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麟 易若彤 | 从网络社会到平台社会——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

沈国麟｜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

易若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千禧年来临之际，卡斯特创造性地预言了网络社会的出现和崛起。以信息技术为物质基础的网络重塑着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个层面，构成了迥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数字平台的出现是新型传播生态中的革命性再造，正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深度渗透进社会运作与制度安排，平台社会已经来临。在网络社会向平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全球传播的结构、技术发展模式、经济组织形态、权力分配方式等向度都发生了嬗变，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信息社会理论的出发点是探寻技术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信息传播技术看作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使信息概念的意义和范畴得到了拓展。信息社会理论从通信技术、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赋予了信息新的含义。由于信息和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在技术、资本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之下，社会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本文将从技术和资本层面梳理网络社会向平台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动因，探讨网络社会和平台社会作为不同的媒介化社会形态而显现出的一系列问题：两者之间的发展状态究竟是断裂还是延续的？数字平台对于构建全球传播秩序有着怎样的意义？信息社会形态的演变规律又是如何？

结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更迭

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结构、秩序和格局一直深受技术发展的影响。在大众传播时代，传播活动呈现出中心化、单向流动、传受双方地位不对等、无差异的信息流转向无差异的大众等特点。

随着信息和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全球社会的网络化形态成为可能，“网络”这种具有高度活力和开放性的社会结构开始建构各种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社会中的“网络”并非是指互联网或电脑网络，而是由一些相互连接的节点（nodes）组成的网状结构。网络的结构是开放的，能够无限延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就能不断整合新的节点，节点之间存在活跃的互动。网络不仅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还使得网络化的逻辑渗透到人类的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等过程和环节中。

网络社会的崛起改变了原有的信息生产方式和传播结构，推动了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技术加持下信息传播的光速状态和网络间关系的架构，使得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网络中区域性的中心。这种具有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特征的系统结构被称为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网络社会中，依托于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媒体集聚了社会中最丰富的传播资源，相比传统媒体有着更少的把关人和中心节点，推动了全新的传播结构和模式出现。技术赋予个体权力，使得每个传播节点都能够高度自治，对中心的依赖程度降低甚至自成中心。任何一个节点既是信息源，又是接收点，并与其他节点通过网络连通，节点与节点之间相互影响而形成非线性因果关系，从而呈现出开放的、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状态。

这一过程就是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一对多”的限制，使得“多对多”的传播模式成为可能；同时，传播速度的提高为信息的同步接收、交流与再分配的实时性提供了技术基础；纵向与横向传播并存，推动各传播节点之间的权力地位趋于平等；基于网络由无数节点组成的开放式特性，传播的边界逐渐消失。

相比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网络社会的传播结构具备了全新的特征。节点在全球传播网络和结构中至关重要，是基础性和原子化的存在。建立“连接”（connectivity）一直是互联网发展的核心思维和技术诉求，“连接一切”是对互联网逻辑最好的诠释。网络社会的传播结构突破了原有的大众传播边界，摒弃了分布式和中心化的节点组合形式，建立起节点和节点之间或节点和信息之间多维度的连接，为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打下基础。节点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从机构或圈层的内部延伸至外部，塑造了内外协同互动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组织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全球信息传播结构的边界逐渐消弭，呈现出无限延展的组织形态，传播行为的活性被激发，信息生产也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信息传播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互动之下，传统的封闭式传播结构被打破，逐步向开放式传播结构进行演化。

近年来，数字平台已逐渐成为组织和建构社会的新方式，影响着全球信息流动和社会关系在虚拟空间中的跨疆域重组。平台社会的核心建构性力量是平台企业，以具有垄断性和跨国性的互联网公司为代表。虽然互联网技术本质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技术，具有天然的反中心取向，但受众在面对容纳海量碎片化信息的互联网的同时，需要寻找可以信赖的委托人或机构，即意见领袖来帮助他们筛选信息和研判事实，这就产生了新一轮的中心化建构，构成了平台社会的初步再中心化；大型数字平台的出现更是将不同类型的意见领袖进行传播资源的整合和再分配，进一步推动了再中心化的发展；由于超级平台对社会进行渗透而产生的集聚效应，大量用户汇集在平台生产和传播的海量数据和信息中，每一个微小节点的行为都会被纳入平台这一大型节点中，致使在平台聚集的节点越来越多。

