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年之痒”

距离上次发文已有将近两个月没来更新，让很多读者担心了，有些人甚至以为我是不是跟那几个大V一样炸号了。这里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我11月发完文章之后先是去了趟美国（关于去美国的故事晚点会写），回国后紧接着岳父母就到了上海，我忙着接待。丈母娘由于前段时间积劳成疾，旅途舟车劳顿一到上海就病倒了，病情反反复复，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我不得不带着她求医问药（看病的故事晚点会写文章）。与此同时，我还要对岳父母带过来的羊绒披肩进行整理拍照，实在是忙得没空写作，可我又不想随便乱写一篇糊弄大家，因此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更新这篇从11月初就开始写的文章。

▲这是我最近的日常，所以忙得焦头烂额。截止本文发表，丈母娘还在医院里住着呢。她在这边看病全自费，每天住院账单花钱如流水……但也没办法，总得把她彻底看好。顺便让她对比一下中印两国的医疗。嗯，下一篇文章的标题我都想好了——《关于印度的免费医疗，拉达克丈母娘有话要说……》

以下为正文。

本文全长18731字

我跟我太太举办婚礼正式成亲的日子是2018年10月22日，今年正是“七年之痒”。

我和她订婚时，送的聘礼里有100克金条，给她用来打一个新娘嘎乌盒。当时这100克金条只花了3万块，而如今这样的100克金条要10万上下（详见《【解读】印度的嫁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我觉得在上海买房是件遥不可及的事，可能一辈子都实现不了，现在居然住进了上海的新居（详见《乔迁记》）。

▲订婚时的聘礼，如今这些黄金涨了三倍多。当然，再怎么涨价，也是不会卖掉的

回想起来，七年前的2018年仿佛遥远得好像一场梦。莫迪那年来了中国，中印关系的热度正值半个世纪以来的巅峰，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印度各处游荡，探索这个犹如异度空间般的国度；那年中美贸易战刚刚开打，大家聚焦于对华为的技术封锁，但民间往来尚未受到影响，上海往返美国的机票常年只需要三四千块。我清楚地记得，在美国留学的小姨子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机票是我给她买的，国航从纽约出发、经由北京转机往返新德里的联程票只要3900块；现在这个价格连北京到纽约的单程都买不到，而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的直航已经断了五年……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2018年，大家都还对整个世界的前景感到很乐观，全球化的脚步似乎没有理由停下来。

然后一晃，疫情三年。再一晃，整整七年过去了，世界已然天翻地覆。恐怕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被推离了原先的人生轨迹，把这七年过得面目全非。

七年时间听起来很长，可一想，连馒头都已经五周岁了，光阴当真只如白驹过隙；再一想，像我这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很多朋友都已经认识快二十年了，短短七年算得了什么？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七年又真的很长。在我有限的人生中，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没有跟任何人朝夕相处过这么长时间——就连父母也没有。因为跟父母同住那会儿要上班上学，白天大部分时候都见不着；而我跟我太太鲜少有不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情况很容易两看两相厌。因此我实在很难想象，居然跟她大体上平安无事地一起度过了七年。我有一位汉藏通婚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圈子里原来那几对汉藏夫妻，无一例外全都离了，足见跨文化的婚姻绝不容易维系。假如我早几年认识我太太，或者她是跟其他什么人结婚，那么这场婚姻（或者说她的婚姻）大概率不会顺顺利利走到今天。

有读者肯定会好奇，“早几年的我”和“后来的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话说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都跟看破红尘似的不婚不恋不育，但要知道我二十多岁那会儿，还是一个人民群众普遍“恋爱脑”的年代。从前娱乐活动不如现在这么丰富，智能手机还没发明，年轻人不像现在这么低欲望，谈恋爱属于青年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到文化领域便是当年言情片、言情小说、情歌等大行其道……

我承认我年轻时也有些恋爱脑，写情诗啊写情书之类俗套的事儿都干过，但我就是处理不好亲密关系。回想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原生家庭影响，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太擅长表达爱。我爸跟我爷爷的相处模式就是打压，父子关系十分紧张；受代际传递影响，我爸跟我的相处模式也是打压，关系自然也不太好（详见《带爹旅行》）。按照我爸的说法，“打压”是为了避免我太过骄傲，因此我小时候几乎在他那里得不到任何认可和表扬——做得好都是应该的，尾巴不要翘，下次要再接再厉。我得说，这种教育方式在中国家庭中很有典型性，因此中国文化中才会有所谓的“父爱如山”——稳定、持久，但沉默不善表达。这样的原生家庭环境导致了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也习得了“打压贬低”的相处模式——对亲近的人不是去赞美夸奖，而是会去打压贬低。

第二个原因是自我评价低。

“自我评价低”的问题成因比较复杂，一来可能是由于从小受到“打压式教育”，潜意识里有一种“我不配”的想法；二来是因为我从小肥胖、形象不佳，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受人歧视，内心相当自卑（详见《减肥100斤这事儿，我也干过……》），即便后来减肥瘦下来，也摆脱不了阴影；三来则是因为我年轻时很穷，工资连自己花都不够，如何负担得起恋爱状态下的巨大开销？我很清楚地记得，2008年那会儿谈过一个女友，对方家庭条件其实跟我差不多，但她在外企工作，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我高出一大截，跟她交往时自然就很没底气。有次出去约会吃饭，没几个菜花了我218块钱——我当年工资才两三千块吧，结果就心疼坏了，搞得心情郁闷不欢而散……反正吧，我二十多岁时候经常由于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差异，导致与女友之间的摩擦——有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恋爱关系自然也就难以为继。不过呢，正如我在《十年祛魅（上）一蓑烟雨任平生》中写过的，要是我当初经济状况良好的话，可能早就跟其他人一样买房结婚生孩子了，恐怕没机会遇到我后来的人生。

种种因素综合造成的“自我评价低”，对于亲密关系而言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毒药，会让亲密关系变得很拧巴——我外在会表现得好像一个独裁的暴君，各种挑剔对方，内在却很自卑、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年轻时候心智不成熟，谈的恋爱都很短命，几乎没有超过半年的。这就给了我一种负反馈，觉得自己“爱无能”、“注孤生”——没有爱别人的能力，“命犯天煞孤星”，注定要“无伴终老，孤独一生”……所以有段时间老想着要去出家。

