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冰逊到三个和尚没水喝

人类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从鲁冰逊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

鲁冰逊漂流的时候，他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能够生存，这没问题。但是一旦人类需要合作才能生存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典故：一个和尚担水喝没问题，两个和尚抬水喝也没问题，但是三个和尚就遇到没水喝的困境了，这看起来很可笑，但是却很现实。因为合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在很多论著对合作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成人、对等的个体之间的合作研究，比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剧等等。但是从人类发展过程来看，人类一生下来是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需要抚养，这个抚养化的过程其实是一种不对等的协作关系，孩子要听从安排。原始社会阶段，都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采摘和狩猎微组织，接着进入氏族社会，最后人口的繁衍导致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合作。需要文化和制度来支撑庞大的合作群体。

当人类突破血缘关系，突破氏族社会，进入崭新的合作关系时，制度安排和文化设定就需要有人来提供。

由于当时土地资源还比较丰富，有人就会主张回到氏族社会，比如老子。氏族社会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天生具有合作的基因，因为氏族社会的利他行为有利于基因繁衍。这个想法在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过程其实很正常。

考虑普天之下爱莫非王土，孔子觉得回不到氏族社会，需要文化设定和制度安排。《合作的物种》一书列举实验结果说到，有三种情况是比较有利于合作的。第一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利他合作有利于基因繁衍；第二种是基于耻感文化，在合作中搭便车或背叛的人有羞耻感；第三种就是惩罚背叛者可以降低合作崩塌的风险。

第一种是老子的主张，不用过多解释。

第二种其实孔子的主张，因为礼制是耻感文化存在的前提，没有礼就不会产生耻感文化，礼治的作用就是为了合作，为了社会的稳定。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就是说, 若仅以刑罚治理国家, 民众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的可耻； 若以德治教化民众, 民众便有羞耻之心, 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 进而避免犯罪。在这里， 人们出于内心羞耻的压力, 由内向外求恕, 因而具有更高的自觉性。

这句话与塞缪尔·鲍尔斯/ 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书中的试验结果惊人一致。

《合作的物种》P257： 支撑合作的最重要情感是羞耻！

《合作的物种》P259：只要有了羞耻和内疚再加上内化的伦理规范，高水平的合作既能够在最小程度的有成本惩罚之下得到维护，从而导致人们以很小的成本既可以进行互利的交互。

《合作的物种》P266： 群体成员当中羞耻程度越高，群体成员的总收益越高，这一事实意味着羞耻可以通过群体选择的作用而得到演化。如同我们看到的，哪里羞耻感较为普遍，哪里反社会行为的惩罚就更加有效，而且很少真正用到。

美国哲学家费格里特说“: 耻是以礼为中心取向的。”

在分封制的周朝必然在实践中不断得出结论，只有利用礼治下的耻感文化才能维护良好的合作局面。如果是达尔文的丛林主义，只能是不断冲突。

所以，孔子借鉴周礼是必然的。就是现在，社会上缺乏素质的现象，其实是旧礼治崩塌，新礼治未就，人的羞耻感淡漠的表现。所以儒家想法为啥有市场，因为第二种的耻感文化和孔子主张是分不开的。很容易混为一谈。

第三种其实就是法治，采取惩罚措施促进良好的合作关系。契约精神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古代中国法家主张的是这种想法，法家也有耻感文化的想法，但是法家不懂得礼治是耻感文化产生的前提。没借鉴周礼的实践意义。

来看看法家对耻感文化的认识

法家非常重视耻感文化，在法家的道德体系中，“耻”具有比在儒家道德体系中更高的地位，它不只具有个体德性的道德意义，而且被提升到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伦理地位。管子说: “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管子》将“耻”提高到“国之四维”之一，即四个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的度。“耻”既是底线，也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危的最后一道道德防线，这个底线如果守不住，国家的命运便不是“倾”或“危”，乃至不是“覆”，而是“灭”，从此国家民族便万劫不复。

可见，法家不是不知道光依靠法治是不行的，国家仍然容易覆灭，需要耻感文化来支撑。但是法家却不懂得礼治的重要性！这就是秦与后世的区别。

后世儒家文化在孔子的基础上，不仅仅发扬了礼治的精神，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借鉴了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超稳定结构，即家国同构，君臣父子的拟血缘关系。

到儒家文化形成之后，合作的三种方式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了，因此也形成了超稳定的制度结构。

直到近代西学东渐才让儒家文化设定崩塌。

崩塌最核心的原因是西方提供的合作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只有成人的、对等的关系才能签订这种合作契约。这与儒家文化的这种拟血缘的协作结构完全不同。儒家文化里没有这种对等的关系。就拿现在的家庭教育来讲，西方的家庭观念更体现出一种对等性，父子之间更像是朋友。而中国的家庭观念则是协作型，绝不是对等的关系。

说现在还有像孔子和老子那样极具高智慧的人吗？

从实践角度来说，老子和孔子的合作观都是基于古老的实践基础，并不是突发奇想。而从合作的三个维度来说，基本上实践的结果就这些，没有多大创新空间了。

至于说，为什么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合作而不是协作，原因是希腊的农业不发达，商业发达，人口流动性强，统治基础薄弱。只能以公民的对等身份谈合作。

一切都是必然的。无需贬低也无需抬高。这是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