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历史的灰尘（一）：秦帝国十五年而亡的真相（上）

        深入探究秦朝灭亡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秦统一天下过程中的最血腥杀戮，让它患有严重的先天不足症。

       先看几条由太史公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关于秦国战神白起的军功记录：

      “（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斩首十三万”。

       同年，“（白起）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

      “（秦昭王四十七年）九月，（赵）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

       65万。这仅仅是名将云集的秦国，其中一位将军，短短13年内，在战场上的屠杀记录！这样以嗜杀、滥杀为荣的国家，在屠灭六国后，注定很难赢得天下人的拥护。

      （二）抛弃王道政治，让始皇帝亲手挖掉了立国的根基。

       秦王朝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最血腥杀戮的恶名，这一立国的原罪，在统一天下后“攻守易势”之际，如果秦始皇能推行德政，如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等政策，那么尚可使它有一些赎罪——挽回已经失去民心的可能，但是对法家思想的自负，使得这位自诩“功盖三皇”的帝王，对德政根本不屑一顾。他的刚愎自用，使秦王朝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机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这句话，是基于无数血淋淋的史实才说出口的。殷鉴不远。在秦之前，在秦之后。

       抛弃夏、商、周三代一直奉行的王道政治，不仅使秦王朝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上失去了合法性，也让它把帝国大厦建在了松软的沙滩上。

      （三）秦始皇对法治的迷信，加速了帝国的坍塌。

      对法治的迷信，让秦始皇变成了暴君们的代表。法家思想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的，因此以法家思想治国，就必须制定各类繁密的刑法，来处处约束全社会这无处不在的“恶”。刑法越繁密，触网为“恶”的民众就会越多；身陷囹圄的民众越多，始皇帝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就越“伟大”。

      对法治的迷信，让“奴性”的花朵遍地绽放。“他律”性极强的各类繁密法律，加上以严格执法著称的各级秦吏的“严格”执法，再加上人人以告密为荣的恶劣社会风气（证明史料见后文），这三者“团结”在一起，所造成的结果，一定是人人自危。出于对无处不在的刑法的战战兢兢，秦国百姓便不得不纷纷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处世之道——对官吏们绝对服从。“观其（秦）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篇》）

       下面，我们来欣赏为现代很多人称颂的几条煌煌秦法，来进一步欣赏大秦法治的“成果”。 

       1、看商鞅变法怎样“励军功”：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施行严格的军功赏爵制度，即把秦国士兵在战场上砍掉的敌军人头，在秦国国内高度商品化，财富化。相应的人头颗数，将会得到相应丰厚的土地等赏赐。现摘录其中几则“励军功”制度：  

       ①“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砍杀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达到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

       ②“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军队围攻敌国城邑，能砍杀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达到朝廷规定的数目，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

       ③“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能够斩获敌人上等士兵甲士的首级一颗，赐爵位一级，赏田地一顷，宅地九亩。）

 （见《商君书》卷十八）

       2、“简”中窥“秦”，再给大家推荐三条面向百姓的大秦律：

      （1）“秦法，弃灰于道者黥。”（见《汉书 · 五行志》）

      （按照秦朝法律，对于把生活垃圾倒在大街上的人，应被判处黥刑（一种在罪犯脸上用刀刺字、再涂上墨，让墨迹终生去不掉的刑罚）。）

       （2）法律答问:“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见《岳麓秦简》）

      （五人组成的团伙盗窃,盗得赃款一钱（相当于现在约10元人民币）以上,要斩断偷窃者左脚,并判处他黥刑，同时还要判处他为官府服四年劳役。）

       （3）法律答问：“或采人桑葉，臧不盈一钱，可论？赀三旬。”（见《睡虎地秦简》）

      （有人摘下别人家的桑树叶，赃物不值一钱，应该怎么判处？应该罚摘桑叶者服劳役一个月。）

       3、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则秦王朝奉行法治的著名案例：

       这是一段由《里耶秦简》（2002年出土于湖南）记载的来自秦朝官方的统计数据：

       里耶秦简7-304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编户人口约2000人的迁陵县（今湖南省龙山县）犯罪情况记录：

       数据（1）：奴隶、居赀（犯人或债务人居于流放地劳作，以抵偿赎罪之金或债务），全县当年有189人。

       数据（2）：隶臣妾（因犯罪、或被俘、或亲属连坐而被剥夺人身自由充官的犯人。男性犯人称“隶臣”，女性犯人称“隶妾”），去年116人，加上今年的新犯人35人，全县当年累计151人。当年死亡28人。

       由上面两处数据，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其一，约2000人口的迁陵县，奴隶、居赀，加上隶臣妾，当年罪犯总人数为340人。百姓的犯罪率为17%，接近全县人口的六分之一！

       其二，151名隶臣妾中，当年死亡28人，死亡率约为19%，占据隶臣妾类罪犯的约五分之一！   

      （四）秦朝百姓的道德素质极其低下，导致社会内部一盘散沙。

       社会风气，是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成败的主要风向标。

       ㈠先看几段由贾谊在《治安策》中记录的秦朝社会风俗，让我们约略了解一下奉行法治、以吏为师的秦国（王朝）社会治理成果：

       其一，“及秦……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

       （秦国的风俗，人与人之间不讲究礼让，崇尚的是告发别人，揭发别人的隐私。）

       其二，“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在秦国常见到）儿子借给父亲农具，就流露出恩赐的脸色；母亲取用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就会立即遭到（儿子或儿媳）的责骂。）