直到后来，一段刻骨铭心的亲密关系治愈了我，让我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

由于涉及他人隐私，我无法细说这段关系的来龙去脉，我只能这样跟大家描述——第一，通过这段关系，我相信了世界上有真爱、有所谓的“灵魂伴侣”。当我后来看英剧《王冠》（The Crown，一部讲述英国王室故事的历史剧）时，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查尔斯会选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卡米拉，而不是万人迷的戴安娜。第二，经历了这段关系，有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通透，在感情方面已然没有缺憾，明白任何选择都不会完美，再也不会为“红玫瑰”还是“白玫瑰”而纠结。第三，这段关系终结了我在感情方面的一切幻想和追求，理解了佛法中所说的“红粉骷髅”，变得极度理性。第四，这段关系让我明白了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修复了我对自己的评价，也让我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

我遇到我太太，是经历过这段亲密关系之后的事情。我在刚认识她的时候，便已跟她交底过自己的历史，彼时的我已然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程度接近于现在，而我太太总体而言只能说是涉世未深。我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能这个萍水相逢的异国女孩走多远，因而未存非分之想，在各方面都保持了克制——一来不想对不起人家，二来也不想给自己惹无谓的麻烦。当决定要发展正式关系后，我设定了一系列的测试和计划，以确保两个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并适应对方的家庭，然后才走到结婚这一步。

结婚至今七年，我们的家庭形式也好、夫妻关系也好，有些事情是我当初就预见到的，有些情况则出乎了我的意料。

话说我二十多岁时曾是一名驴友，痴迷于户外穿越。在很多人看来，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根本就是没苦硬吃自虐嘛，可我却乐此不疲。从小到大，我选择的道路，从来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恰恰是因为它难。艰难的道路才能带你前往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收获一些别人看不到的独特风景。有些人或许还在纠结要不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对我而言，最讨厌的就是舒适区——舒适区意味着拿不到“经验值”，意味着成长的停滞。

因此我五年前在《娶拉达克姑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中就说过，别人结婚可能是图个安定，但我这个人爱折腾，不喜欢呆在舒适区里，最怕那种能够一眼看到自己六十岁在干嘛的生活。早在结婚之前，我就对跨国婚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做好了心理准备，将其视为一个可以开启更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契机，本身就是冲着这种“挑战性”去的。然而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在中国正式定居过，婚姻还处于一种相对简单的“二人世界状态”；过了这些年回过头再看那篇文章，大部分的判断比较准确，但也有些情况未能预见到。

拿那篇当中谈过很多的经济观念来说吧，我太太对金钱的敏感度至少降低了一个数量级——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是那种一两块钱都要锱铢必较的人；而现在呢，她已经可以接受几十块钱的损失了，不过假如金额达到三位数的话，还是会触发她“捍卫利益”的战斗状态。

这段时间我太太不是在“创业”做生意嘛（详见《【软文】我太太的“创业史”》），她从拼XX上一单单淘来的便宜货（经过考察比较，拼XX上很多东西真的比义乌批发价还便宜），要先打包发物流发到广州的仓库，然后才能发去印度。为了省钱，她国内这段物流选了比较便宜的货XX，但货XX物流事实上非常垃圾。首先，这个平台在下单时候就要先付款，根据你自己申报的货物体积重量来报价——可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又没有专门的称量设备，体积重量只能“毛估估”。按照客服的说法，会根据实际的体积重量“多退少补”；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多不退，少要补”，而且还经常会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让你加钱。其次，货XX物流的跨省运输事实上是“挂羊头卖狗肉”，都是外包给其他公司的。他们的运营流程如下——接单后派辆“货XX”的车来拉货，把东西拉到某个物流公司的中转场；中转场会另外开一个物流单，这个物流单的发货方另有其人，并非真正的客户。为了不让客户瞧出端倪，你在他们的平台上查不到真正的物流单，物流状态也无法做到实时更新，比方对方明明已经签收了，你看到的状态还是派送中……最后，货XX物流下单时有个要命的Bug，在填写收货地址时，你必须先选择一个它系统里已有的地址。假如你要发的地址选不到，就只能在选好最接近的地址后，补充备注上真正的收货地址——比方说我要送的是3号仓库，但系统里只能选到4号仓库，实际地址只好写在备注里，会导致货单上显示3号和4号两个收货地址。

有次我太太发了几个包裹到3号仓库，送到那边刚好是周末，仓库管理员大概一下班就不接电话了，于是物流派送人员直接把货物撂在了4号仓库。隔了几天3号仓库的人始终没收到货，费了一番工夫追查才在4号仓库找到东西（不在一个院子里）。本来呢，寄错地方拿回来也就是了，但4号仓库的人说得要收100块钱的保管费。从我的角度来看，仓库这种地方本来就是靠存储东西挣钱的，几个大包裹在人家那里放了几天，收个100块也是情理之中。结果我太太一听对方要钱立马原地爆炸，仿佛受了莫大的羞辱一般，简直可以用“怒不可遏”来形容，我真怕她把手机都给摔了……3号仓库人问她要怎么办，她在电话里情绪失控地大喊大叫，说包裹不要了。

那几个包裹的货值大概是一万多人民币，我太太可以为了100块钱，就这么赌气不要了，我也是惊呆了。我不得不把电话拿过来，好声好气跟3号仓库的人沟通，让他先把钱垫付了，无论如何把包裹拿回来再说。

大家或许已经看出来了，我太太这个人情商不太高。她不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不佳，共情能力也比较差。

我再讲个事情吧。我们家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一般来说我负责馒头的起居，她负责妹妹的。妹妹满月之后就没再剪过头发，三岁不到便已长发及腰。长发虽然好看，打理起来却是麻烦，特别是洗头这件事——每次我太太给她洗头，就听到浴室里传出来打骂声、惨叫声、哭闹声，搞得妹妹对洗头有了PTSD，一听到要洗澡就哭丧着脸说：“妹妹不洗头”。