平台作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广泛触及社会生产和国际传播的各个方面，空前多元的传播主体相伴而生，节点的数量和范围也得到极大扩张。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累积成“技术簇”，形塑了当下信息传播实践的全新形态。在“技术簇”的作用下，传播网络中的节点从分散走向聚合，散点式的主体和行为得以汇聚，为平台进行组织化的节点资源整合打下基础。在相关技术的加持下，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建立更多的连接和关系，能够重组现有的信息资源和传播结构。通过平台的中介作用，企业、媒体机构、内容创作者、政府机构等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被聚合起来，通过平台的连接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由此，平台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拓展，逐渐从“信息生产的媒介”转变为“传播中介的媒介”。

在平台社会的背景之下，信息生产和分发的过程由算法主导，推荐算法成为平台呈现和分发信息的方式。借助算法技术对数据的计算运行处理，数字平台可以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和分发，向聚合起来的海量节点推送有针对性的信息。这些信息承载在平台内部的数据库中，由平台制定的算法来决定分配的规则和逻辑。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发展是一部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不断斗争的历史，网络社会到平台社会的转变也折射出社会传播结构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演变过程。在两者的斗争中，传播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张力和演化形式。

首先，传播结构的稳定性由弱变强。网络社会的出现意味着web1.0时代的开始，开启了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进程。在全球信息传播网络中，任何主体都可以作为节点存在，也都有在相互联系和互动过程中成为中心的可能。但是，这种新的中心是暂时性和阶段性的，其对各个节点的控制也不具备强制性，因而网络社会去中心化式的传播结构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而在平台社会的背景下，全球网络化效应持续增强，数字平台在组织用户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趋向再中心化的全球传播结构日益稳固。

其次，传播结构中节点的角色发生转化。网络社会中，传播节点以传者和受众的角色存在，依然带有大众传播时代传统传播模式的单向性色彩。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兴起以来，互联网传播活动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用户开始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向主动的内容生产者转化，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进一步发展。然而，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受数字传播技术的影响，逐渐又向中心化演变。由于平台通过算法有针对性地将信息推送给用户，而用户对信息的内容缺少有意识的判断和认知，故用户相比受众的被动程度和依赖度都更高了。数字平台本身的架构和运行逻辑决定了信息流动的方向和趋势，全球传播网络的中心效应日益凸显。传播节点角色在从受众转向用户的过程中，体现了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传播结构特性。

最后，传播节点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流变。在传统单向输送信息的模式下，媒体机构和部分中心节点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而随着平台巨头影响和主导着全球传播生态系统的发展，数字平台对人们的传播实践形成支配性力量，传播节点和平台之间出现了权力反转的现象。一方面，平台开始成为凌驾于媒体机构之上的传播主体，出现权力过度集中化的现象；另一方面，信息需求向度的变化同样会推动相关话语权力的反转。传播渠道的重建促使平台重视用户需求，用户的传播行为也能反过来促使平台改变传播规则和结构，传播中心因而此消彼长。此外，节点和平台之间权力重心的摇摆也会导致区域范围内以“中心—边缘”为基本框架的传播结构的稳定性降低。

技术：互联网建立全球连接

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技术的革新密不可分，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推动了网络社会的形成以及向平台社会的转型，在社会传播结构围绕着中心化演变的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卡斯特认为技术并没有决定社会，而是将社会具体化。社会也并未决定具体的技术发明，而是对技术加以利用。计算机、移动通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网络中节点的连接范围和组织形态有了颠覆式的变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围绕节点中心化状态的博弈。技术发展为节点提供了全球连接的能力，也与传播结构的稳定性、节点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关系流变相辅相成。就这样，社会结构和形态的不断演化和变迁有了持续动力和支撑。

（一）连接更多节点带来去中心化态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备，为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全球通信、电子计算机和移动通信等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共同推动了互联网的勃兴和繁荣，使其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大。互联网革命带来了空前繁荣的信息传播活动。在1980年代以前，全世界的通信水平还很落后，通信的容量小、速度也很慢。1980年代后，程控交换机逐渐在全世界得到较快普及。互联网得以广泛连接起全球范围内的节点，实现全球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的计算机网络得以建立。

