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 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的问题与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被提到重要位置,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批项目得以实施,出产了大批成果。2020年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短视频传播也风生水起,民间力量得以激活,不少学者和民间知识分子,都以短视频的方式广泛展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播活动。但是,这些研究、教育和传播大多仍停留在对传统文化发掘、整理和简单解读的层面,甚至有一些糟粕也通过短视频等新媒体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临如下问题。

一是相关言说大多从考古说起,但受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影响较深,皆从城市、文字、铁器等方面证明中华文明。即使是后来柴尔德和曼塞尔提出的关于文明的诸项标准,也仍然是以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为考古对象而总结得出的。我们一味地根据海洋文明特征而评判中华文明,是误入歧途,至少是不恰当的。百年以来,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很多人受西方的观念影响很深,考古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其他方面这种问题也普遍存在。

二是与科学精神对立,导致关于中华文明的言说误入虚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统摄在五四时期被从西方引进的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等精神打破,但百年来讨论最多的却是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问题。儒家六经之首《周易》,为所有礼乐和政治制度创立的基本法,其所用历法是天干地支表达的干支历,不仅仅被用于农时,也被用于生活;以《易经》和阴阳五行为基础创立的中医,以《周易》为思想创立的太极等体育修身方法,以及建筑中以《易经》为基础所创立的建筑方法、风水学等,都被简单粗暴地命名为迷信。百年来,我们已经确立了科学方法为我们看待世界的普遍方法,但是,今天,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坚持中华文化不能用科学来证明的大有人在,如此也反向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一个无法自证的凌空蹈虚之境。

三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中的前两千年上古文明尚未被证明、说清。我们总是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而能用文字实证的历史仅三千多年,前两千年的文化又当如何叙述?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城市考古、食物考古恐无法说清五千年文明是什么的问题。那些古代城市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彩陶上的符号是什么意思,玉器上的纹饰表达了什么……这些才是我们所要揭示的先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考古界所描绘的是一个残缺的肉身世界,如吃、住、用等,而其灵魂世界无从知晓,但真正决定人是什么的是人的精神特征。我们今天可能需要回答,上古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究竟如何等问题。甲骨文中80%以上都是占卜文字,其更多表达的是先人的道德精神世界,这又当如何讲述?

四是中华文明往往被认为独立、自足于世界,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我们在陆地文明时代就与世界发生着非常多的联系,不仅仅是我们接受其他世界文明,中华文明也影响着其他世界文明。这些问题被百年来的思维习惯所左右,导致我们往往不能从世界文明这个维度客观地看待中华文明。比如,既然中华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那么,是否可以用我们的上古文明去论证其他地区的上古文明?如此,人类文明或许就能获得某种完整性的叙述。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深入、系统地了解。正因为如此,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释的中华五千年历史就呈现于我们眼前:一个精神性的中华文明被某种程度地知识化、物化,甚至窄化了。真正的传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它需要重新解释,但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思想资源,人们难以确定。做好“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这一方法与方向入手,面对上述困境,首先要厘清一些方法和路径问题。

第一,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反思现代考古学,重建人类文明家园。现代考古学一经诞生,就是以科学为方法。最近,电影《封神》上映期间,有考古学者称,从现有的考古研究来看,纣王这个人可能并不存在,因为没有实证。但是,从周以来的那么多文献记载难道都不是实证吗?这些人类的记忆难道不是证据吗?西方学者从挖掘出迈锡尼城证明了古希腊神话存在的合理性,由此确证了古希腊文明,现有的世界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古希腊文明写进了文明史中;研究者将《圣经》中关于摩西的诸多细节与埃及法老的年谱对应,由此确立了《圣经》产生的年代,《圣经》考古也成了西方考古界的热门。这是西方考古学支撑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方法,但是,中国的很多学者只拿器物说话,而对古代文献视若无睹,甚至认为是伪说,这种方法是否本末倒置呢?从西方文明考古史的经验来看,考古是要证明古代文献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及事实,要与神话、传说、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而不是用器物来重新讲述一套历史。《史记》里明确记载的昆仑山和河源未被考古证实,黄帝和伏羲文化就更难被证明了,三星堆的出现便令人们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山海经》一类的神话著作长期以来不被重视。在中国,考古学成了简单的器物学、物质史。