有一次我跟馒头洗澡的时候，妹妹也要进来一起洗。我太太让我给妹妹洗头，于是在我的耐心引导和小心操作下，完成了一次“无痛洗头”，妹妹一点都没有哭闹。本着“能者多劳”的原则，从此给妹妹洗头就成了我的工作。但气人的是，我太太一边把洗头任务发包给我，一边却还要嘀咕：“为什么爸爸洗就不哭呢？肯定是因为洗得不干净吧！”

大家可以代入一下，我估计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要么翻脸吵架，要么撂担子不干——这本来就不是我管的事儿，你行你上啊！她为了将自己的无能合理化，就必须预设我“洗得不干净”，而这种假设完全属于臆想。假如一定要说“哭闹”和“能否洗干净”存在关联，那我也可以说，小孩子大哭大闹不配合，才更加洗不干净。拥有共情能力的人，思维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只要你是在为这个家庭付出，不管你做得好不好，我都绝对不会批评和挑剔，这是对“付出”最基本的尊重。而我家里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我做得越好，就得做越多的事情；做得越多，就得承受越多的指责和挑剔。

又比方说，我习惯早睡早起，一般早上五点多就会起床，清晨是我每天唯一可以完全不受打扰的美好时光，做起事来各种高效率。即便家里有扫拖机器人、洗碗机、洗烘套装这些可以解放劳动力的智能家电，每天早上家里依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收拾客厅，把孩子们前一晚乱丢的玩具、衣服、零食都收起来；准备全家人的早饭，把洗碗机里洗好的碗都拿出来摆放好；设定好机器人，趁没人活动的时候把客厅厨房扫拖一遍；还可以不受打扰地写作……这段美好时光会在7点半戛然而止，得把孩子们叫起来上学了。另外呢，孩子们放学以后为了让他们少看电子屏幕，我都会尽可能带他们在户外活动。日常早起外加高强度活动，有时候就会把自己搞的筋疲力尽——假如我跟我太太说累，她会说：谁让你自己起那么早？谁让你要带他们在外面玩？

总之吧，“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句话，在我太太身上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缺乏共情能力往往还伴随着另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双标”——由于想象不到自己言行对别人的伤害，就经常会“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我太太自己看电视的时候要把音量开到四五十，孩子看电视稍微响一点，她就说“吵得头疼”；她自己睡觉的时候别人倘若开灯，必定要破口大骂“刺伤了她的眼睛”，别人睡觉时她突然打开房间主灯则丝毫不会感到自己影响别人。我太太还经常会说一些刻薄的话来挑剔别人，自己有同样的问题却浑然不觉。比方说我有一次出门时裤腰带绳子没扎好，她便苛责我衣冠不整，可问题是她当时自己穿着一套家里的睡袍就出门了……我用她说我的话来回敬她，她则立马恼羞成怒。

最让我感到哭笑不得的是，我太太的很多习气是从她爸那里继承来的，然而她跟她爸之间也会相互双标。在跟岳父母同住期间，她跟我说，她特别讨厌她爸打听各种跟他毫无关系的事，而且还非要问得钜细靡遗。我说，你自己不就是这样的吗？你不也老是来问一些跟你没关系的事情吗？她说，我不一样，我问的都是有道理的，他没道理。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别人的行为都不合理，本质上正是因为无法理解和共情他人。

结过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很多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由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积累起来的。但我明白这属于我太太的生理缺陷，从她确定无疑的ADHD症状可以推断出她存在脑前额叶功能失调问题，导致共情能力差、对自己言行后果的预见能力差，意识不到自己的话会冒犯别人，我经常得在事后帮她擦屁股、打圆场。我时常把她的挑衅当作生活的修行——我对网暴有着很高耐受力，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我太太这里修炼出来的（参见《人生最重要的两种能力》）。我非常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我太太或者其他什么人如何批评我贬低我，或是褒奖我赞美我，都不会影响我的自我评价，更不会因此受到伤害或变得骄傲。最关键一点在于，我在跟她结婚时就已知晓她的这些问题，既然是我自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又怎么能够怪老虎要吃人呢？从好的方面想，这不正说明她是一个单纯无心机的人吗？相比那些虚与委蛇八面玲珑之人，我倒还宁可跟我太太这种心直口快喜怒形于色的人相处。

这便是所谓的不忘初心吧——夫妻之间但凡能够不忘初心，始终记得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对方，很多矛盾便不会成其为矛盾。我自认在“不忘初心”这件事上还算践行得不错，无论写公众号还是婚姻皆是如此。就像我一直说的——真正爱一个人，并不是因为Ta完美无缺，而是在于明知Ta有各种缺点依然愿意包容。某些父母对熊孩子的溺爱便是典型例子——明知自己生了个混账王八蛋，也一样无条件地爱Ta纵容Ta。我承认我的做法也是在纵容我太太，她的这种性格假如有一天离开了我肯定会吃苦头；但既然我能一直在她身边，那就让她保持自己的本色好了。两个人相处，最怕的就是处心积虑想要改变对方（更怕为了留住对方委曲求全改变自己）。年轻时我也曾好为人师，总想要去改变别人；随着越来越年长，就会越来越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人们不同的想法和活法。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都不涉及原则——比方说我太太吃菠菜要把菠菜根切掉、烧茄子要把茄子蒂留着——她要切就切呗、要留就留呗，有啥大不了的？

▲用照片记录生活是一个好习惯。看照片的时候，我时常会回想，我第一次对我太太动心，正是她在这片高原海子边上刷牙的那个时刻……

而且吧，两个人在一起朝夕相处，就算不去刻意改变对方，在经年累月潜移默化的作用下，也会被彼此影响，自发地改变。但我不得不承认，我跟我太太之间的某些鸿沟，由于双方性格和成长背景的差异，深得难以逾越。碰到这样的认知鸿沟，我则会直接跳出作为丈夫的角色，切换成为“田野调查人类学者”。

