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警界的自杀之困

没有人大喊口号，也没有人高举横幅，4月19日在巴黎第13区举行的那场活动，与其说是游行，不如说是沉默的反抗和悼念——几十位警察身穿统一制服，站立在警局门口，在长达半小时的时间里一言不发。当天，法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活动。警察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支持，和对几位同僚的怀念。

其中一位是个25岁的小伙子，在交通安全部门工作，和13区的这家警局只是几条街的距离。不过他再不会到岗工作了：4月18日，他在位于大巴黎马恩河谷省的家中饮弹自尽。就在他倒地的数小时之前，南部城市蒙彼利埃的一位48岁女警官也在办公室内扣动扳机，用一颗穿过心脏的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两起死亡事件的背后，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在今年的前4个月中，法国已有28名警察相继自杀，平均每月7起。反观2018年，全年警察自杀事件为35起，另有33名宪兵自杀。如此算来，今年同期数量已达到去年的两倍，大有赶超的势头，甚至还有打破1996年那个悲伤记录的可能——那是法国警界史上名副其实的“黑暗年”，共有70人自尽。

美国小说家冯内古特曾在作品中描写过一场席卷全国的“自杀流行病”。这种疾病当然是虚构的，如今却仿佛真实地在法国的治安队伍中传播开来。而最新的一次爆发，正在汹涌袭来。

制服的压力

身上的警察制服似乎会带来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法国流行病学家盖尔勒·安可尔纳兹（Gaëlle Encrenaz）在2018年曾就“警员的糟糕状况”向议会提交报告，认为“考虑到社会人口结构的差异, 警察的自杀率比一般人口高36%”。

依据警方提供给《世界报》的信息，负责公共治安的工作人员更是高危群体：从数字上看，保安警察最可能受到轻生念头的裹挟；但从比例上，警察局长又最容易迈向那不可挽回的结局。

● 2017年，法国萨尔塞勒一名警察将女友和其父亲射杀后饮弹自尽，图为事发后警察在封锁现场 / 视觉中国

在法国警界，这场“流行病”一直在暗中蔓延。一位内部人士向《世界报》透露，在过去20年间，每年都会发生30至60起警察自杀事件。一度也曾有过平息的迹象——据法新社，2014年到2016年，自杀的警察人数从55降至39，只可惜，到了2017年，却又陡然升至50，甚至还出现过一周之内9人自杀的悲剧。

这些悲剧的发生并没有什么端倪可循。比如2017年11月在办公室里对自己开枪的警察局长安托万·布托内，每个人都对他的死感到震惊。据法国新闻网站The Local报道，朋友称他“工作出色，且是人道主义者”，对他的突然自杀毫无预期。另一位警界高管的死亡也来得猝不及防：在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后，里摩日市警察局副局长埃里克·弗勒杜负责与受害者家属谈话，几小时之后，45岁的他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 2015年，人们在为一名在《查理周刊》枪击案中遇难的警察举行葬礼 / 视觉中国

让人颇为唏嘘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的“成功自杀”正是“得益于”工作的特殊性质——常人难于接触的枪支，对于警察来说却是触手可及。法国国家警察总局长埃里克·莫尔望对《解放报》透露，60%的警察自杀时使用的都是配发的武器。

依据法国的传统，警察得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将配枪上交至枪械库，这种做法还在2015年受到时任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的鼓励，以防止警员饮枪自尽。但很快，袭击接踵而至，多名赤手空拳的警员在针对警察的恐怖事件中丧生，法国也因而通过了临时法令，允许警察随时携带枪支以自保。

可谁料，一些警察调转了枪口的方向，对准了自己。

生存还是死亡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法国警察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求死之路？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将自杀视作一种超脱个人层面的特殊社会现象，与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比如经济与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工作变迁等——关系巨大。

● 法国警察如今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工作环境，图为警察在阻止巴黎一处移民从法国政府安排的临时营地中撤离 / 视觉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弥漫在法国警察中的自杀倾向正是涂尔干自杀理论的一次印证。警察联盟工会就对“警员基于纯个人原因自杀”的说法感到愤怒。在一份提交至参议院的报告中，他们强调“不否认自杀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但执法部门本身存在的问题才是导致自杀行为一再上演的关键原因”。

为法国的执法部门效力，警员们确实不得不面对许多问题。法国警察的工作强度比在中国饱受争议的“996”工作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婚10年，却只有六分之一的周末可以与伴侣共度，这样的生活绝不是长久之计。”“愤怒的警察”动员活动的领导人纪尧姆·勒博指出这显而易见的一点，然而这种家庭生活的缺失正是许多警察的常态。

