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产能过剩”而不再是“产出过剩”？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1980年代），历史课本中讲西方国家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矛盾（18-19世纪），一般的表述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最终体现为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产出的商品严重过剩，相对于社会的有效需求（即居民购买力）严重不足。

即，当时所谓的“过剩”指的是商品，是商品过剩。西方早期万恶的资本主义留给当年中学生的第一印象，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大工厂生产出了过量的商品，因为其国内劳动者（即无产阶级）的购买力不足，因而找不到足够的买家，无法消化掉它的全部的生产成本并产生足够的利润。

所以，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所干的事，就是在殖民地大肆地抢夺各种工业制造业原材料，继而向其他国家及殖民地极力地推销其制成品。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很快地意识到，要想清空其库存，在其他国家受限的不只是购买力，还有一些文明国家长期形成的生活理念（文化理念与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与消费方式），为此不惜以炮舰和武力强行打开一些国家的国门。即使如此，它的“产出”依然是过剩的。因此，一边是穷困潦倒，因缺乏购买力得不到足够食物和衣物的劳动者饥寒交迫，一边是资本家阶级肆意地将过剩的牛奶就地倒进废水沟……

摆在我们这些幼稚少年面前一个超级简单的问题是，为何那时那些万恶的资本家宁肯把牛奶倒掉，也不把牛奶分发给那些急需要它的极度贫苦的人们食用？同样超级简单的答案是，资本家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如果你不拿钱来购买他的牛奶，那么他宁可将牛奶倒掉也不给你食用。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市场上售出的牛奶的价格，在购买的人那里不感觉到亏，在卖出者一方方可有钱赚。更加有鼻子有眼的理由，倘若把牛奶送到那些需要它的那些穷人那里去，不只根本收不到钱，而且还要进一步增加运送和发放牛奶的费用。

可是，劳资双方相安无事的局面根本维持不了多久。饥寒交迫买不起食物衣物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一步步将那些“为富不仁”的资本家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起来抗争，捣毁机器，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即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西欧国家社会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因为一边是商品大量过剩，一边是大量急需它的人却没有钱去购买。

早年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一次一次地走出经济危机的？……伴随着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阶级抗争，流血牺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坐下来谈判，彼此妥协；另有一部分欧洲人则沿着其先辈殖民者的指引，出走本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横跨大洋，最理想的目的地奔向富饶而人口稀少的北美。争夺工业原材料，争夺市场和购买力的斗争无休无止，此起彼伏的社会危机让饱受资本主义烈焰炙烤的欧洲人一度陷入深沉的绝望，引发规模更大，波及更广，历时更久的流血牺牲，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以“一战”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极权主义的实践是一场革命，它企图用打倒金融资本主义并扼杀共产主义者的新手法开辟新出路，结果毫无悬念地滑向军国主义的死胡同。

人类并没有彻底地绝望。大战之后欧洲的重建不再是欧洲的复原，大战战败后的日本其重建却是借助了另一场发生在临近国家的战争。我们最终将自身生存于世的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新的科学原理的发现以及新的产品设计的发明，寄托于发展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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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经济学（1776）关注的是社会化分工，是生产，是供给，结果是商品大量过剩的危机反反复复地上演。凯恩斯经济学（1936）关注的是就业（克服失业率过高），是需求，是货币供给，是打造所谓的居民购买力。需求相对于生产，相对于商品供给，购买力和货币相对于足以消化（销售）掉所有已经生产出的产品，使之不再有浪费，不再有大量的商品剩余得不到利用及变现。

所谓中产崛起之后，无产阶级消亡。伴随而来的结果是：长期的“产能”而不再是“产出”过剩，导致的是长期通货膨胀（居民购买力过剩而商品供给相对不足）的同时，叠加经济增长期地停滞（既有产能大量闲置，资本增生的生产力大幅度下降），那就是覆盖了欧美国家整个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初所发生的故事。

