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精读-2

历史法学派是马克思在宗教之后提到的一个批判对象（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法的批判，象征着高高在上的虚指的批判终于落地成为对现实的批判）。而历史法学派在当时反倒是比较先进的，即使现在大家还是回头供奉起了他们批判的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大家想必耳熟能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霍布斯（利维坦）、洛克（政府论）等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人物。古典自然法学派奠定了法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的基础，但其理性主义的立法观点——即通过人类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类普遍适用的法典——在当时显然是极为不切实际的。因为连民族国家都尚未兴起，只是有一个约略的民族共同意识的19世纪中叶，法律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的政治成分才是当时较为切实的思潮里最先进的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理解，原始社会有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之说，但奴隶制就较其更为发达，因为共产主义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无法强行提升群体自发劳作的道德，从而只会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和演进，而鞭子和奴役相反才能使得懒汉变的勤劳。大量的积累加上低下的道德水平出现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交换催生了私有制，于是原始社会就瓦解了，逐渐开始产生了阶级。但并不能说共产主义就一定会败给所有制，相反的，共产主义在生产力极大丰富，道德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重新取代私有制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自然法学派又重新成为西方法学派别内崇尚的主流，而历史法学派被抛弃一样——社会基础达到了，当然是会以更先进的演化模式来作为主导的不过，历史法学派虽然作为习惯法的最后维护者在当时较为符合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但其本身从出现和对习惯法的维护的同时就注定了其落后和反动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以昨天的卑鄙行为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的合法性，将农奴反抗历史的鞭子的呐喊宣布为叛乱，凭历史的借据来索取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与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精神是一致的。在19世纪欧洲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复古主义的思潮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完全否认立法的作用，但依然将其贬低为从属于习惯法的地位，再加上拿破仑在19世纪初给欧洲带来的阴影，使得拿破仑法典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在拿破仑下台之后的法国都推行的困难重重，更别说“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的德国了习惯法为什么落后？因为其维护代表的是农奴的主人，封建的领主，即使历史法学派以历史作为自己的标榜，他们依然歪曲了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法律无法超越阶级，法律永远代表的是实际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这种意志和利益，归根到底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中包含民族传统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也是基于生产力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起作用的。所以这种各地的习惯法在实际上阻碍了德国法律的统一，造成了地方封建势力实际上的割据局面。这也是马克思之所以指出“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的原因。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作为“真正主角”的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统治这个世界的旧制度已经在大革命后死去，而德国现代的对旧制度公开的完成的制度现状则作为“现代国家”的过去的回忆，也可以让他们从这些世界历史性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马克思转而也指出，“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会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这一点也揭示了即使作为世界历史的旧制度已经死去，作为各个现代国家的过去的回忆，和作为德国当时制度现状的旧制度依然是不会那么快消亡，而是必然要经过很长的一段历史过程。事实上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去之后30年，作为旧制度分别的代表的皇冠才纷纷落地马克思也提到了“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人突然产生的想法的时候，简而言之，旧制度本身还相信并且必然相信自己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就是悲剧性的”，这句话所指代的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总结，但实际上是一个预言。在19世纪中叶其实并不止于德国，甚至并不止于19世纪中叶，旧制度妄图进行自身的合理性维护的行动也总是不会缺乏案例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拿破仑三世的复辟。这篇导言写作时间是1843年底，而就在五年后，法国的工人阶级就推翻了七月王朝，形成了第二共和国，但第二共和国在议会成立的一开始就取消了公民的普选权，而路易波拿巴则通过获取了民众的认可成为总统，并深入议会无法掌握的军队最终推翻了共和国。无论拿三用什么名义复辟，至少在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期间，上层统治者们依然还是默认贵族而非资产阶级掌权的旧制度才是合理的，甚至一些资产阶级新贵也依然会为了更好的操纵政治而去买个爵位那么资产阶级上台以后情况有所改观吗？并没有。资产阶级的锐意进取无非是为了更好的聚敛资本和未来，而且这仅仅只是他们相对贵族来说是先进的阶级的前提之下。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历史的脉搏之后，资产阶级作为落后的阶级，他们所寻求的制度依靠也成为旧制度之后，殖民地独立，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建国等等，这些也都成为了历史必然。但是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是坚信自己既然在世界制度上享有话语权，那么就必然要维持其合理性，甚至不惜以更先进的制度的提倡者作为牺牲品的。资产阶级比旧贵族先进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好面子，眼中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会学习无产阶级的先进理论，并为了维持自己的长治久安而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比如采取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会的部分诉求，给予工人社会福利等等。但当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再威胁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即使是收了钱去工人之间鼓动的工贼们他们也能一脚踢开。资本主义至今仍然没有溃烂到无以为继，这种丰富的学习能力确实是一个续命良方。但落后的生产关系再怎么学习，其落后的本质还是不会改变的。别说跳到台上说黄段子的马老板，就是给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的川老板，其本质难道不还是通过现在暂时的领先来要挟其他国家和阶级，维护资产阶级落后旧制度的合理性吗？马克思时代四分五裂的德国封建领主们维护的是旧贵族们无谓的虚荣，而现代美利坚自行其是的各联邦维护的是旧资产阶级们有形的利益，在本质上这又何其相似？所以说很多即使是左派也借“中国产业结构几乎都是从美国抄来的”的名义来诋毁现如今的制度，乃至怀念文革以忘却自己混的无法如意的现实，也都是根本没有认清旧制度必将在无产阶级的自由也已经不再是昙花一现的未来消亡这个基本事实。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会像文革那样被依然顽固的旧阶级给反扑。当然了，毛泽东的文革是文革的一部分，反扑势力的文革当然也是文革的一部分，这两个不矛盾。就像法国大革命里，工人的制度革命是革命的一部分，拿破仑的法律革命也是革命的一部分，拿三的建设革命同样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一样。文革中唯一不能称为文革的部分是相信且妄图恢复旧制度合理性的部分，就像法国大革命里波旁王室的复辟一样套用到马克思的这一段里来说，就是一部分人是真正的希望这种革命，一部分人则是希望革命符合自己的想象。当革命的想象和革命的现实重合的时候，那么这两波人是合流的，但当革命的想象和革命的现实分歧的时候，这两波人之间也就必然会产生矛盾。五四运动反对的传统不是历史上的孔孟程朱，而是在五四运动的当时还在束缚、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东西，而当共产党兵临城下的1949年，有些在历史上反对传统的五四青年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又摇身一变成为了依然维护封建制度的国民党的帮凶。这就是革命的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分歧所导致的必然对立从这点上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确实可以从马克思对德国历史的论述和对德国制度的批判上获取不少经验。我们在半殖民半封建时代一步跨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跳过了不少过程，结果虽然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但我们的人民很显然并没有能够接受这种巨变所带来的全面提升。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甚至能够支持我们和整个西方文明世界斗而不破，但我们在理论普及上却并不彻底。不仅丧失了原本的合法性，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还使得最忠实这个政权的人无法和这个政权所疏离的基层得到充分的沟通——其原因还很可笑的是“害怕这种一拍即合会真正的导致无法控制后果的革命”。这种人为的信息阻断当然会造成阶级之间无法互相理解，进而给唯恐天下不乱的和撕裂各阶层的大把机会，甚至对统治阶级的内部加以策反。这也是为什么理论的解放才是当下最需要也是最急迫的原因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