，至于是否有切实可行的近中期微观策略，则尚待观察。（鉴于由于新疆的情况极度复杂，我们将在下篇着重讨论。）

四、上篇结语

西部调水工程可谓是事关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重大战略规划。作为战略规划，最为紧要的是两条：一是战略规划首先是方法论，不是目标；二则战略规划不能基于预测性的要素展开，而是“不赌”，追求的是化繁为简的可靠性。同理，西部调水工程的焦点不在于可调水量的多少，而在于如何在工程、经济、环保等方面达到一个均衡，更在于方法、线路和技术手段的选择。同样，西部调水工程不是为了解决某个既定目标而进行的战术性工程，如果那样，将会导致任何大工程极容易出现的灾难性结果（工期无限延长、预算超支、预期效果不明显或者三者皆有），而是要聚焦于一个问题：化解中国西部地理资源要素（水、土）的不均衡为某种战略机遇。

由上述规划前提出发，读者很容易判断红旗河等方案的优缺点在哪里？现在适不适合立即进行实质性施工？如果明确它们的优点和缺点，认可并尊重缜密详实的战略计划比实施工程重要N倍，那么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仔细分析中国西部水利资源图景、横断山区地质地理特征、西北国土空间改造等基本要素，再针对性地提出西部调水工程的规划方案，才是可行之道，同时也是必行之路。

从中国北方水利资源图景来看，整个西部调水涉及的七省区，缺水的四个主因有了结构性的变化，即水质性缺水最先脱离主要矛盾，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的现状则因省而异：除了新疆的主要矛盾是资源性缺水外，其他六省区的主要矛盾均为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交缠在一起。解决上述问题最为直观的办法，是结合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用大量的工程投资、用系统工程的规划合并解决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问题。更加明确地说，西部调水不能以北方缺水为主要工程目标，因为未来北方缺水的可能性并不是工程的主要考量因素，而默认指标分配的水资源制度安排并以此为出发点考量西部调水工程，只会把核心议题降格化：将战略规划视为战术问题。

图片来自宿东君先生

从我国西南江河外流水资源来看，年均西南外流总量共计约5400亿立方米，调水后是否对域外国家人民生计有负面影响？从气象学角度，印度洋和青藏高原两个巨型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绝大多数的降水均发生在域外，应该予以实事求是的考察，而不是动不动就担心“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最后应指出，我国对西部生态的科学投入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生态科学界认定的重点动植物应该有更长期系统的研究结论，决策者不能乱拍脑袋，舆论可以影响政治，但是舆论决不能左右国家根本利益。

从西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地理、地质条件看来，以海拔2500米为界，重点根据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地理现状，“高”水北调，“低”水东调，以高密度的中国巨型电网为后盾，用廉价风电提水，用新型抽水蓄能思维构建国家水网的蓄水池、新型电力系统的蓄电池，尽最大可能和努力提高整个巨型系统的经济性，理应成为未来西部调水工程的地理、经济成本相互结合的核心点。

从国土空间的改造来看，新疆普遍缺水、东疆南疆尤甚的现实，让我们应该将西部南水北调的目标不应该聚焦于黄河区域，而是要从整个国土改造的战略空间着眼，这样说并非是否定每位专家或者讨论者的努力，而是应该视为这是一场当代科学史“层层累积”的大合作探索。这一探索的核心区域也逐渐随着深入而清晰，即如何将大西部的资源要素，通过调水进行全方位的整合，这种整合首先要面对的是地理因素，而能克服或者利用好地理因素的关键之处，同样是基于这种地理因素之上的能源结构和能源网络。

土地——水——能源的三位一体格局，成为我们审视和探索西部调水工程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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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凌、刘宝珺等.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增订版）〔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3]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杨凯奇.调水地区利益的转移，才是最最难的——对话“红旗河课题”专家组组长王浩〔N〕.南方周末.2018年3月29日

[5]邓铭江等.12个关键词、14位专家 带你一起热议“红旗河”〔N〕.中国国家地理.2018年第5期

[6]杨勤业、景可、徐建辉.质疑：“红旗河”调水功能的可行性〔J〕.自然资源学报，2018，33（5）:893-898.

[7]赵希涛、魏乐军.青藏高原东南部地貌特征与藏水北调源头段的可能线路——试评“红旗河工程”构想〔J〕.地球学报，2019，40（2）:361-374.

[8]赵希涛、魏乐军.我国西部“五江一河”可供跨流域调取的水量究竟有多少？——二评“红旗河工程”构想〔J〕.地球学报，2019，40（3）:492-506.

[9]赵希涛、魏乐军.“五江一河”的洪水特征及其对跨流域调水量的制约——三评“红旗河工程”构想〔J〕.地球学报，2020，41（1）:91-105.

[10]王浩.取水之利，兴我中华（2017年12月，王浩在清华大学详细讲解“红旗河”）.互联网

[11]刘泽洪等.基于新型抽蓄的绿色蓄能调水工程研究〔J〕.全球能源互联网，2022，6

[12]李立浧等.《我国未来电网格局研究》院士讨论纪要2018年8月23日

[13]刘泽洪.新型抽水蓄能与西部调水〔M〕.中国电力出版社，2023

[14]刘永奇.我国抽水蓄能开发情况及储能支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认识与思考.互联网

[15]《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第三版）〔M〕.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16]刘振亚.全球能源互联网〔M〕.中国电力出版社，2015

[17]杜祥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6

[1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R〕.2016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R〕.2020

[20]《中国电力规划》编写组编.中国电力规划 （1949-2003）〔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21]辛保安、刘泽洪等.中国清洁能源基地化开发研究〔M〕.中国电力出版社，2023

[22]黄万里.黄万里文集〔M〕.2001年8月

[23]王柢，王大寿.工程决策中的综合优化——以铁路为例〔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