话说早在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前，我就已经选定了跨喜马拉雅地区文化作为我毕生的研究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实在太大，即便穷尽一生，恐怕也只能管中窥豹。从某种角度来看，娶一个来自喜马拉雅的姑娘，本身便是我对跨喜马拉雅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她是我的太太没错，但她也是我的观察研究对象。拉达克人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们同时受到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以他们为窗口可以窥见这三种文化的很多特点。

再来说件事儿吧，我之前在《我太太的“创业史”》中提到过，我太太对拼XX比我还熟，是她最早告诉我如何辨别某件商品能否退货包运费——可即便她告诉了我，我也从不会留意。因为我在网上买东西很少会退货，有些便宜的小东西假如不慎踩坑，我宁可直接扔掉也懒得退，嫌麻烦。而我太太的网购退货率至少在七八成，她的退货甚至会多到超出平台每日退货数量的限制（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件）。有些东西她买回来只不过是为了比较一下颜色尺寸/拍个照片/借用一下，打一开始就不打算要。

网上购物和退货是她自己的事情，我自然啥都不会说。这两年由于像她这样的买家太多，平台上很多商品都开始不再退货包运费。然而她很快找到了一个漏洞——不包运费的东西，退货理由选“质量问题”，平台不但会补贴运费，有时候还会“由于本次服务为让您满意”，发放3块钱无门槛现金券；后来“质量问题”退货免运费的漏洞被修复了，我太太又找到了一个新漏洞，她只要选择“损坏或有污渍”，随便拍张照片上传，就能够通过平台自动审核免去运费——这类严重偏袒消费者的平台政策，最终导致了我太太对退货规则的滥用。

今年6月她在拼XX上19块9买了一百个编织袋，到9月份大概用了一半，嫌放在家里占地方，于是就以“质量问题”为由退了回去。6月那会儿我们还住在原来的老破小出租房里，她网上购物留的是我的电话——我们刚回国的时候，考虑到她看不懂快递驿站的取件短信，留我电话可以把通知统一发到我这里；后来她对这套系统比我还熟，电话却一直没改回来。

结果呢，我就接到了河北卖家的电话，莫名其妙被对方骂了一顿——卖家说你隔了三个月、用了一半才退货，还说是“质量问题”？这说得过去吗？我一共才卖19块9，你还要退？亏你们也算是住在上海这种一线大城市的人了，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情……

老实说，我当时立马三观震碎——一来，平台怎么会允许三个月前的东西退货？这是啥鬼漏洞？二来，我太太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才19块9啊！而且还用了一半……

平白无故当作替罪羊被人骂了一顿，但最终我还是什么都没说。首先，既然她会做出这样的事，就说明在这件事上大家存在巨大的认知鸿沟，根本不具备沟通讨论的基础。其次，我直接把这作为一个案例来看待和思考——印度人就跟某些中国人一样，信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非常擅长寻找规则的漏洞；而印度人滥用规则、不守规则、玩坏规则的能力，甚至可说是天下第一；因此跟印度人做生意才会那么难，也因此印度政府才需要制定各种严苛的法律法规……这件事让我对印度人的民族性，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我太太还有一种迷惑行为，也超出我的认知，让我直接放弃了沟通——她会把厨房里的抹布和内衣内裤同时放在洗衣机里洗。我一开始劝说过她把抹布分开洗，几次劝说无效就放弃了——反正我也不是个有洁癖的人，每次洗衣服时记得打开蒸汽消毒蓝氧消毒就好。我通过她的这一行为推断，或许在印度人高度系统化的洁净观中，抹布作为一种厨房用品处于很高的洁净等级……类似的认知鸿沟，在我们家庭生活中不算罕见，所以我挺能理解为什么跨文化婚姻常会维持不下去。

我觉得吧，需要两个人相互兼容的婚姻生活，最怕那种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的人，像我这样把自己切换到“田野调查”的观察视角，眼里就不会再有“沙子”，只有各种“闪闪发光”的真实案例。当然，我的“人类学观察”并不局限于我太太——公众号评论区也是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窗口，特别是那些会从刁钻角度解读我文字的牛鬼蛇神，常常能够刷新我的认知，原来人可以蠢得那么一本正经、坏得那么理直气壮。把这些牛鬼蛇神当做了观察对象后（或者说当做笑话来看待），我自然能够无限包容他们对我的恶意。

如果要说我跟我太太之间有什么比较难克服的障碍，恐怕还是在于沟通。

我太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中文口语已经说得相当不错，日常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夫妻之间不可能只有日常交流，跟她进行比较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沟通就会比较困难，我敢说很多长期读我公众号的读者都要比我太太更懂我。我太太尽管会说汉藏英印四种语言，却无一精通，无法使用任何一种语言进行深度阅读和学习，这正是她会存在认知鸿沟的关键原因。

我个人觉得，我们汉语最为博大精深之处在于成语。成语能使用最简练的词汇概括出了最深刻的道理，赋予我们在日常对话中随时插入“超链接”用典的能力——但前提在于，对方必须也学过这个成语，否则就是鸡同鸭讲。我跟我太太沟通时，经常会想要使用成语，可直接说中文她听不懂，翻译成英语则难以精准表达；或者就算表达出来，她也会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而无法准确理解其中的感情色彩。比方说，“眉来眼去”这个成语，要怎么用英文表达？又比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成语，尽管可以用英文说出来，却会丧失中文那种精炼的力量。

但无论如何，低效的沟通依然好过不沟通。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跟我闹别扭时总喜欢使用冷暴力——把自己关闭起来，持续好几天不跟我说话；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就没再使用过冷暴力，即便吵架也能保持沟通，我得说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我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件事。前面不是说到“货XX”物流坑爹嘛，我第一次用这个发物流的时候，轻信了客服所说的“会复核重量、多退少补”，在下单时填写的估算重量体积要大于我们实际寄送的物品，预付的运费大概多了一两百块钱（这个差价是我们根据后来的发货费用估算出来的），但最终他们并没有复核，也没有把我多付的钱退给我。