1982年我国引入的程控交换机

与此同时，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原来由中央处理器集中控制的计算机开始使用晶体管作为逻辑元件，利用通道管理输入、输出设备。与此同时，高级程序设计语言迅速发展，操作系统进一步完善。随着宽带技术的发展，移动电话也开始接入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之后，手机和互联网开始了普遍“联姻”。这样高度自主的传播特性改变了以往信息传播由传播中心主导的局面，助力去中心化传播结构的形成。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又一批技术的革新带动了数字平台的兴盛。大数据技术萌芽于1990年代，随着数据挖掘和数据库理论逐渐成熟，大数据的规模也快速扩张。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也是数字平台发展必不可少的助推器。与数字平台相关的技术促进了节点凝聚，大型节点和数字平台作为传播中心来分发和传输信息，传播结构再度呈现出中心化趋势。

网络、通信和终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进化，其背后的动力在于连接越来越多的节点。而传播结构也随着主导技术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围绕中心化展开博弈。通过梳理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特征，得以看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够为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提供动力。在技术革新的过程中，基于互联网传播活动的特性，节点不断被连接进入网络。为了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更多节点需要被连接，反过来对技术的持续进步提出更高要求。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力量，节点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下相较于大众传播时代获得更多的传播自主权，传播网络整体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态势。

进入Web2.0时代，网络技术比Web1.0时代更加重视去中心化、开放性和交互性。与此同时，用户自己也开始在互联网上生产行为数据。自1950年代人工智能雏形初现以来，其在接下来近七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飞速发展，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以元宇宙、6G、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对传播活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传播结构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之间产生摇摆和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极具特殊性的技术应用代表，预示着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一个创造内容而不是纯粹理解内容的时代。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数字平台赖以存在和运作的关键技术，也呈现出平台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在传播结构的形塑中将占据重要地位。新出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中，2022年11月发布的ChatGPT引起了空前关注，月活跃用户数在短短两个月就突破了1亿，打破了其他社交产品的用户增长纪录。ChatGPT对内容生产的创新是根据自身的知识和意图等信息生成内容而实现的。近年来，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好的意图提取，从而改进了生成结果，极大地改变了内容的创造方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信息和数据资源的整合和配置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能够使海量的数据快速流转，还能在动态的数据体系和多样的数据类型中迅速连接各种节点。

（二）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去中心化和中心化之间的张力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节点得到了连接，互联网也不断向多中心开放结构发展和转变。但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节点都是平均态分布的，总是有某些节点成为连接其他节点的“枢纽”。网络中大多数节点只有很少几个链接，它们通过少数几个高度连接的枢纽节点连接在一起。去中心化也并不是没有中心，而是通过技术赋权，对传统的中心进行了新的定义。这种定义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对普通用户进行赋权，以体现出每一个作为参与者的节点的价值。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架构中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但在组织上却体现了中心化的力量。TCP/IP协议的统一和对于域名系统与根服务器等基础资源的争夺都催生了中心化管理体制的诞生。虽然电子邮件、聊天工具的发展趋势是去中心化的，但提供这些技术服务的公司却越来越呈现出中心化的特征，推出了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等产品。进入平台社会后，虽然数字平台采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架构来部署服务器，但数据中心的运营权和所有权仍然掌握在谷歌、亚马逊、阿里、腾讯等少数大公司手中，并已经形成竞争性的多中心态势。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节点被连接起来。在互联网的形态中，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态势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并呈现出螺旋状的动态发展特征。那么，当互联网技术推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之后，这种全新的信息组织和分发形式为社会形态和传播结构带来的究竟是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趋势？一方面，网络社会发展以来，去中心化的态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类的传播能力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的差别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由精英和大型传播节点掌握的话语权和发声渠道将被人工智能技术重新分配，旧有逻辑将持续被改写。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基于人机互动，可以通过对人类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差距的弥合，对人类进行整体的赋能和资源整合，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社会内容生产的边界，起到去中心化的效果。

