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帝国十五年而亡的历史真相

       一、秦统一天下过程中的最血腥杀戮，让它患有严重的先天不足症； 二、抛弃王道政治，让始皇帝亲手为帝国大厦挖掉了根基； 三、秦始皇对法治的迷信，加速了帝国的坍塌；四、秦王朝百姓的道德素质极其低下，导致秦国社会内部一盘散沙。

上  篇

       我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秦统一天下过程中的最血腥杀戮，让它患有严重的先天不足症。

       先看几条由太史公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关于秦国战神白起的军功记录：

      “（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斩首十三万”。

       同年，“（白起）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

      “（秦昭王四十七年）九月，（赵）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

       65万。这仅仅是名将云集的秦国，其中一位将军，短短13年内，在战场上的屠杀记录！这样以嗜杀、滥杀为荣的国家，在屠灭六国后，注定很难赢得天下人的拥护。

       二、抛弃王道政治，让始皇帝亲手为帝国大厦挖掉了根基。

       秦王朝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最血腥杀戮的恶名，这一立国的原罪，在统一天下后“攻守易势”之际，如果秦始皇能推行德政，如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等政策，那么尚可使它有一些赎罪——即挽回已经失去民心的可能，但是对法家思想的自负，使得这位自诩“功盖三皇”的帝王，对德政根本不屑一顾。他的刚愎自用，使秦王朝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机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这句话，是基于无数血淋淋的史实才说出口的。殷鉴不远。在秦之前，在秦之后。

       抛弃夏、商、周三代一直奉行的王道政治，不仅使秦王朝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上失去了合法性，也让它把帝国大厦建在了松软的沙滩上。

       三、秦始皇对法治的迷信，加速了帝国的坍塌：

       ㈠对法治的迷信，让秦始皇变成了暴君们的代表。法家思想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的，因此以法家思想治国，就必须制定各类繁密的刑法，来处处约束全社会这无处不在的“恶”。刑法越繁密，触网为“恶”的民众就会越多；身陷囹圄的民众越多，始皇帝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就越“伟大”。

       ㈡对法治的迷信，让“奴性”的花朵遍地绽放。“他律”性极强的各类繁密法律，加上以严格执法著称的各级秦吏的“严格”执法，再加上人人以告密为荣的恶劣社会风气（证明史料见后文），这三者“团结”在一起，所造成的结果，一定是人人自危。出于对无处不在的刑法的战战兢兢，秦国百姓便不得不纷纷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处世之道——对官吏们绝对服从。“观其（秦）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篇》）

       四、秦王朝百姓的道德素质极其低下，导致秦国社会内部一盘散沙。

       社会风气，是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成败的主要风向标。

       ㈠先看几段由贾谊在《治安策》中记录的秦朝社会风俗，让我们约略了解一下奉行法治、以吏为师的秦国（王朝）社会治理成果：

       其一，“及秦……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

       （秦国的风俗，人与人之间不讲究礼让，崇尚的是告发别人，揭发别人的隐私。）

       其二，“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在秦国常见到）儿子借给父亲农具，就流露出恩赐的脸色；母亲取用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就会立即遭到（儿子或儿媳）的责骂。）

       其三，“（秦）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

       （（在秦国常见到）人口多的人家欺负人口少的人家，聪明的人欺负愚笨的人，勇敢的人欺负胆小的人，年轻力壮的人欺负年老体衰的人。）

       ㈡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外三则与秦国社会风俗相关的史料：

       其一，齐国人鲁仲连：“彼秦，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见《战国策·赵策》）

      （秦国是一个抛弃仁义、祟尚以斩获敌人首级计功的国家。秦王用权术驾驭其群臣，像对待俘虏一样役使它的百姓。如果让秦国肆无忌惮地称帝，甚至要统治整个天下，我鲁仲连只有跳东海自杀，绝不能做它的臣民！）

       其二，赵国上卿蔺相如（与吕不韦基本同期）：“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秦国自秦穆公以来，没有一个君主坚守过秦国与诸侯签订的盟约（秦国连地位最高的历代国君，都从来不讲什么诚信！））