按照我的想法，这种事情就当是吃一堑长一智，下回少写点重量，让他们报实价然后补差价。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几次发货再也没被坑过运费。结果我太太越想越不对——运费明明只要这么少，第一次却了收我们这么多钱，岂不是把我们当冤大头？于是就逼着我帮她追索——为啥要我去呢？因为当初是我帮她下的物流订单，她认为这是我造成的问题，不依不饶非要我去把第一次多付的差价要回来（又是一个“多做多错”的案例）。我是那种连退货都懒得退的人，最烦跟客服售后扯皮，消耗掉的时间以及带给我的负面情绪，绝不是这一两百块钱能够补偿的。可我太太却为此念叨个不停，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客服。可是，她让我去找客服退差价的时候，距离我们发货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人家公司摆明了是故意没退差价，客服直接就不认账，说当时没有记录，要我们提供证据。于是我太太为了追讨这点钱，自己伪造了一张假的仓库入库单，上面有重量体积，让我去提交给客服。

可我实在干不出这种事啊！于是便阳奉阴违敷衍我太太，指望她早点把这件事儿忘掉。没想到我太太念念不忘，我的消极态度让她很生气，不断来牵我头皮（“牵头皮”是上海话，意为翻旧账、数落）。我忍不住跟她直话直说：我的时间很宝贵，就这么点钱，不值得浪费这么多时间。她说你才从水沟里爬出来几天（意思是说我原来是个没钱的穷屌丝），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老实说，我就算是没钱的时候，也没有把金钱看得太重，我觉得这大概是性格使然，跟有没有钱关系不大。要不然那些贪官明明已经贪到了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为啥他们还不满足？

我跟她说，你要知道，正是我这种淡泊钱财的性格，才使得我的读者能够认可我、信任我，你不应该要求我跟你一样；这个多付的钱算我的不就行了？——其实这钱本身也是我出的，但我太太要算到她的出口成本中。

她说，你也要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也不完全是钱，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不解决掉，就会一直梗在我的心里，让我无法释怀（这段转述的语句是我自己组织的，她当时大意便是如此）。

当我俩都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后，事情就好办了。我瞬间又切换到“田野调查人类学者”视角——我原本以为，我太太只是单纯的“损失厌恶”，而我将自己置于理性计算的角度，认为挽回损失的综合成本会比损失本身更大。通过这件事我琢磨明白了一个道理，她之所以这么执着，并不完全是由于多付了那么一两百块钱，而是出于对“被人占便宜”的不甘心；“被人占便宜”对印度人来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一种人格上的羞辱、情绪价值的伤害。在“双赢”博弈中，印度人会无法接受别人赢得比他们多——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理解印度人为何总是在经贸和政治上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双输”决策。在前文的那个例子中，我太太因为被收取100块钱保管费而暴怒，其实也是由于在她的认知中，这是一种“侮辱”；她宁可不要一万块钱的包裹，也不能接受对方这么容易挣了她一百块。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沟通不顺畅也有不顺畅的好处。一直读我文章的读者应该知道，我这人其实有相当毒舌的一面。我毕竟还没到四大皆空的境界，有时候也会有些小情绪，也会想到一些能够怼回我太太的刻薄话。但我的刻薄话只有用中文表达出来才能达到最为畅快淋漓的效果，转译成英文全然失了神韵——借用钱老的一个比喻，这些刻薄话原本该是“一支燃烧的火箭”，倘若转译成英语则会变成“一截烧焦的木炭”。这些刻薄话由于无法直接脱口而出，往往在我自己心里打个腹稿便无疾而终，没有机会化作言辞的利剑去杀伤她，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冲突扩大。

而且吧，这种沟通障碍也使得我们家里的婆媳关系保持了表面上的和睦。由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生活习惯的不同、育儿理念的冲突，之前比邻而居的那几年，我妈有时难免会发些关于我太太的牢骚。但由于我妈说的都是上海话，我太太就算在边上也听不懂；至于我妈，既然牢骚已经发出来了，气自然就消了大半——人在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想要一吐为快罢了，并不是真的要解决什么问题。另外，我在中间也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无论是我妈跟我发牢骚，还是我太太向我吐槽，一切负面情绪到我这里为止，我绝不会再火上浇油传递出去。那么我作为一个“负能量吸收器”，会不会积郁成疾呢？不会，因为写作是一种特别理想的抒发情绪方式——我在这篇文章里，不就说了很多平日里没人可说的话嘛！对我来讲，这些吐槽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希望给当下的生活和状态留下一段文字的记录。

还有些读者看了我上面的吐槽，可能会觉得我需要很“用力”才能维系这段婚姻——其实并不会，需要“用力”的关系根本维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像我们这样的跨文化夫妻，相互之间存在分歧、龃龉不可避免。我跟我太太共同生活了七年，目前已经磨合得相当不错，对很多状况都已经有了默契，并不存在我单方面的委曲求全，而是处于一种相对舒适的平衡状态。

与写《娶拉达克姑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时相比，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主要有两个——第一，当时我们还没有孩子；第二，那会儿我太太还没有在中国定居生活过。

早在刚结婚的时候，我就曾设想过：假如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什么事儿都可以迁就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要是我们有了孩子呢？假如她对孩子的某些言行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会不会因此爆发冲突呢？夫妻之间由于育儿理念分歧而产生矛盾，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如今我们有两个孩子，“双边关系”演变成了复杂的“四边关系”，不过情况总体而言要比我之前预想的好得多。

我太太在亲子关系上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是缺乏耐心。这个问题不算太突出，我发现很多家长都没啥耐心。但缺乏耐心往往带出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情绪不稳定——耐心和情绪稳定这两个特质通常相互绑定，有耐心的人情绪才容易稳定，情绪稳定的人一般都会比较有耐心。她跟孩子相处时，前一分钟还轻声细语母慈子孝，下一分钟可能就化身母夜叉；她还会把生活和工作上的情绪迁怒到孩子……大家如果代入孩子的视角，就会意识到，父母的喜怒无常实在是件极其恐怖的事。对我来讲，假如我太太今天像吃了火药一样一碰就炸，可能是因为大姨妈来了，可能是因为前一晚妹妹尿床没睡好，也可能是她的物流包裹卡在某个环节，我尽可能不要惹她就是了。但对于小孩儿来讲，他们理解不了情绪变化背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父母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极少数几个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这个“依靠”要是不稳定的话，对孩子心理上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另外，耐心这个东西是有“血槽”的——我得承认，我虽然耐心相对好一些，但绝非无限血槽。假如让我连续带娃太长时间，我大概率也会血槽耗尽变得情绪不稳定，具体表现就是会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吼他们。我太太的“血槽”比较短，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出门，她永远第一个嚷嚷着要回家。所以为了全家人的身心健康，我只好能者多劳，平时主动多带娃。好在“耐心血槽”可以随着“带娃经验值”的积累而不断增长，我太太当了妈之后，相比从前毕竟还是成熟了不少，情绪稳定程度肉眼可见得到提升，打骂完孩子之后也会经常自我反省。

