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事物，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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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保洁外包，以前很多企业，包括政府、学校都有后勤部门，负责单位的保洁、保安、食堂等工作，随着责任制的落实，这些部门都开始承包，单位拿出一定的资金，要求他们达到单位的要求。刚开始时，具体员工还是正式工，承包者也只是为承包而承包，但随着正式工的退休（本来这些正式工就属于其他部门推出来，属于老弱病残或临近退休），就从社会招临时工来替代原正式工，当然工资就比正式工要低，差价归单位或承包者。

外包公司的出现，主要是劳力公司的一些人看准这个市场机会，利用两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不对称，吃中介费，负责劳动者的管理，包括缴五险一金，用人单位只负责使用和现场管理，劳动者接受两头的管理。由于用人单位不需要直接与劳动者签合同，对劳动者进行严厉的“压榨”，不满意直接“退货”，劳力公司重新派人。

现在除保洁、保安外，还有医院的陪护、银行的柜台人员、路面的清洁工、政府服务中心的前台服务人员等等，这些劳动者基本都是劳力公司派遣。

外派人员除银行和政府服务中心的柜台人员外，基本上都是农村来的农民，他们文化层次低，很少外出，成为用人单位和劳力公司“压榨”的对象，拿最低工资（盘剥后的工资），生活环境最差，还受人歧视，成为城市的底层。

本人经常接触政府或一些楼宇外包服务的投标书，发现招标书中对很多外包内容有要求，但对涉及外包员工的工资、五险一金、福利、工作时间等没有要求，很无语。

外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事物，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虽然在建筑行业有对农民工的保护实践，应该取得经验，也应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