       其三，“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见《吕氏春秋·高义》）

      （秦国乡间的百姓，经常因为一点小利的缘故，弟兄之间就相互打官司，亲人之间就相互残害。）

       鲁仲连与蔺相如，均生活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前期，距秦统一天下的时间非常近。相信游历甚广的鲁仲连与凭“完璧归赵”而流芳青史的蔺相如，这两位名人均不会凭空诋毁秦国。

       如果你认为他们的话尚有可疑之处，那么，比他们还要晚一些、曾任秦国相邦的吕布韦，则完全没有理由诋毁自己的国家。

       综合上面这些史料，我们已经由上而下、从多个维度，十分清晰地看到秦国乃至秦王朝社会的全貌。被我们很多人大加歌颂的秦帝国的社会，竟然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以互相告发、揭短为荣，年轻人可以任意欺负老年人，亲兄弟之间因蝇头小利就打官司、亲人之间相互残害，甚至儿子可以随意凌辱父母……甚至连历代国君都不讲诚信、几无廉耻的丛林社会！

       利以兴之，利以亡之。秦帝国由上而下，实际上是由这样一群人人见利忘义的乌合之众所组成。而由乌合之众所组成的社会，必定一盘散沙。

      “戍卒叫，函谷举”，秦末农民起义，只是压垮这个无比脆弱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  篇    

       秦国（朝）向来以崇尚法治为现代很多人称颂。下面我们就从这一角度，来欣赏几条煌煌秦法。 

       一、看商鞅变法怎样“励军功”：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施行严格的军功赏爵制度，即把秦国士兵在战场上砍掉的敌军人头，在秦国国内高度商品化，财富化。相应的人头颗数，将会得到相应丰厚的土地等赏赐。现摘录其中几则“励军功”制度：  

       ①“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砍杀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达到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

       ②“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军队围攻敌国城邑，能砍杀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达到朝廷规定的数目，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

       ③“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能够斩获敌人上等士兵甲士的首级一颗，赐爵位一级，赏田地一顷，宅地九亩。）

 （见商鞅《商君书》卷十八）

       二、“简”中窥“秦”，再给大家推荐三条面向百姓的大秦律：

       其一，“秦法，弃灰于道者黥。”（见《汉书 · 五行志》）

      （按照秦朝法律，对于把生活垃圾倒在大街上的人，应被判处黥刑（一种在罪犯脸上用刀刺字、再涂上墨，让墨迹终生去不掉的刑罚）。）

       其二，法律答问:“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见《岳麓秦简》）

      （五人组成的团伙盗窃,盗得赃款一钱（相当于现在约10元人民币）以上,要斩断偷窃者左脚,并判处他黥刑，同时还要判处他为官府服四年劳役。）

       其三，法律答问：“或采人桑葉，臧不盈一钱，可论？赀三旬。”（见《睡虎地秦简》）

      （有人摘下别人家的桑树叶，赃物不值一钱，应该怎么判处？应该罚摘桑叶者服劳役一个月。）

       三、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秦王朝奉行法治而取得的成果：

       这是一段由《里耶秦简》（2002年出土于湖南）记载的来自秦朝官方的统计数据：

       里耶秦简7-304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编户人口约2000人的迁陵县（今湖南省龙山县）犯罪情况记录：

       数据1：奴隶、居赀（犯人或债务人居于流放地劳作，以抵偿赎罪之金或债务），全县当年有189人。

       数据2：隶臣妾（因犯罪、或被俘、或亲属连坐而被剥夺人身自由充官的犯人。男性犯人称“隶臣”，女性犯人称“隶妾”），去年116人，加上今年的新犯人35人，全县当年累计151人。当年死亡28人。

       由上面两处数据，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其一，约2000人口的迁陵县，奴隶、居赀，加上隶臣妾，当年罪犯总人数为340人。百姓的犯罪率为17%，接近全县人口的六分之一！

       其二，151名隶臣妾中，当年死亡28人，死亡率约为19%，占据隶臣妾类罪犯的约五分之一！   

 下  篇 

       本篇是针对近期部分观网网友所提的具有代表性问题，由我所作回复的汇编。      

       问题之一，某网友：“现在，仍然有几个宵小在诋毁秦始皇，抹杀他的丰功伟绩！”