关于这个现象，我跟不少朋友讨论过：为啥有些人单身的时间越长，脾气就会变得越来越怪、跟人越来越难相处？可能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被育儿这件事毒打过；但凡养过孩子，对很多事情的忍耐阈值都会大大提高。

我太太在亲子关系上的第二个问题是习惯性哄骗。这个问题其实也挺普遍的，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很多大人都会为了图一时方便哄骗孩子。客观来讲，哄骗对于2周岁以下的孩子确实很好用，因为那个阶段的孩子理解能力有限，难以进行有效沟通；但是当小孩开始懂事之后，言而无信的哄骗就会透支在孩子心目中信用。

举例来说吧，我们家两个娃总是粘着我，连我出门买菜都要跟着。有时候我不方便带他们一起出去，我太太就会让我趁孩子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去；甚至于连我出差，她都觉得不必让娃知晓。而我则宁可多费点口舌跟孩子们把情况解释清楚，也不会毫无交代就一走了之——对孩子来讲，父母不告而别突然消失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比方说我上个月去了趟美国，我太太叫我啥都不要跟孩子说，趁他们上学时候直接去机场就行了；我当然不会听她的馊主意，提前一周就跟馒头做了“心理建设”——我用地球仪向他解释美国在什么地方，给他看签证跟他解释为什么不能带他去。馒头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已经可以好好讲道理了，他不仅不会无理取闹，后来还把我告诉他的话解释给妹妹听。

我太太后来给我看了一段我们家客厅的监控视频——我去美国那天，他们放学在外面玩好后回到家，妹妹来我书房找我，馒头告诉她：“爸爸他今天要去美国！”妹妹哭丧着脸跑出来说：“我也要去美国，我也要去美国。”馒头又跟她解释：“只有爸爸拿到了一个卡（签证），有那个卡就可以去美国。我到现在都没有，我们家里人只有爸爸有这个卡。”

所以吧，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会尽可能让孩子有充分的知情权，而不是随便糊弄了事儿。我太太由于经常糊弄他们，在馒头那边处于信用破产状态，她告诉馒头的事情，馒头经常会来找我核实：“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哄骗孩子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同理心——既然你自己不喜欢被骗，为什么要去骗孩子呢？这也正是我太太在亲子关系中的第三个问题。

馒头的好奇心很强——或者也可以说性格有些逆反，越是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就越是想去尝试；不喜欢循规蹈矩，比如搭积木老是不看说明书，步骤前后颠倒。我一直跟我太太讲：在我们家里，你应该是最能够理解馒头的人，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你的翻版；他追逐刺激的行为（比如爬高爬低做一些危险动作），不就跟你小时候一样吗？既然你小时候大人越是不让你做的事、你就越要做，你凭啥觉得馒头会听你的呢？

而我太太呢，患有很典型的“大人病”——成为大人之后，就无法理解和共情孩子，总是以大人的标准要求孩子，对孩子有各种不切实际的苛求。比方说，有一次馒头要玩她的滑板，他拿到滑板第一反应就是趴在上面玩，我太太非要逼迫他学习站在滑板上滑，反复强调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玩法，然后两个人为此起了冲突。我太太“坚持原则”不肯给馒头趴着玩，还翻脸责骂他，最后以馒头大哭并对此事耿耿于怀收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说“妈妈坏”、“讨厌妈妈”、“不给他玩滑板”。

隔了几天，我太太带着滑板下楼碰到一群六七八九岁的邻居家孩子，那些孩子问她借滑板玩，结果所有的孩子一上来都是趴在上面玩，她这才意识到之前对馒头过于严苛了。可即便这一刻她能意识到问题，下次跟馒头互动时又会故态复萌——她自己小时候、甚至现在都做不到的事情，却总要求孩子做到。比如她要求孩子别吃零食好好吃饭，自己却经常不好好吃饭去吃泡面之类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我只好不断提醒她——然而一提醒往往又会戳她伤疤，让她感到自己还不如个孩子，搞得她恼羞成怒。所以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养了三个孩子，不仅要调解馒头和妹妹之间的矛盾，还要平衡馒头和妈妈之间的关系。

我太太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源自于错误教育方式的代际传递。

这个问题我之前在《拉达克岳父母东游记（三）泰囧之旅》中就曾谈到过，老一辈的父母其实都不怎么懂得倾听孩子的需求、关注孩子的心理，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这些孩子长大成为父母后就容易继承这些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比方说，我注意到我太太生妹妹的气时，会用一句语气十分恶狠狠的拉达克话骂她；虽然我听不懂，但我能记得她每次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有次我忍不住问她，你说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告诉我这是一句“很重”的骂人话（类似于“贱货”之类有侮辱性的意思），然后用略带得意的口气表示——她小时候大人都是这样骂孩子的。

这让我意识到，“代际传递”的一个可怕之处在于：施暴者会将自己从上一代继承来的暴力行为合理化（这里将言语暴力和肢体暴力归为一谈），他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行有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从小都是被这样对待的。