       其三，“（秦）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

       （（在秦国常见到）人口多的人家欺负人口少的人家，聪明的人欺负愚笨的人，勇敢的人欺负胆小的人，年轻力壮的人欺负年老体衰的人。）

       ㈡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外三则与秦国社会风俗相关的史料：

       其一，齐国人鲁仲连：“彼秦，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见《战国策·赵策》）

      （秦国是一个抛弃仁义、祟尚以斩获敌人首级计功的国家。秦王用权术驾驭其群臣，像对待俘虏一样役使它的百姓。如果让秦国肆无忌惮地称帝，甚至要统治整个天下，我鲁仲连只有跳东海自杀，绝不能做它的臣民！）

       其二，赵国上卿蔺相如（与吕不韦基本同期）：“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秦国自秦穆公以来，没有一个君主坚守过秦国与诸侯签订的盟约（秦国连地位最高的历代国君，都从来不讲什么诚信！））

       其三，“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见《吕氏春秋·高义》）

      （秦国乡间的百姓，经常因为一点小利的缘故，弟兄之间就相互打官司，亲人之间就相互残害。）

       鲁仲连与蔺相如，均生活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前期，距秦统一天下的时间非常近。相信游历甚广的鲁仲连与凭“完璧归赵”而流芳青史的蔺相如，这两位名人均不会凭空诋毁秦国。

       如果你认为他们的话尚有可疑之处，那么，比他们还要晚一些、曾任秦国相邦的吕布韦，则完全没有理由诋毁自己的国家。

       综合上面这些史料，我们已经由上而下、从多个维度，十分清晰地看到秦国乃至秦王朝社会的全貌。被我们很多人大加歌颂的秦帝国的社会，竟然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以互相告发、揭短为荣，年轻人可以任意欺负老年人，亲兄弟之间因蝇头小利就打官司、亲人之间相互残害，甚至儿子可以随意凌辱父母……甚至连历代国君都不讲诚信、几无廉耻的丛林社会！

       利以兴之，利以亡之。秦帝国由上而下，实际上是由这样一群人人见利忘义的乌合之众所组成。而由乌合之众所组成的社会，必定一盘散沙。

       （五）农业的彻底崩溃，使秦朝百姓丧失了生存的根本。

        1、实施土地私有制，使很多百姓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农业为天下之本，我们首先看一下秦朝的土地政策。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见董仲舒《又言限民名田》）

       （秦国采用商鞅推行的变法政策，改变过去的土地制度，废除井田制，让百姓得以自由买卖土地。（造成）富裕人家的田地紧连着田间的小路，贫穷的人却没有竖一只锥子的地方。）

       在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政策，而是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政策：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朝廷）使黔首自实田”。（见（东晋）徐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第六》）

       （大义：秦始皇下令全国百姓向政府申报实际占有的土地，政府承认其私有合法性并依此征收田租）‌

       2、征收高额盐铁税，让百姓付出异常昂贵的生活成本

       单纯的土地私有，造成很多百姓失去藉以生存的土地，尚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更致命的问题，是那些即使侥幸保有土地的农民，也要面临非常严峻的生存压力。

       “(秦朝百姓)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见董仲舒《又言限民名田》）

       （(秦朝百姓)向官府交纳的田租、人头税，以及花在盐铁上的钱，这些开支比古时高二十倍）

       注：秦国为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商鞅变法后，就开始“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董仲舒），对盐铁等重要的民生物资高额征税。

       3、三分之二的税收，是百姓身上一座不堪重负的大山

       再展开上面的“田租（土地税）、口赋（人头税）”，在最重要的“田租”一项，我们可发现秦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天花板”级别的税收记录。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收泰半之赋”。（见班固《汉书·食货志》）

       （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朝廷开始向百姓）征收三分之二的土地税！）

        注意：秦之后的西汉初期，汉高祖时为十五税一，而到了汉文帝时则降为三十税一。

       4、沉重的徭役兵役，成为百姓身上被越勒越紧的绳索

       除昂贵的生活成本、缴纳三分之二的土地税，这些能看得见的异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之外，事实上，秦朝百姓还须“依法”履行另外一项不亚于“泰半之赋”的国家义务：无比繁重的徭役和兵役。

       “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见董仲舒《又言限民名田》）

       （再加上（秦朝百姓）每月要做更卒（为官府短期服徭役），不久还要转为正卒（为国家服兵役‌）。一年屯戍边疆，一年服力役。负担是古时候的三十倍（笔者疑为三倍）！）

       于是，在崇尚法治的各级秦吏的严明执法之下——

       “（秦朝）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出处同上）

       （秦朝的（很多）贫苦百姓经常衣不蔽体，吃猪狗的食物……（很多）百姓非常忧愁，无以为生，只好逃到山林中，沦为盗贼，（致使）道路上穿着囚服的人占了一半）。

       “赭衣半道”，黑夜漫漫。

       公元前三世纪末，数千年来曾经照亮一个民族的熊熊火炬，在狂风暴雨中正渐渐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