       作者回复：

       网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极端地对批评秦始皇者加以诋毁，谩骂？我想，深层原因，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对秦亡教训进行认真、深入、系统地反思，而是被特殊历史环境下对秦始皇的某些评论所左右，没有看透那些歌颂秦始皇者背后隐藏的玄机，而陷入对方设置的一层层逻辑陷阱。这种逻辑思路大抵是：

       第一，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设郡县，建大一统……这些造福后人的创举，足以证明了他的伟大；第二，既然承认秦始皇的伟大，那么他所做的其它一切，包括专制，都是为以上这些创举而采取的手段。那么这些手段当然也是合理的；第三，既然秦始皇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他对愚昧的百姓所施行的严刑酷法，当然也是正确的。那么在推行法制过程中，对众多违法者依据刑法严加惩罚，也是有必要的；第四，以此类推，他为防御北方边患等而兴建的各种工程，为治理国家而增加的各种徭役、苛捐杂税，等等，这些也当然都可加以原谅……

       要想看透这层层逻辑，我们不需要陷入过多争辩，只要看一看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那样讨厌孟子就可以了。孟子不止为朱元璋这样的帝王所讨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以民本主义为出发点，坚决反对君主专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史一再证明，只要把君主的地位凌驾于百姓之上，施行专制，这个统治一定会衍生暴政。秦始皇“坑儒”，朱元璋“反孟”，其理由都只有一个：儒家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专制独裁。

       秦王朝的统治尽管只有短短的19年，但是，由他施行的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专制独裁，对国家、对社会所产生的诸多严重危害（见本人上面《揭秘》一文），一点都不亚于他的那些历史贡献。

       歌颂秦始皇，深层的逻辑，是在鼓吹专制独裁乃至肯定暴政的合理性。

       现在，我们很多所谓精英，仍然在大加歌颂秦始皇的真正原因是，要么蠢，要么坏。前者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后者则出于他自己已经坐歪的屁股的需要。因为，他们歌颂秦始皇的深层逻辑，是在为独裁专制张目。

       秦王朝虽然早已经灭亡，但是它的阴魂，仍然徘徊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上空。 

       问题之二，某网友：“我认为秦王朝只是中央集权，并没有你说的什么专制独裁。”

       作者回复：

       一、秦国为加强君主“权威”而无所不用其极。

       秦始皇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拥趸，下面，首先给你推荐几处韩非子关于怎样加强君主权威以专制独裁的名句：

       ㈠“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见《韩非子·二柄》）

       （英明的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回答是：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可以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害怕君主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

       ㈡“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见《韩非子·二柄》）

       （君主有两种祸患：任用才德优秀的人，这样的臣下就会依仗才德优秀来威逼君主；让大臣随便推举，就会败坏事情而不能成功。）

       ㈢“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奖赏他称赞他，但他仍不勉励自己；惩罚他谴责他，而他仍不害怕。把这四种手段都用上，但是他不能被驯化，那么君主就除掉他。）

       ㈣“（君与臣）赏罚共，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由君、臣共同掌握国家的赏罚大权，那么法令就不能推行。）

       二、在专制独裁下，秦国（朝）很多历史名臣惨遭杀害。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自商鞅变法以来，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秦国（朝）名臣的命运结局：

       我们很容易看出：

       其一，自商鞅变法至秦朝灭亡，在140多年时间内，上面的秦国名臣中出现了五位相邦。五位相邦中，有两位（商鞅、李斯）被处以“车裂”极刑，一位（吕不韦）被迫自杀，占据了相邦名臣的一多半！注意，他们可不是普通大臣，是秦国（朝）位极人臣的一号人物。

       其二，秦国的九位历史名臣中，两位被车裂，三位被迫自杀。占据了名臣数量的一半还要多！

       三、中央集权的“权”，应该“集”在谁手里？

       中央集权本身并没有错，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是中央集权。我要说的是，应该把中央的权力，“集中”在谁手里。

       权力如果集中在君主和士大夫手里，由君、臣共治天下（两汉、唐朝、两宋都是这个模式，两宋做得最好），这样的国家，由于君主和臣子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权力制衡，它的政治就比较开明，社会容易长治久安。