早在馒头未满周岁、我发现他跟他妈妈太过相似、可能有ADHD问题时，就担心过代际传递问题，怕馒头因为其调皮捣蛋的性格遭遇某些创伤性的经历。家有A娃对家长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考验，而当A娃遇上A妈，相处难度更是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不过总算呢，从目前来看A娃和A妈的表现都比我预期的要好——我跟我太太反复强调，ADHD是一种阶段性的神经发育问题（大脑前额叶发育滞后），归根结底是对自己身体控制能力的不足（包括注意力、执行力、情绪控制）。就好像直到现在，你看到皮肤上的痘痘，都无法抑制要去把它挤掉的冲动；馒头有时也无法抑制他身体的冲动，本质上是一种生理上的缺陷。正如同一个人近视眼看不清东西，你再怎么骂他逼他，他依然看不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他戴眼镜；ADHD的注意力不集中、神经冲动也不是通过训斥能够改善的（反而可能加重病情），只有等他大脑慢慢发育完善、或是通过药物干预才会好转。

但无论是A娃还是A妈，都需要理解——馒头某些言行是因为他神经发育异于常人，我太太的问题又何尝不是因为她的神经发育和童年创伤经历？因此我会尽我所能，给予其包容。我给自己做过测试，我的所有性格特质都刚好是ADHD的反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反A人”。“反A人”刚好可以跟“A人”互补，相互平衡。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跟我太太可能还会在教育理念方面出现分歧。我太太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超前学习，总会感到焦虑，觉得自己孩子落后了——我得承认，这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我在教育方面坚决不卷，顺其自然发展，身心健康高于一切。我现在自己在家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教他认字、教他国学启蒙（诸如讲解三字经、唐诗），他都挺感兴趣的——我觉得对儿童来讲，避免功利性的竞争、不要去量化成绩、保持学习的兴趣才最重要。前几天馒头跟他同学一起玩，他同学能把父母的电话都背下来，而我教了馒头好多次他都记不住。于是我就问馒头：“你看你同学就能记住爸爸妈妈得电话，你咋就记不住呢？”然后他嬉皮笑脸跟我说：“因为我傻呀！”我只好笑笑，觉得这孩子至少心态挺好的。A娃在死记硬背方面本来就先天不足，所以我也不去强迫他。

另一方面，我也会隔三差五在我太太耳朵边上吹小风，给她分享我的观点——今时不同往日，如今光靠学历已经难以改变命运；假如真的不是读书的料，就随他去吧，千万不要以摧毁孩子的求知欲为代价逼他读书；他们长大以后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谁也不知道，我只管教好他做人的道理，培养他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喜欢的事情只要不要违法乱纪不影响他人，我就全力支持。孩子今后过得好不好，学历只占很小一部分因素，我们既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干预，能够对他人生负责的只有他自己。

说完了有孩子之后出现的新问题，再来讲讲她在中国生活的适应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我太太跟我结婚时实在是很勇敢——当然用她现在的话来说，当初真是什么都不懂——七年前我们一结婚她就辞去了工作，跟着我四处漂泊。我先是带着她把整个南北印度转了一遍，回到上海小住了三个月，然后她跟着我去土耳其、高加索、俄罗斯旅行了两个多月（有兴趣可以读下《高加索列国志》），又回印度呆了两个月，最后在2019年决定定居在南印度……

▲2018年刚结婚的时候，我俩都明显比现在年轻得多

当时的我刚从一个“浪子”的状态切换到“已婚男人”，可说是一无所有——没房没车，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我太太会看上我，说得难听点绝对属于瞎了眼。然而这恰恰是她心地单纯的表现之一，但凡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姑娘，恐怕都不可能做得出这种决定。我于情于理都没有资格要求一个姑娘既贤良淑德又看得上我（当然我本身也并不怎么喜欢那种贤良淑德的姑娘，我太太的叛逆更能吸引我），正因如此，我可以充分接受她的那些缺点。

2021年底我们从印度又回到上海，这是一个足以写成上下册两本书的长篇纪实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疫情那三年期间我公众号上的文章。我的人生轨迹固然是被疫情改变的，但我也得说，假如不是因为娶了一个拉达克姑娘，我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通过写公众号养家——我的公众号能够出圈被大家知晓，最初是因为一篇《定居印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意外爆火，然后才越走越顺。

而我太太则在这场疫情中性情大变。

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在印度定居，当时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对于滞留境内的外国人都采取了宽容政策，为外国人签证续签提供便利。而印度非但没有提供相关便利，连原来正常的续签、转换签证业务都办不了，一门心思要把逾期滞留的外国人都赶走（不仅仅针对中国人）。大时代的种种不可抗力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我身陷囹圄，在印度集中营里度过了魔幻的三个月（详见《集中营六记》）。那三个月给我太太留下了深重的心理创伤，当初那个敢于丢下一切跟着我远走他乡的勇敢女孩，一下子变得畏首畏尾，终日焦虑恐慌。

不过呢，这件事也成为了一个契机，让我太太拿到了中国签证。那段时期别说外国人了，就连很多中国人自己都回不了中国。我作为一个还算有点影响力的“旅印博主”被关进了集中营后，惊动到了大使馆和外交部，特事特办给我太太批了签证、发放了绿码，让我们一家三口于2021年底得以一起回国（前因后果在《疫情期间被印度遣返回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里都写了）。

我们原本以为回到国内便可高枕无忧，没想到恰好赶上上海“静默”封城，搞得我太太一度得了抑郁症（详见《异国不止是他乡》）。

我后来听说很多人都在封控期间出了心理问题，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状况对人心理最大的伤害在于“不确定性”。而我太太则连续遭遇了两场“不确定性”的暴击——我在集中营里的时候，她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出来，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变得绝望；上海封城期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解封，对将来的生活缺乏缺乏可靠的预期；封控的时候她极度沮丧，一心想要逃回印度，逃离画地为牢的上海小区……

如今那个“寂静的春天”已经过去三年多，我太太不但完全适应了上海，甚至比我还要依恋上海。上海的生活便利性、政务高效性、设施先进性、社会秩序性等各方面的综合水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无疑首屈一指，令她如同沾染毒品一样无法自拔。我带她去过苏州、无锡、杭州等长三角周边的其他城市，也去过成都这样的准一线城市，她将之与上海进行比较，总会发现有某些方面比不上上海。在她眼里，上海就是人间天堂、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她现在甚至比我更拥护中国的体制，对西方世界“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极为反感，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该像中国这样进行管制——究其原因，她在印度切身体会到过“民主”和“自由”带来的谎言和混乱，相比之下中国才是难得的净土。

