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政权的合法性（六）上

（六）魏晋南北朝，礼乐崩坏下的大杂烩（上）

自从儒家上台后，汉朝的皇权就有了受命于天这层合法性庇护。当初那帮儒家子弟在给皇权找到合法性后，也顺势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牛掰且名正言顺参政的理由。既然皇权受命于天，那我们儒生也可以受命于天，辅佐皇帝（尤其是儒家的王莽，居然示范了一次取而代之，让儒生们兴奋不已），美其名曰：“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天下”。不得不说这一招十分的受用，成为了中国古代儒家引以为傲的一条行为准则，一直延续到了明朝。

这种局面显然在皇帝眼里是很难受用的。等于你给了我一个甜枣，又打了我一巴掌。为了这个所谓的统治合法性，我的权力居然还要和你们这帮儒生野心家一起分享，简直是岂有此理。

于是，在东汉末年爆发了著名的“党锢之祸”。汉桓帝、汉灵帝养起了一帮宦官来制衡那帮儒家士大夫和贵族，宦官们在有了皇帝撑腰后自然是飞扬跋扈起来，于是党争不可避免。最终在皇权加持下，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了那些不听话的士人，让他们终身不得再入仕途。

到了汉灵帝时期，没有了士大夫制约的宦官终于开启了祸害天下之门。那帮失势的儒生也不是省油的灯，能辅佐你，也能祸害你，开始跑到社会上，满世界影响舆论，老百姓也站在了儒生一边。失去了儒生的支持，皇权变的孤立难支。终于在张角那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口号下，汉朝的法统被击成了零散的碎片。

在打击太平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皇甫嵩曾上谏要求解除党禁，重新团结士大夫和皇权，但后来各路地方诸侯在乱战中已然做大，早就不把末代皇权汉献帝再放在眼里。颓势中的汉朝终于迎来了在中华文化圈最耳熟能详的三国时代。整个三国时代，汉家皇帝沦为了吉祥物，地方军阀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导力量。

争霸的群雄中唯有曹操独具慧眼采纳了毛玠的建议。《三国志.毛玠传》载：“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十分尊重汉家皇权的。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 ，想要号召天下百姓，只有两个口号可以喊，要么继续拥护刘汉的天授皇权，要么学张角“黄天当立”另起炉灶。刘汉的天下毕竟有着四百多年的根基，想要在群狼之中重新树立其这样一面旗帜，谈何容易。

《后汉书·袁绍传》载：“沮授说绍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官邺都，挟天子而今诸侯，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可惜四世三公的袁绍狂妄自大，目光短浅，根本看不起这个董卓拥立起来的汉献帝。只有当时还并不强大的曹操看到了这一点，最终走上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最成功的战略决策，封自己为独揽大权的汉丞相。

自从曹操有了汉献帝这张法统王牌，才让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打着恢复汉朝荣光的旗号，拥有了独步天下的威望。颖川那批荀彧这样的“王佐之才”才会纷纷投奔到他的旗下。曹操自己也承认：“天下之定，彧之功也。”但是荀彧这帮人的目的真的是为了曹操而鞠躬尽瘁吗？当然不是，他们眼中的法统依然是大汉朝。济世弭乱，匡扶汉室才是他们的己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心念“兴复汉室”的臣子，才让曹操对加九赐都心有余悸，致死都未敢称帝，因为他知道得位的合法性可不是闹着玩的，前车之鉴就在两百多年前。就连刘备也是几乎是一辈子都在高举“匡扶汉室”的旗号做人，不敢妄自称帝。失去了汉朝法统加持的群雄们，很快就失去了其在百姓眼里的正当性，成为了“流寇”和“逆贼”渐次灭亡。“名不正，言不顺。”永远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那个不怕死的袁术临死前玩了一把称帝的游戏，很快就自取灭亡了。

汉朝法统的正当性，一直苟延残喘到了曹丕时代，终于又一次通过王莽发明的“禅让”大法被彻底废除了。曹操的儿子按耐不住自己心中那颗早已澎湃的野心，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曹丕称帝之后，蜀汉的刘备，东吴的孙权也纷纷勇敢的称帝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又一次降临了，大家谁都别把自己说的那伟光正，都是一群披着伪君子皮的野心家。你曹家可以篡刘家的权，我司马家当然也可以篡你权。可惜司马昭最后没玩好，居然一不小心让曹髦这个天子暴尸街头了。无奈之下只好换个傀儡魏元帝曹奂，可惜他自己口碑已坏，不好意思让自己坐实野心篡位的骂名。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仍然成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谚语。最终还是由他儿子司马炎完成了“加九赐”“禅让”这条政权合法化之路。

（未完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