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决定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两千多年的专制独裁传统，确实使得从秦朝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思考和表达的独立性，社会越稳定，政权越稳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越不具备独立性。相反越是混乱和政权越是不统一，就越是中国学术爆发、思想爆发，比如春秋战国、两晋和北洋及后来的民国时期。

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在于在春秋战国、两晋、肯北洋民国时代，知识分子无法依赖松散的政权而获得官职、教职提供的生存保障，自谋出路当然就得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绝大部分读书人群胡口味，形成自己特色的观点和理论，就这样，大量也许跟当时区域统治者意识相逆的学术成果产生。这就是人们说的大师。

所谓大师就是开宗立派式的人物。1949年之后，中国人在思想上从逐步到彻底全面的向一个思想体系看齐，最后统一到一面旗帜之下。读书人和学者们依靠和服从这面旗帜，根本原因是他们要依赖这个体制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为子女谋求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个体系性的构建知识分子系统，对于一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到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飞跃确实至关重要。在历朝历代的发展历史来看也是如此。

回过头看西方历史和当下，他们无所谓朝代，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发展脉络，西方社会整体上并没有非常稳固的朝代和稳固的政党政治，我说的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政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因此，不需要把思想维系在一个体系内进行建构。 

这就是从古至今，西方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无论是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代，还是当下，松散的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是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反过来又包容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表达独立。这样一来，必然构建出一个包容且开放的市民社会。

很显然，中国除了宋代和晚明，再就是在历史上几个松散的历史时期存在过市民社会，其他时期包括当下，市民社会都未曾深度地存在过。

我说的是市民社会。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以市民为思想主导、行为主导的社会状态。古代是皇民时代，当下则是群众社会，群众社会必须以干部体系作为主干，是树干、枝头与树叶的关系。这么一来，知识分子的思考成果就只需要为主干与树枝服务，向主干与树枝提供符合它们生态的思想成果。而树叶没有对思想的独立需求能力。

市民就是市场，走市民路线自然就是走市场化路线，市民是多样胡，市场化路线自然也要求知识分子提供的思想是多样化的。但思想者在市场化的生存条件下具备培养市民思考方向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有权利和能力塑造市民，培养市场。

也就是说，从中国的现实角度出发，当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以后，文化上将必然走向市民化，知识分子将更多样和市场化。独立性是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