至于印度，她觉得自己已经再也回不去了。疫情结束后她回过两次印度，分别是她弟弟结婚、她侄子出生，每次都不愿多呆，迫不及待要回上海。而且吧，她看待印度的视角也彻底从“本地人”变成了“外国人”。我2018年带她周游南北印度时，她并不觉得印度的文化有多吸引人，只看到印度的脏乱差；而上一次她在德里停留时，突然“重新发现”了印度的种种奇葩有趣之处。她跟我说，如果让她在德里呆一个星期还是挺有意思的，更久就不行了（要知道她整个大学都是在德里上的）。与此同时，她也开始对印度的社会和传统文化产生了外国游客般的猎奇心理，回想起2018年的旅行，居然觉得意犹未尽；但让她回到印度定居生活，却怎么都不愿意。

在我们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曾经发过一组我给我太太拍的照片（参见《爱上一匹野马，那就搬去草原吧》），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

宋冬野的《董小姐》里有句歌词：

爱上一匹野马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让我感到绝望

当我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觉得这是庸人自扰——

为什么非要把野马带回家呢？

野马养在家里那还是野马吗？

不再是野马了，你还会爱吗？

如果真的爱上一匹野马，那就搬去草原吧。

正如我爱上喜马拉雅，但我显然没法儿把喜马拉雅带回家，那就娶一个喜马拉雅的女子，搬去喜马拉雅吧！

哪曾想到，这才过了几年，小野马居然就已经不愿回草原了——对此，我还挺遗憾的。我理想中的生活最好是“候鸟式”——春秋季在上海，夏季去拉达克，冬季去印度南部，享受每个地方最好的季节。这一理想如今不仅客观上阻碍重重（中国人的赴印签证依然被卡，在印活动受到限制），主观上也得不到我太太的支持。她不但自己不想回印度，也不想让我去——她觉得印度政府滥用公权力不按常理出牌，假如我去了那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找个由头把我关进黑牢。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许多次提到过，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但或许我命中注定要呆在上海——我太太有弟弟妹妹分担她的家庭义务，而且在拉达克人的观念中，出嫁的女儿本来就不该留在父母身边；然而像我这样的独生子女，年轻时或可浪迹天涯，人到中年后便不再有背井离乡的自由。我的父母皆已年逾古稀，终究不可能对他们不管不顾，也不太可能把他们带离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总之，种种业力似乎都在把我拉回到上海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如此看来，我太太对上海的高度依恋，倒是顺应了大势。

我太太心理状态的好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可和依恋，可以从侧面说明我们这七年来的婚姻总体来说处于一种不错的状态。要是我们之间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她恐怕早就逃回娘家去了；我在育儿方面的深度介入，极大地减轻了她的负担，避免了A娃和A妈之间的爆炸性碰撞。或许正因为没怎么受过养娃的苦，我太太现在非常想要再生三胎——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当过“牛马”，自然不会有那种“牛马”对生育的抵触。

她不仅不用当“牛马”，平日接送孩子通常也都由我包办，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经常搞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几。今年搬到新家之后，我太太有一次很认真地告诉我，她从小就没什么大志，现在这种“不知今夕何夕”的安逸生活正是她想要的，就算她这样虚度光阴直到老去，也不会后悔自己的一事无成。

我觉得她能这样想很好，绝不会非要她“志当存高远”，只要她自己不觉得空虚，有什么关系呢？人的幸福感不正是来源于这种知足和自洽吗？所谓的“理想”、“志向”本质上都是欲望，而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正是痛苦的根源，亦即人生八大苦中的“求不得”。我之所以这么安贫乐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知足，我觉很多人奋斗一辈子到退休，也只不过为了过上我现在这样的生活——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有充裕的时间与孩子相伴，时而出门旅行看世界。我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我为什么还要写长文》中曾经总结过，我现在靠写长文公众号谋生的方式——既是我喜欢的，又是我擅长的，不但可以养活我，同时也被社会所需要。我分担的那些家务——例如带孩子、做饭——其实也都是我擅长且喜欢的，刚好可以作为写作之余的调剂，避免自己长时间伏案，并不会觉得有额外的负担。虽然我们远远谈不上富贵，虽然我们的性格并不相似，虽然我们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但我跟我太太居然碰巧都因为遇到了对方而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点弥足珍贵。

况且我太太其实也不是完全赋闲在家。经过了这几年的摸索，她的小生意终于渐渐上道——从2023年底第一次从拉达克背羊绒披肩回来卖，到如今在拼XX上进货、发物流包裹到拉达克去卖（详见《【软文】我太太的“创业史”》），形成了一个进出口贸易闭环。在今年9月份拉达克发生暴乱之前（详见《一文搞懂拉达克暴乱的前因后果》），她跟她弟媳合伙的小生意相当红火，明年应该也会不错。虽然我们是家庭作坊小本经营，生意不可能做大（也没有野心要做大），但这些额外的家庭收入对我来讲是一种颇为重要的支持，可以使我们的家庭状态进一步达成平衡。即便这两年公众号收入越来越少，我也不必“摧眉折腰事流量”，不用去迎合读者的情绪价值写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章，可以继续当个任性的“月更博主”，把更多时间花在亲子陪伴、实地走访这类能够丰富我人生体验的事情上，然后将这些体验转换为长期、稳定的高质量文字输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七年的婚姻，相比那些长相厮守的老夫老妻，感觉才刚开始；对我们而言，却是从未抵达过的“远方”，并已经彻头彻尾改变了我们以及我们的生活。当我太太照镜子看见越来越多的细纹爬到她的脸上，时常惊觉——爸爸，我们就要这样一起变老了嘛？

我说，谁能不老呢？你也不看看馒头都已经五岁了。生命在于新陈代谢，等到我们六十岁的时候，孩子们都将长大成人；等到我们更老的时候，他们还会有他们的孩子……生老病死，何足惧之？

▲前几天刚给馒头过了五岁生日

——哎，我终究还是过上了一眼能够看到自己六十岁的生活。幸运的是，我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完全锁死，在彻底老去之前要怎么活，还有很多选择……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愿我能将这句话践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