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如何找到共产党的

看了观网文章《张学良通过李杜找到共产党》https://user.guancha.cn/wap/content?id=1113084?s=fwrphbios，觉得所诉有误，也来说说张学良是如何找到共产党的。

1935年12月，中共特科与宋庆龄的联络员董健吾接到宋庆龄的口信，约他尽快见面。

宋庆龄见到董健吾，就交给他一封信，说这是国民党高层给中共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宋庆龄还给他准备了路费和孔祥熙签发的财政部税务专员通行证。并且嘱咐他，到了西安，如果去陕北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忙。

董健吾到了西安，天降大雪道路阻隔，于是找到张学良帮忙。

虽然董健吾没有明说，但谁也不是傻子。张学良遂用私人飞机将董送往延安，并安排部队地面护送去瓦窑堡。

1936年2月19日，张学良目送飞机起飞后，转身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2月26日，董健吾到达瓦窑堡，还带来了张学良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当时，毛泽东率红军主力东征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前线刘志丹部。接待他们的是博古和林伯渠。

博古立即给毛泽东发电。毛泽东回电，要董健吾到山西前线面谈。然而，董健吾却说不能去山西，急着要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二十多年后，陈赓找到董健吾，非常不解地问他：我现在才知道36年你到了陕北，为什么不到前线来见周副主席和我？我们都是你的老领导啊！

其实，董健吾有个说不出口的原因：1935年秋，寄养在他家的毛岸英和毛岸青离家出走了！尽管在那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特科留在上海的人员，冒着巨大风险上街四处需找，但一直没有找到。董健吾急着离开陕北，实在就是放心不下。这种事，搁谁头上也是睡不着觉的。

3月4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同意董健吾回南京。

3月中旬，董健吾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没想到的是，毛家两兄弟找到了！

特科情报科长徐强的妻子李云回忆说：

“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35年秋的一天，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儿子，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

“徐强给我圈了范围，就管老西门一带。那时做情报工作的，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不问也不能问。我也困惑呵，只能到流浪儿多的地方找找看。像八仙桥小菜场（今淮海路西藏路一带）附近有家专门给人送饭的‘包饭作’，常拿剩饭剩菜施舍乞丐，一到中午流浪儿便蜂拥而至抢饭吃；还有铁马路桥堍，聚集着众多帮黄包车夫推车上桥挣铜板的流浪儿…。到底找过多少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没找着。 我曾怀疑孩子是不是被敌人绑走了，但徐强说，已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确认孩子没被抓走，应该还在流浪”。

“36年夏（此时毛家两兄弟已经登上了去欧洲的客轮）的一天，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谁找到的，在哪儿找到的，送哪儿去了，徐强到去世也没跟我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孩子找到了，董健吾的一颗心落到了肚子里。他立即去见宋庆龄复命，同时转告宋庆龄，张学良想找个共产党给他做顾问。宋庆龄马上想起一个人来，她要董健吾去法租界的路易.艾黎家，她在那里隐藏着一名共产党。

董健吾来到路易.艾黎家，没想到那人却是他的老上级刘鼎！

刘鼎是陈赓、潘汉年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顾顺章叛变后，刘鼎于1933年撤出上海去中央苏区，路过闽浙赣时被方志敏“截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刘鼎均被俘，但刘鼎谎称自己是个“机修师傅”（这话也不假，刘鼎在闽浙赣根据地开办的兵工厂造出了我军第一门炮，在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造出“八一”式步枪），乘国民党对他放松警戒，在九江逃出，潜到上海，被宋庆龄通过艾黎保护起来。

宋庆龄立即电告张学良：朋友找到了！

随后，张学良派专人到上海，迎接刘鼎到西安。

这次，宋庆龄并没有安排董健吾护送，董健吾却在从陕北回到上海的第五天，又悄悄跟随刘鼎去了西安。因为，他要托刘鼎去陕北苏区时将两个孩子的事情汇报给中央，并在西安等待刘鼎带回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3月20日，董健吾随刘鼎到达西安。

同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政治局委员到达红军东征的晋西前线，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从3月20日到27日，红军连续行军7天，每到一地，中央政治局就开会。27日，毛泽东在山西石楼县城附近向政治局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

与此同时，刘鼎在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张学良又带着刘鼎飞到洛川，两人同住一院，每天十几小时在一起谈话，一谈就是十几天。

4月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延安）与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张学良接电后非常兴奋，立即通知刘鼎。

4月9日，张学良冒大雾带王以哲、刘鼎、孙铭久飞到肤施。周恩来、李克农、戴镜元等中共代表傍晚达到。见到刘鼎，周恩来一愣，紧紧抓住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说明刘鼎初见张学良不是中央派遣）。

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如故，会谈了整整一夜，解决了双方联合抗日的许多问题。会后，刘鼎随周恩来回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工作。

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刘鼎先后来到陕北，使中央了解到了长征后上海地下党和特科的基本情况。于是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去上海，建立电台、恢复党组织，同时派张子华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正好借助在西安的董健吾进行护送。

4月20日，冯雪峰、张子华到达西安，与董健吾接上头。

冯雪峰同时向董健吾传达了中央关于毛家两兄弟的指示：“我来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

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特意设家宴给董健吾践行。

董健吾的子女后来回忆说：

席间，张学良问董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再三推辞，对少帅的情谊表示心领。但张学良还是不肯罢休，执意不允，一定要董说出有什么私事要办好让他帮助解决。正在这时，寄养在家里的岸英、岸青突然闪现在董的脑海里……。想到这里，董说：“承蒙副座的美意，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儿子。如果张先生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以为国效劳。”张略有所思后，面露笑容，答应帮助解决。

令董健吾没想到的是，他刚回到上海不久，张学良还真就到上海，面交董健吾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并安排毛家两兄弟随他的部下李杜将军去巴黎，交给苏联驻法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