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让日本朝贡,日本就朝贡,怎么大清康熙反而给日本“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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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藩朝贡

说道古代朝贡,一般都知道明朝是冤大头,将厚往薄来发挥到了极致,引得海外诸藩眼红,争相来北京朝贡,抢着给大明当小弟。为了防止海盗冒充使者,明朝发明了勘合制度,自此朝贡有了规章制度。明清鼎革后,日本大力鼓吹华夷变态,日本才是中华。在日本为华的思想下,日本仿照明朝建立了日本式的朝贡体系——信牌贸易。

一、勘合朝贡的解释

勘合制度开始于洪武十六年。当年,太祖皇帝给中南半岛三国颁赐朝贡的信物——勘合符。只有持勘合符来华的人才能被承认为是朝贡使。随着明朝海患的发生,为了防止海寇冒充外藩使者,明朝给所有朝贡国都颁赐了勘合符。因此勘合也成了大明宗藩体系的一部分,只有承认大明的宗主地位,才能被大明赏赐勘合,才能来大明朝贡。所以勘合也有一种政治意义,接受勘合,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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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合

日本在永乐时期正式接受了大明的勘合。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足利义满称臣纳贡,换得了永乐帝的赏赐。永乐帝告诉日本人,拿着勘合,十年一朝贡,每次朝贡“船只两艘,人只二百,违例即以寇论”,这被后代日本人称为“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宣宗时期,中日又有了所谓的“宣德勘合贸易条约”。但因为朝贡能得到巨大的赏赐,一次朝贡下来,所得之利几十倍,这对日本穷国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日本从没认真履行过规定,常常是不按规定时间就来朝贡。明朝也没打击这些畏威而不怀德的倭人的朝贡积极性,默认了他们的朝贡,没有进行过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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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勘合朝贡船

多说一点,因为今天日本实力强大,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压中国一头,精日公知也来给主子捧场,日本人为了抬高日本地位,故意扭曲了日本朝贡中国的概念,将明确称臣纳贡的“朝贡”偷换为“贸易”,日本又发明了“永乐贸易条约”、“宣德贸易条约”和“勘合贸易”等说法。一套组合拳下,“勘合朝贡”变成了“勘合贸易”,勘合贸易成了今天大部分人的共识。但贸易和条约的双方该是平等关系,在古代东亚世界,不存在宗主和藩臣的平等,中国和海外诸藩是不平等关系,所以中日双方肯定没有签署过条约,也不可能有贸易,有的只能是藩臣对天朝的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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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

二、日本的信牌贸易

明清鼎革后,清朝出现过短暂的开关。康熙时期,因为中国缺铜和白银来制造货币,而日本恰恰啥都不产,就产白银和铜矿,所以在清朝官府推动下,浙江大商人大肆前往日本进行贸易。中国商人去日,就和今天美国商人去南美洲一样,大肆倾销本国商品并收回当地的土产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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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采银重地石见

1715年(日本的正德时期),由德川幕府的顾问新井白石提议,日本公布了《海舶互市新例》,后人称之为“正德新例”。它规定,唐船(中国船)来日只能停泊在长崎港;每年最多能来日本30艘;从日本最多拿走300万斤铜、18万贯白银。而该规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发给来日唐船信牌,没有信牌,不得贸易。当年日本就给来日华商发放了次年来日的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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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代长崎

信牌制度的出台,一方面是日本的确被中国商人的贸易弄怕了,为了限制中国商人的贸易;另一方面也潜藏着日本借明清鼎革之际,脱离华夷秩序,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的野心。从形式上看,信牌贸易是典型勘合制度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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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铜钱很多是日本铜

三、康熙知道却默认了信牌!

后世将康乾盛世吹上了天,认为这是古代皇朝的鼎盛,康熙大帝无限英明,实乃千古一帝。但这个千古大帝却去给日本“朝贡”了!