从人类早期确立文明的标准来看,人的伦理是最重要的标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在中国,伏羲是人文始祖,他创立的文明首要特征是确立夫妻伦理,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相伴随的是世界观、礼乐制度的产生,其次才是驯服动物、制造工具等。比如性,动物有发情期,天然有节制,但人类没有发情期,无节制,所以需要一种规则节制其行为,这就是伦理,而有了这种节制之思想,就是文明。我们现在讲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从器物上来论证的,而中华文化首先讲的是伦理。如果从《周易》的思想来看,一万年前(这个需要对伏羲进行考古)就已经是文明期了。《圣经》说,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受蛇的诱惑而偷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而产生了羞耻感。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人有了伦理(智慧)才成为人而走出伊甸园。在这里,中西方对人和文明的定义是一致的,都是从人的伦理产生来定义人,同时也定义了什么是文明。现代以来流行的文明论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期,是在进化论和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盛行之时,根据欧洲和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而确立的一套标准。其初是根据雅典城的特征而确立文字、铁器、城市三个文明的标准,后来,柴尔德提出的城市文明标准已经包含十项,曼塞尔加以补充,形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十二项标准,但仍以物质性标准为主,缺乏对礼仪、伦理等精神性因素的重视。所以,反思人类文明考古的这种物化标准,借鉴人类文明产生初期对人和文明的一系列定义,有助于我们找回初心。

第二,以科学为方法,对伏羲、黄帝文化等上古文化进行系统解释,在此基础上重释中国礼教传统。伏羲是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中观人和鸟兽鱼虫、万物变化而创立了易经八卦。在那个时期,这就是科学方法。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将天道、地道、人道,宗教、巫术、科学、人文统在一体,阴阳、五行、八节、八方等表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产生于此。至黄帝时,黄帝与岐伯写下《黄帝内经》,发展出中医,汉字被发明,干支历被确立,一套天人合一的伦理制度被创立。至文王时,八卦演绎为六十四卦,周公制礼作乐、建成周城,设立三百六十个官职,最终确立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孔子进一步将之前《易经》方面的资料进行整理,作十翼,而成《周易》,为六经之首。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讲的天人关系与伏羲文化一脉相承,揭示了天人之际和古今变化的规律。到北宋五子研习《周易》时,便有了张载的“横渠四句”,其中“往圣之绝学”即《周易》这套体系。有了这套被称为天然法的天道体系,理学才产生,理学称此天道为天理。但是,这套体系在日常生活中运行时,其礼教系统越来越走向极端,最终在五四时期走向衰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回答伏羲创立的这套体系是否科学,为何衰落,又为何中兴,有没有值得发扬继承的东西等一系列问题。

要进行这样一场巨大的研究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现代人熟悉的科学方法,用科学的力量把古代文化这面镜子擦亮。其一是用天文学、地理学对河图、洛书、八卦、天干地支等进行一次现代阐释。比如,古人认定的二十八星宿等,至今仍然在天际运动着,假若这套星象系统被现代天文学所证明,那么,中国上古文化就可重见光芒。其二是用现代地理学、冰川学、气候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对上古时代文字尚未出现时的人类记忆进行考古阐释。比如,用冰川学关于地球冰川纪最后两大冰川昆仑冰川和祁连冰川的相关研究,来印证中国神话中的大洪水记忆和洪水治理等。其三是用现代气候学、医学、心理学、遗传学、生物学等来论证《黄帝内经》和中医理论,从人体结构来证明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维和中医理论体系。一旦这些关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能通过科学论证,那么,周公、孔子以来按照天道系统设立的人道伦理就容易解释了。如此,中西方思想和知识皆被重新调动,中国传统文化可获得重新解释,且古今相释,既不迷信今天的现代价值,也不盲目泥古,中国传统文化也将可能成为现代人类最宽广最科学最系统的文化,进而被全世界逐步认识和接受。

第三,用上古中华文明来解释其他人类上古文明,在根本上贯通中西和古今思想系统,形成新的中华文明观。轴心时代以来的文化我们都熟悉,且我们已经熟悉了一种观念,认为在互不相关的几个地方,突然出现圣人和哲人,形成了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文化体系,至今仍然各自在起作用。但是,轴心时期先哲们的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同一时期会在不同地方产生?它们有没有一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我们对比考察,就会发现几个重要特征。比如,上古时期所有人类都从星空确立大地和人类信仰,即星象学的确立。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埃及都有自己的历法,玛雅文化的历法曾震惊世人,但这套体系后来只有中国人继承了下来,且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和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直到五四前还有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的运行,校准历法,而其他古文明都在后来出现了宗教,取代了人类探索天地人关系的方法论,代之以圣人、宗教领袖来直接宣示天地大法。假若用中国上古时期的方法和思想体系去解释目前留存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上古文明的遗址内容,甚至互释《圣经》、古希伯来文献和古波斯文献中的星象学内容,将会发现很多共同的特征,由此或可总结出人类上古时期关于人和文明的定义,前已述及。

这些尚未开始的比较与讨论将为人类文化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即在文明冲突难以解决的时候,人们可以退回到人类最初探索文明的情景中去,重新寻找文明的方向,重新寻找人类共同的思维,从而反思现代文明发展中的诸多弊病,达到中和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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