另一方面，平台社会发展以来，再中心化的趋势在特定领域也会重现。Web3.0时代，以区块链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使得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决策得以推进、实现价值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权力的集中化。集中运用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平台，在聚集散落于各节点之间的信息资源之后，逐渐生成强大的平台权力，信息内容的权威性来源也将得到改变。ChatGPT问世后立即进行平台化运营，对互联网的信息生成和传播行为进行了又一次整合。此外，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传播节点之间信息资源和传播能力分配不均的状况，但专业人士和普通受众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完全被消除，在一些专业领域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资本：再结构之下的信息生产力

继农业和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信息化转向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并发展。在信息社会时代，互联网成为必备的社会基础设施，信息和数据则如同过去的土地、机器一样，成为社会生产资料。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制度和资本运作形态进行了再结构。在网络社会的出现和向平台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资本层面的动力，信息资本的发展同样对传播结构产生影响。

（一）从信息资本主义到平台资本主义

二战后，在西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各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矛盾也逐渐显露。以1973—1975年的危机为开端，经济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生产大幅下降，同时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危机过后生产回升缓慢，几乎接近停滞。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会通过重组来创造积累资本的新途径。在产能过剩的危机背景下，制造业调整商业模式，试图以此恢复经济韧性。与此同时，以微电子、计算机、通信、光电、纳米、生物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及其相应的制度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革新状态被称为信息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作为信息资本主义主要生产形式的新经济，围绕着资本、管理与信息的全球网络组织起来，在信息技术产业和金融业两项关键产业中逐渐成形，并呈现出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特征。

经济的全球化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进行发展。新经济在信息技术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基础下运行，建立在跨越国家边界的各类组织之上，由无数节点构成。这些社会网络的节点和亚结构遍布全球，由不同几何形态的网络组织起来，呈现出一个游牧的动态系统，并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和重组中。借助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这也就是再结构的过程。就这样，网络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纳入资本主义兴衰的周期循环中。

由于制造业的持续低迷，资本主义经济将数据视作维持经济增长和活力的重要资源。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调整为新的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并逐渐确定了它的发展方式。21世纪以来，原有的资本主义商业模式不能有效提取和使用数据，需要新的业务模式来对数据进行全方位运作，“平台”这种强大的企业新形式由此出现。各行业各领域的众多企业纷纷引入平台，这种商业模式已经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

平台资本主义作为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体现了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平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对网络节点的重组和聚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平台资本主义使社会网络的再中心化成为可能。数字平台作为中介机构能够整合和连接节点与资源，在组织化的连接和中介状态中实现再中心化；其二，平台资本主义也会对社会权力关系进行重构。数字平台对分散的网络节点进行再结构，以数字化的方式深嵌于社会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全新的权力和劳动关系的形成。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监控经济、按需经济、注意力经济等新概念的诞生，都是平台资本权力控制社会的表现；其三，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平台社会的形成。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逻辑裹挟信息技术社会的产物。这种发展形态并非是社会形态的简单更替，而是数字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技术运营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资源的不断优化整合能够助力平台追求更多的利润和权力。

（二）作为互联网资本发展动力的利润

基于资本的天性，它会永恒处于追求利润的状态中。企业不断追求利润和获利能力的提升，无形中也为资本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一直是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基准，但1970年代开始，制造业发展的长期不景气促使各国公司都采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能力、拓展市场、加速资本周转等策略以应对获利能力下跌。在经济整体停滞的情况下，数字和服务行业盈利的持续增长成为例外。对经济再分配的诉求不再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而需要将网络系统和利润植入不断发展的信息资本主义中。信息资本主义主要从技术变迁、公司获利能力和竞争力三个向度推动网络社会的形塑，获利能力与竞争力是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背后的真正决定因素。其中，信息技术、金融政策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推动了网络社会节点之间的互动，信息资本进一步扩张，使得去中心化趋势得以加强。

互联网平台经济崛起的技术基础是新技术组合的整体进步，包括集成电路、移动通信、媒介等技术的革新和发展。进入平台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依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驱动因素之一，而权力聚合与资本增殖则成为平台资本主义运作的根本目标。人们对互联网的需求和企业获取利润的必要性，使得电信业在1990年代后期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新兴行业，一跃成为资本投资的首选渠道，为平台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外，平台化组织形式的创新对企业盈利的方式和量级有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平台社会的形塑提供了动力。