       相反，权力如果仅仅集中在皇帝一个人（家）手上，就一定会因为臣子们失去对君权的制衡，导致君主独裁，使"天下人之天下"沦为"一人之天下"。失去约束的权力，哪怕再小都会变成脱缰的野马，更何况是统治亿万百姓的天子权力！

       秦和元、明、清这四个朝代，就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臣子们很自然地全部变成了皇帝的仆人，专制暴政也就顺利诞生。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即使这位皇帝多么仁德，多么勤政（如清朝历代皇帝），它也只能从局部减轻一些对国家的伤害。但从整体上，它无力阻止帝国的迅速腐败没落。因为，这种政治体制，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使统治者丧失了立国的根基：严重悖离了亿万民心。

       问题之三，某网友：“秦始皇推行法治，把秦国治理得很好，是千古一帝。你费尽心思抹黑他，出于什么动机？”

       作者回复：

       人性普遍的心理，是希望自己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底线。然而，秦朝无论它极其诱人的军功赏爵制度，还是密布于全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细密的刑法（见《睡虎地秦简》等），已经从根本上抹去了被统治者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致使几乎所有秦朝百姓，只能像奴隶、甚至像牲口一样地活着。这样的“国家整合”，是具有严重的乌合性质的。

       与之相比，文明程度较高的六国，虽然也大都推崇法治，崇尚战场杀戮，但是都没有像秦国这样，把战场杀戮做到极致（在《史记》等史料中，很少见到其它六国像秦国这样动辄以万计、甚至以十万计的战场大屠杀），把法治“思想”推到极致，把人性的各种恶，精心“培养”到如此登峰造极——与嗜血豺狼毫无二致的地步！从这个角度上讲，秦朝的法治暴政，导致了中华文明极其严重的退步。

       秦国百姓既然因畏惧层层法网而选作“顺民”，在随时随地都可能触碰到的法网的禁锢下，当然也会因忍无可忍铤而走险；秦人既然可以以利而战，当然也可以以利倒戈，将矛头指向“利”的源头——秦朝统治者。

       民以利聚，国以利散。秦王朝的惨痛教训，后人不可不察。然而真正“哀而鉴之”者，少之又少。这是我们的悲哀。

       问题之四，某网友：“由于秦国民众野蛮，民风极差，统治者必须采用严厉的刑法加以约束。秦国信奉法家思想，是由其国情决定的。”

       作者回复：

       对于秦国立国之初民风极差如何解决一问题，比秦更早、同样生活在秦国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周国，早就给出了最优解：推行教化，以德化民。例如，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及周文王。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怎样把一个比秦国更加落后、几乎一无所有的小国，逐渐建设成一个广受百姓拥护的西部强国的：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 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周）文王……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 （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古公亶父：“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大加鼓励成千上万的秦国子弟上战场，大肆屠戮敌军人头，同时也陷千万秦国子弟于死亡深渊的秦国“明君”们， 如果尚存一点点人性，应该为这句话羞死！  

       问题之五，某网友：“秦朝灭亡原因没别的，主要是它建国时面临的问题太多，如必须防御北方的匈奴入侵等。它存在的时间太短，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纠错的时间。”

       作者回复：

       此后的汉朝，开国之初面临的问题，一点都不比秦朝少，甚至比秦朝还要严重。但是，汉初几位皇帝都果断地采取了“外患内治”的执政方针：对匈奴采取最大限度忍让，对国内实施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让饱经战乱的百姓恢复生产，让凋敝的百业逐渐恢复。此为固本。恢复了强大的内力，匈奴外患的压力自然大幅度减小。

       反观秦朝在一统天下后，饱经战乱而急需喘一口气的百姓，不但没有迎来休养生息，反而是秦王朝的横征暴敛与无穷无尽的劳役。内忧加剧，外患压力则无限加大。“外患外治”，则需要朝廷在北方边地投入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民心未服的秦王朝，就这样将自己推向了深渊。

       问题之六，某网友：“（我认为）秦始皇突然驾崩，储君未定，是引发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作者回复：

       储君未定，只是秦亡的其中一个原因。比如北宋亡时，徽、钦爷俩被金人一窝儿端，这时候，宋朝哪里有什么储君？但人家普普通通的王子赵构，还不是很快就在南京 （今河南商丘）被拥立为宋朝新皇帝。没别的原因，无论大臣还是百姓，大部分人心里，此时都还在念着宋、向着宋罢了。