尤其是“黄背心”运动爆发以来，警察的工作量更是成倍增长——“黄背心”每周六行动，让警察们不得不也在周末随时待命。

● 法国警察正在勘查一辆在“黄背心”运动中被烧毁的汽车 / 视觉中国

“在24次‘黄背心’行动中，我共出动了18次。”隶属于共和国保安部队（CRS）的警员弗里德里克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说。这位已婚未育的年轻人自称“感到厌倦”——他已经连续18天没有回过家了。“警察是没有社交生活的。”他总结道。

而如此强度的工作似乎并未换来与之匹配的薪水：在巴黎地区，警察的起薪为1800欧元。而据权威统计机构DARES的数据，2014年的法国人均净工资就已达到2225欧元。繁重的加班不能让数字变得更多——近年来，总计共有2100万小时的加班尚未获得报偿，若换算成金钱，相当于法国政府还得支付2亿7500万欧元的加班费。

过载的工作背后是捉襟见肘的人员和配置。郊区的犯罪数字在节节攀升，警力却在不断减少。弗兰克·鲍德工作的小警察局位于巴黎郊区，他的同事常常被突然调走，留下无人填补的空位。“我时常感到头重脚轻。”他说，“我们似乎在填一个无底洞。”

● 2009年，法国科西嘉岛，一辆载有瓦斯罐的汽车在当地警局门前被引爆 / 视觉中国

与此同时，办公资源也日益紧张。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曾经尝试过自杀的警员马克说，他所在警局有23名探员，却只有一辆警车可以使用。那辆车十分老旧，甚至连警灯都没有。

出外勤没有工具，办公室环境也着实堪忧：刚开始工作时，马克甚至没有足够的纸张来登记市民的投诉；另一位同事则向媒体回忆，他所在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插座，“抢插座大战”是每天的保留戏码。

巴黎的警察们还不时遭到跳蚤的侵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一家位于巴黎东北部的警局被迫关闭，因为跳蚤的肆虐已让工作环境“难以忍受”。

更令人沮丧的是，承受着高强度工作、低薪以及恶劣办公环境的法国警察，正渐渐失去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许多人认为，法国警察的光辉形象不再，已从“国家的英雄”沦为“人民的敌人”。

● 法国警察仿佛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 视觉中国

特别是在“黄背心”运动中，警察直接站在了抗议者的对立面，而后者，正是基础广大的普通民众，不过是套上了一件颜色鲜亮的背心而已。法国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穆阿纳在接受《十字报》采访时，称警察所需面对的是一种“粘稠的气氛”和“每周一次的仇恨”。弗里德里克对此深有同感：“当我说自己是保安部队一员时，很多人会认为我的工作就是镇压游行。”

BFM电视台的民调显示，76%的法国人仍对警察心怀信任。这个数字低于其他欧洲国家。

可以说，在法国，警察已不再是人们梦想中的职业。据《解放报》介绍，沉重而机械的日常工作让许多初入行的警察感到幻灭，“我想当警察，是想打击犯罪团伙，而不是每天坐在电脑前打字。”

因此，2015、2016两年自杀人数减少的事实，也就变得合情合理：那两年恐怖袭击频发，法国警察虽然处于一种非常时期的巨大压力之下，却也找到了工作的目标和意义。

一位警官告诉《解放报》：那个时候，团队变得更有凝聚力，人们又找回了成为警察的理由。

“苦涩而疯狂的千层蛋糕”

在4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警察自杀问题接受提问时，现任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弗·卡斯塔纳，即全法国警察“共同的老板”再次宣布上一个周做出的决定：从4月29日起，正式设立“预防自杀警报小组”。这个小组全年无休，若是哪位警员想要倾诉自己的痛苦，可以在任何时候拨打电话，彼端将有一位心理医生为他服务。

● 法国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纳在视察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安保工作 / 视觉中国

卡斯塔纳还承诺，在2020年之前，将拨款9亿欧元来支持各警察局的翻修，与此同时，还将在年内发放6000辆新车，替换那些勉强支撑的老古董。

警界对于内政部长的这一姿态虽然感念，但仍觉未能达到预期。“问题在于，政府的处理方式总是预后不预先。” 纪尧姆·勒博感慨道。他认为，这些举措没有追溯到问题的根源，对于基层警察最为诟病的工作时长也没有做出调整。因而，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法国独立警察联盟（UPNI）发言人让-皮埃尔·科隆比将警察的“自杀潮”形容为一种“苦涩而疯狂的千层蛋糕”，最上层显露出的自杀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些公务人员在工作的愿望和痛苦中挣扎着，政府却只拿出治标不治本的方案作为回应。”

《十字报》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要让警察这份工作，重新变得人性化。这也就意味着，政府需要意识到，藏在警力数据背后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需要休息，需要倾诉，也需要有归属感，而这些往往成为追求效率时的牺牲品。科隆比提出了一种被他本人自嘲为“乌托邦化”的理念：“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警察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警察与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