由此，“产能过剩”取代“产出（生产）过剩”，成为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发展存在所谓结构性矛盾的主要用词。从改良工具设备，到改良生产方式；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为王，货币或货币政策为主导。

1971年美国总统宣布，美元同黄金彻底脱钩，是果不是因。它直接导致1980年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一次转向更加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如果说二十世纪之前的经济自由化主要面向的是商品，是实体，那么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经济自由化已经一步步扩大到了货币发行，进而在1980年代扩大到金融、泛金融领域。“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它不是21世纪的新生事物，它是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欧美，彰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而今盛行在全世界，成为不可回避的国际现实。

产能过剩，过剩的是产能，是已经各就各位原本打算可以开足马力生产商品的设备和机器。总结“产出过剩”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倒掉牛奶的尴尬和由此引发的悲剧，还不如干脆让一部分机器和设备闲置，所谓以销定产，只允许另外的一部分机器设备开足马力即可。过剩的产能，并非一无所用，对于那些一心想着靠价格战投机钻营的商品小生产者无疑构成一种现实的威慑。那些过剩的产能可随时投入生产，以绝对的商品性价比优势碾压那些自不量力的小生产者，使其直接出局。

“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成为无可回避的经济现实。于是，我们除了将大资本所有者的霸道霸凌的行径，归结为它长期以来对于“超额利润”或资本积累无穷无尽的“贪欲”之后，面对人世间所有的不公与罪恶，再也无能为力。巨大的产能长期过剩与“符号经济”大行其道，所谓中产阶层规模则由大变小，富人有所增加的同时生活窘迫的穷人也在增多。

中产阶层曾经无限憧憬并引以为傲的福利国家制度已经破产，那些被疾驰的金融资本主义列车甩出了车厢的人，成为可以用残羹冷炙定向投喂的求生者。

产能过剩的结构性危机与甚嚣尘上的“符号经济”共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寻找到的新的处世之道，是依靠其主权货币在“符号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开启“债务经济”的生存模式。倚靠发展最先进武力及战争科技，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内债不足加外债，即使外债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税收可以支撑支付债务利息的程度，还是可以继续发新债，还旧债。

“我们还不知道如何使人变得更好、自控力更强，但却已经学会如何使人变得更坏。人类恐怕永远无法从持续的对新知识的探索中走出。相反，我们知道得越多，越认识到自己的浅薄，在所有的知识领域，在各自然学科及人文学科都是如此”。即使如此，也不能压抑新知识的产生，否则人类就会陷入彻底地绝望。

1914年的现代化部队中，战时专用装备仅占军队所有装备、物料的1/5。“一战”末期，西方国家战时专用装备已占到所有装备的40%，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只能在特定的军工厂中生产。“二战”前夕，军队只需要准备少量战备物资，能维持军队在普通工厂改造期的运转即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少3/4的部队装备除战时或部队备战演练时可用外，别无其他用途。军事科技战争的爆发已经超出传统国家政治可控的范围。

“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战争已不再具有任何理性意义，战争的唯一作用是了断国际纠纷”。军用装备大多只能在特定军工厂生产，这些军工厂也只能生产作战装备，无法生产民用物资。民用工厂与军工厂之间不再可以互相转换。为部属防御力量，国家必须建立极具生产力的军工系统，专为战争和战备服务。

“战争科技的发展打破了战争与社会间的平衡，也晃动了现代主权国家政府的根基”。

无论是个人，还是一家独立的企业，依靠借新债还旧债很快就会行不通。但是对于一个当代最发达号称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种情形却已经延续了超过了三十年之久。所有经济学家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它早已颠覆了所有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公式、定理、模型赖以成立的假设与逻辑。

留给广大后发展国家的选择似乎只剩下两条，要么立足于自立自强，另辟蹊径；要么抛弃故土，攻入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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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的老婆总是在重复地提问同一个问题，为何在以前的农村五六个孩子养得起，现如今在现代化的城市连生养一个孩子也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