垄断是全球范围内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垄断提升盈利潜力，就要尽可能地实现平台规模的扩张。根据摩尔定律，互联网行业没有物理设备的限制，因此边际成本十分低廉，从而显著放大了规模效应，这在平台化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依赖于网络效应，平台整体价值与使用平台进行互动的用户规模成正比，这在无形中强化了平台的垄断趋势；基于梅特卡夫定律，互联网具备边际收益递增的特质，因而平台企业愿意通过补贴等各种方式来扩张平台的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驱动着平台在天然的垄断倾向之下不断强化发展趋势。

平台往往采取“免费+收费”的商业模式，在发展早期需要通过补贴等方式来吸引巨量用户，也需要吸纳巨额资金，平台资本由此发展。平台主要通过连接更多用户和节点、拓展服务领域、开发新的技术、创新服务和盈利模式这几种路径获得更多盈利。平台对开发者、用户、供应商等不同主体的统筹以及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转向，体现了平台资本驱动下社会结构呈现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交织的布局。就这样，在获利能力提升需求的驱动下，平台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和底层架构，平台社会逐渐形成。平台资本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强化了这种“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交织的格局。

（三）信息资本的演化对传播结构的影响

自1970年代以来，信息资本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网络社会向平台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国际传播活动的关系、模式和结构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同样导致了网络的去中心化和中心化效应之间的张力。

首先，网络经济推动了传播的去中心化效应。去中心化的网络如同一个像蜂群一样的生态小世界，节点就像每只蜜蜂一样通过彼此之间的协作构成了互联互通的网络社会。在技术发展的推波助澜之下，互联网企业通过“海星式”的去中心化组织结构，获得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和生命力。其次，平台经济导致传播的中心化效应凸显。平台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网络社会的特征，即社会组织由垂直或者水平转变为点对点的分散形态，社会网络中资源和信息围绕技术展开重组与配置的程度会更高，平台作为中转机构来连接和调节个体节点之间的传播活动。

信息社会形态和传播结构的演化规律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增强连接层面为节点形态的重组提供了动力基础，信息资本则通过获利能力的蓬勃扩张来不断驱使互联网技术在广度和深度层面进步。在来自技术和资本的双重动能推进之下，信息社会形态实现了从网络社会到平台社会的转向，传播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播结构变化背后的社会规律和特征主要体现在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两个方面。

（一）组织形态

节点的组织形态体现了信息传输和沟通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结构的分布和形式，传播结构被赋予了全新的形态。

首先，节点的组织向度发生了变化。在社会形态转型的过程中，传播节点获得了空前广阔的延展向度。延展一方面体现在垂直维度层面。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控制和传输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处于上层的信息源掌握了绝大多数信息。而网络社会的组织模式具有自下而上的逻辑特征，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使得信息能够大范围触达下层节点，同时下层节点也在生成海量信息。平台社会的组织形态则实现了垂直维度上的双向延展。再中心化推动了节点的集聚，自上而下的传播导向促成大型节点的形塑。并且，数字平台也作为社会基础设施自下而上地控制和渗透上层节点。延展另一方面体现在水平维度层面。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以往垂直向度延伸的、等级化的社会组织模式让位于分散化的新形态。而在平台社会，节点的集中程度更高，节点在水平维度上又向收缩和聚集的组织形态靠拢，延展的速度也趋于平缓，信息更加趋向于向中心节点的方向集中。

其次，节点的组织密度发生了变化。基于新环境下信息、物质和权力在节点互动之间高速高频流动的需要，节点的组织密度进一步提高，传播网络遍布全球。而密度逐渐变高的节点组织形态也逐渐形成了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持续为全球传播网络的扩张提供动能。平台社会的背景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用户和传播主体连接到全球传播网络中，另一方面数字平台触及的范围和层面空前广阔，节点的组织密度也继续变高，朝着无所不包的程度迈进。