日本公布新例之后,先在浙江引发了分歧。赞同接受信牌的是浙江海关总管宝载。他为了收取商人关税,从实际获利出发,主张接受“倭子国牙帖”(信牌)。而浙江布政使段志熙、按察使杨宗仁从传统华夷秩序出发,认为日本向天朝人士颁发信物实为僭越,“甚属不合”,所以坚决反对。在两派争论不休之下,浙江巡抚满保暂时收缴了商人的信牌,让这些商人无牌去日本贸易,结果被日本长崎官僚撵了回来。浙江官僚们看到日本真的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坚决实行信牌,满保只得将日本信牌之事上报中央,让中央决定是否接受信牌。

1716年末,浙江官僚们正式上奏了日本的信牌贸易之事,因为信牌和勘合朝贡极度相似,如果中国接受了信牌,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去给日本朝贡?以大学士马齐为代表的中央大部分官僚从宗藩体系、天朝帝国的角度出发,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商人接受“倭子牙帖”是“有乖大体”、会“大生弊端”,所以应当由朝廷出面和日本协商,要以我为主,此后去日船只可以限量、也可以发给信物,但必须是中国官府颁发的信物“以我国文票为凭”,而非日本信物。但康熙却发动独裁,直接否决了官僚们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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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齐

康熙慷慨地说:“倭子之票,乃伊等彼此所给记号,即如缎布商人彼此所记认号一般。各关给商人之票,专为过往所管汛地以便清查,并非旨意。部议亦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日本的信牌就是一种商业符号,没有政治意义,就是约定的信物而已,大家不要想多了,咱们可以接受。就这样,是否接受信牌的争论被强制终结。中国官府默认了日本信牌,自此华商去日都要持日本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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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四、是否是朝贡

关于信牌的性质,当时的日本人关起门来,做着黄粱美梦,坚决认为这就是中国人来给日本朝贡了!尤其是中国商人习惯性地给日本长崎地方官送头羊、送只猪、送几只鹅,长崎官僚不敢独占,得把这些中国“贡品”送到江户去请将军享用。日本人一看,中国人是拿着礼物来送给将军的,又拿着日本颁发的“勘合”,这不就是朝贡吗!你看华夷变态被确定了吧(这是日本挑拨中国民族矛盾的错误理论,明朝灭亡后,日本大肆鼓吹中国已经沦陷,但中华不能灭亡,中华转移到了日本,所以此后日本才是中华天朝)。所以江户时代的日本坚决认为信牌贸易就是朝贡。

而康熙是否知道信牌的意味,笔者相信,康熙是完全知道的。因为信牌上可是印着日本年号的(日本古代正式文书、官方公文都是汉字,中国人是看得懂的)。古代宗藩制度最重要一点就是奉正朔,朝鲜、越南、琉球的对华官方文书,必须用清朝年号,虽然私底下他们有自己的纪元方式,但绝不敢拿上台面和清朝叫板。可日本不同,日本直接拿着自己的年号来中国了,这是对中国华夷秩序的严重挑衅。但1717年康熙还是正式以“不过买卖印记 ,据以稽查无关大议”为名发布了“准海商领倭票照”的圣旨。自此中日民间信牌贸易算是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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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今天从学术角度分析信牌的性质认为:首先,日本穷,无法承担来日中国商人的吃穿住行,这是朝贡和贸易最大的区别。如果朝贡,朝贡方算作国使,接受朝贡的一方要负担朝贡方的吃穿住行,但日本穷,根本负担不起。而一旦来客自费,那性质完全就变了。第二,来日的人,从成分来看,没有清朝的官员,全是商人,他们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他们来日的目的就是商业活动,不涉及政治,不会约见日本高官,所以根本不存在朝贡。综上这是笔者将日本信牌称为贸易,而将明朝勘合称为朝贡的原因。

文史君说

要名还是要利,这可是古代难以抉择的事情。明朝要名,结果自己吃亏;清朝要利,却去给日本“朝贡”。华夷体系可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康熙为什么敢突破传统观念,对日采取妥协,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实际获利的需求。康熙知道对日“贸易之银甚多”,可以弥补中国银产的不足,所以康熙采取了最务实的做法,为了继续从日本获得银铜,维持中国的货币稳定。康熙对日本的信牌采取了默认和模糊其概念的做法,无疑加大了日本的野心,至近代,日本终于再次向中国亮出了爪牙。

参考文献

王来特:《日本信牌事件与康熙的对日交涉策略》,《社会科学展现》2013年05期。

王来特:《德川幕府在信牌事件中的反应:正德新例再解读》,《历史研究》2013年04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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