       同理，秦朝如果得人心，别说突然驾崩一个始皇帝，就是再突然驾崩一个秦二世或者秦三世，扎根西部足足600年的秦国，它的老百姓也大概率会捧出一个赢姓王子出来登基，你信不信？

       树没了根，早晚活不战；国失了本，迟早要完蛋。这本，就是民心。作为万民的父母，你得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去拉拢民心，去捂热这颗心，让老百姓知你的好，感你的恩。不过，无论他秦始皇，还是他秦始皇的几位先王，在这方面的功课，都做得太潦草，试卷远远不及格。所以，秦之亡，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记住，民心，才是历史唯一的车轮。

       这巨大的车轮隆隆向前，辗碎一切视民如草的独夫！

       暴政就是暴政，它是齐太史用鲜血铭刻的青史。

       任你挥刀千万次，任你爱秦千万遍。

       问题之七，某网友：“‘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可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你心中的理想朝代大宋所独有的哦，可别把生死与穷富混为一谈。”

       作者回复：

       其一，推行儒家德政的宋代，除了军事孱弱之外，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都是比肩盛唐甚至超过盛唐的。当时中下层百姓的生活，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是比较幸福的时代。推荐你读一下候印国先生《宋朝人的日常生活》这本书，这本书可以印证这一点。

       再换一个角度看宋朝，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所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其二，公元1126年，南宋灭亡时，左丞相陆秀夫“乃负昺（南宋末代皇帝，时年8岁）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宋遂亡。”（见由元朝丞相脱脱主修的《宋史·本纪第四十七》）。

       从崖海十多万军民跳海殉国、宁死也不降元这件事，你还认为宋朝是一个“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朝代吗？你还认为宋朝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随便嘲笑的国家吗？又，你还认为教化宋朝百姓的那些儒者，是“腐儒”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为己任的宋朝大部分儒者，他们的精神境界，即使放在今天的社会，都应该让很多人感到羞耻。  

       问题之八，某网友：“作者拿着结论找论据，围着秦始皇抹黑，其心可诛。”

       作者回复：      

       本人不是预设一个“暴政”去攻击秦朝，而是它的暴政先天存在。而且了解秦的史料越多，你会发现，用“暴政”这个词来形容秦朝，都太过于文雅。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恨这个帝国？因为，假设历史可以穿越，假设你和我都生活在秦朝，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名普通百姓。那么，你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人口近六分之一都是罪犯、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触犯刑法的社会吗？（见《里耶秦简》等），——这六近分之一的罪犯中，极有可能也包括你和我！

       如此之多的“罪犯”，这样“活下来”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而建立在万民饥寒交迫、且时刻战战兢兢之上的秦帝国，它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问题之九，某网友：“秦后两千多年，中国的封建王朝实行的都是内法外儒，你能说这是秦的‘流毒’吗？”

       作者回复：

       你说的还不够准确。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因均汲取了秦亡教训，都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奉行法制，而在“儒”“法”两个字上打太极。打得高妙的，是内儒外法，如东汉、唐中前期、两宋；打得拙劣的，是内法外儒，如明、清；打得最不像样子的，就是让“儒”“法”变成既没有“儒”，也没“法”，如我们伟大的南朝晋、宋、齐、粱、陈，把道场全让位于云山雾罩的玄学，等等。

       纵观秦以后两千年历史，历代王朝几乎均以反面教材来看待秦朝。原因无它：自夏、商、周以来，王道德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大道。秦之前的三代莫不尊行，秦以后的几乎历代王朝也都要高扬王道的大旗，哪怕是仅仅装个样子。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历史的警报，早已訇响。

       “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历史的警报，再次訇响。

       但是，秦这个过于自负的帝国，仿佛一位叛逆的少年，还是公然决然地砍掉这面大旗，调转马车，在荒野上一路狂奔而去。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尼采这句话，说得真好。

       就送给你吧，可怜的帝国。

       问题之十，某网友：“明朝可是推崇儒家的，最后还不是让一帮士大夫搞得乌烟瘴气？这足以说明儒家的腐朽。”