（二）传播权力结构

社会权力结构是传播结构的映射，传播结构的变动也会给社会权力结构带来相应的变化。在网络社会的语境下，权力基本围绕着文化符码与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进行。互联网通信技术带来信息传播活动的变革，文化符码与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交换成为传播权力运作的基础。“传播”和“权力”结合了起来，社会组织和文化形态随之而变，权力结构也伴随着社会形态不断生成相应的变化。从网络社会到平台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规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传播权力的控制模式。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阶段，复杂的社会转型并没有带来权力结构的本质性变化，权力运行和控制的基本方向一直是自上而下的。网络社会崛起以来，权力控制模式在垂直方向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自下而上的权力控制模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信息在分布广泛的下层传播节点的主导下，集聚并传导至上层传播节点，传播权力的控制模式因而发生根本转变。而进入到平台社会阶段，随着传播结构的再中心化态势，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模式重新出现。数字平台作为传播活动的中心节点，集聚了海量的信息资源，对下层传播节点的权力控制加强，并不断巩固其传播权力的中心地位。此外，平台社会权力累积和集中化的趋势也体现在数字平台的运行机制中，平台将用户生成的可利用的数据进行商品化，使用户被动服从于平台，平台的权力进一步集中。

第二，传播权力关系的分配比例。传统社会的传播结构中，个体之间的等级关系明显，传播权力关系分配不均衡，上下层传播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力量差异。由节点组成的全球传播网络具有高延展度和高开放性的特征，这样的传播和组织结构决定了其与生俱来的高平等性。权力得以下沉至个体，节点之间的权力比重相当，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对社会结构的形塑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而数字平台建构的传播结构呈现出再中心化的趋势，打破了网络社会时期个体权力相对平等、传播机会共享的权力格局。拥有海量信息资源的数字平台成为社会的新权力中心，改变了以往权力分配的结构性因素，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和圈层化传播的新特征。

（三）未来：终结还是延续？

当下的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卡斯特所提出的网络社会构想，在技术和资本力量的驱动之下，传播结构的演变迸发出新的活力。平台社会是网络社会的终结还是延续？社会形态在未来会出现新的转向吗？如何想象未来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态和结构？笔者认为，作为网络社会的延续，在未来平台社会传播结构和形态的演化中，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的斗争将一直持续。

平台社会中传播节点的组织方式由网络社会阶段组织方式的特性发展而来，可以视作网络社会的创新性延续。一方面，随着平台巨头对其辐射范围内传播主体的控制力逐步强化，中心化的程度也会得到加强，但形成全球范围内绝对的传播中心的可能性较低。人工智能技术使得内容的生产、整合和传播变得更加高效和智能化，传播节点的构成也更为多元化，为平台社会带来更多复杂因素。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对于传播结构的影响蕴于人类与机器的交流互动中，是否会对再中心化的格局产生影响？人工智能研发过程中的资金投入需要强大的资本支撑，因而拥有强大资本规模的平台巨头获得了技术垄断。基于资本扩张的天性，这种技术垄断可以助力资本在增殖中获得更多能量，实现资本与技术的权力合谋，促进平台中心化的构建。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发展，智能机器的分析和决策能力越来越强，数据信息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传统国际格局产生影响，推动产生作为力量极的大型节点，数字平台就是典型代表。基于此，不同国际行为主体和信息传播节点在技术、资本和军事等领域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的再中心化形态重现。另一方面，未来区块链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迭代升级，去中心化的网络趋势将重新浮现。依靠遍布全球的海量信息节点组成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区块链的发展对打破平台中心化的信息垄断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社会传播结构围绕中心化进行的博弈和斗争，会在演化进程中产生一系列新问题。一方面，过度的中心化会带来中心节点传播权力的过分膨胀，不同规模节点之间传播权力的马太效应进一步扩大。由于传播资源将向传播中心大幅倾斜，不同规模节点之间的传播权力会严重失衡；另一方面，过度的去中心化会使节点摆脱传播中心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排布结构和状态发生巨大变化，可能导致信息传播活动的失序和散乱，不利于对社会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随着平台社会的扩张，人机互动贯穿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主体性问题更值得引起重视。不论是元宇宙还是ChatGPT，都与人的想象力密切相关，这也意味着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博弈将随着人机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持续进行。未来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持续的张力之中，可能会浮现出“半中心化”的态势，即任何节点都无法控制和主导其他节点的传播活动，需要依靠半中心化的机构来维持传播网络的运转并对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平台环境进行治理，但这种半中心化机构无法实现对信息资源和传播权力的绝对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传播中心都不会是永久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全球传播网络将持续处于变动状态中。同时，任何中心对节点都不存在绝对的支配性，节点之间的权力关系博弈始终存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