       作者回复：

       明朝仅次于清朝，是典型的内法外儒：假儒家之名，行独裁专制。你看一下明亡时，除可怜的崇祯外，有多少官员多少百姓跟皇帝一起殉大明国？

       此后煌煌大清朝，列强入侵，一些老百姓宁愿选择帮助洋人攻打北京城，也不愿帮助自家的军队保家卫国，这是不是比大明亡时更打皇帝老爷的脸？

       你让百姓失了人的尊严，弄得百姓几乎人人“家徒四壁"，他们何来的保家卫国？

       家既然无可保，又卫的什么国？卫的谁的国？

       问题之十一，某网友：“依靠德政治理国家，只是后世儒家美好的愿望罢了。凡是实行德政的国家，其实都被这群腐儒弄得一团糟！”

       作者回复：

       给你看一个案例。春秋时期，自公元前七世纪后期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在大部分时间内称霸诸侯的晋国，一直比较遵守周礼，基本上推行德政。来自《左传》的以下史料足可以证明:

      ㈠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秦“韩之战”中，君辱臣随，晋国士大夫普遍忠于国家：

      （九月，晋国在与秦国的“韩之战”中大败）。“秦获晋侯（晋惠公）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披散头发，拔出帐篷，跟随晋惠公）。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

      ㈡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原之战”中，晋文公将君主的诚信置于取得战争胜利之上：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史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㈢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文公知恩图报，退避三舍以报答楚成王：

     （晋文公重耳流亡），“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公元前632年，晋国与楚国发生“城濮之战”。战前，晋文公命令军队退避三舍，以感谢五年前楚成王对自己的帮助。

      ㈣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晋国讨伐邾国，用兵以礼，为仁义之师：

      （邾文公去世后，二子貜且（晋姬所生）、捷菑（齐姜所生）争位。七月），“晋赵盾（晋国执政大臣）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赵盾）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㈤鲁宣公十六年（前593年），晋国执政大臣士会依据周礼修订晋国礼法：

      “冬，晋侯使士会（范武子，晋国执政大臣）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㈥鲁宣公十六年（前593年），晋国推行德政，知人善任，使盗贼多逃往秦国：

       当年三月，“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

      ㈦鲁成公六年（前585年），晋景公采纳韩厥有利于百姓的迁都建议：

      （夏季）“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公（晋景公）立于寝庭，谓献子（韩厥）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公说，从之。”

      ㈧鲁成公16年（前575年），好整以暇——被“历史”深深隐藏的晋军战斗力：

     （六月，晋、楚发生鄢陵之战，战场上），“栾鍼（晋厉公车右）见子重（楚国执政大臣）之旌，请曰：‘……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晋军的勇敢体现在严整有序）’。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晋军与敌人交战时喜欢从容不迫）’……”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

      ㈨鲁成公16年（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晋国将军郄至在战场上，待楚共王以礼：

     “郄至（晋国新军佐）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㈩鲁成公十八年（前573年），晋悼公推行德政，选贤任能，使晋国再次兴盛：

      “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十一）鲁襄公九年（前564年），晋国待反复无常的郑国以礼，不强迫郑国站队：

      （十一月，晋率诸侯讨伐在晋、楚之间反复摇摆的郑国，郑国再次表示服从晋国。签订盟约时，两国大夫发生争执），“知武子（晋国中军元帅知罃）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

     （十二）鲁襄公十三年（前560年），晋国士大夫讲究礼让，晋国上下和谐国家富强：

      “（夏季）晋侯（晋悼公）搜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范宣子）将中军，辞曰：‘伯游（荀偃）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丐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黡，辞曰：‘臣不如韩起……’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

     （十三）鲁襄公十九年（前554年），晋国进军齐国途中听说齐灵公去世，立即撤军回国：

      “（夏季），晋士丐（范献子）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

     （十四）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晋、楚争霸 ，晋国待诸侯以德：

      （五月，诸侯举行第二次弭兵之会），“晋、楚争先（盟主）……叔向谓赵孟（晋国执政大臣赵文子）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

     （十五）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晋国执政大臣赵文子，向一位参加修城的老人道歉：

      （二月），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73岁）矣……（赵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敢谢不才。”遂仕之，使助为政。辞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