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反对运动式治理

亮亮丽君夫妇的事，不出意料的话，应该是被特事特办了。

一般来说，有关方面处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公共事件时，大致遵循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步，两眼一闭耳朵一捂，装作无事发生过。

第二步，事情发酵至无法忽视的程度后，开始头疼医嘴，脚疼医嘴。

第三步取决于第二步的结果，如果医嘴成功，则接着奏乐接着舞，关起小楼成一统。如果医嘴不成功，则开始迅速集中超量的行政资源大水漫灌，特事特办。

第四步，特事特办之后开始张灯结彩，歌功颂德，树典型，作报告，一派喜气洋洋的节庆气氛，明明是做了一件拖延已久的分内之事，但看上去就好像创下了什么不世功业一样。

这就是大致流程，这几年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佐证这一点。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事特办的后果，特事特办的实质，是通过短时间内在局部问题上超量集中行政资源，来把事情“熨平”的一个过程，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绕过正常的工作程序，直接越级干预，说穿了就是微操，和光头空投手令给杜聿明是一个性质的事情。

但这种绕过正常流程的行为是有上级职权背书的，因此它是一种制度框架下的超制度行为。

这种制度框架下的超制度行为是对制度本身最大的破坏，因为制度的权威性源自没有例外，而制度如果可以被绕过，那么其权威性就是可疑的，更要命的是，上级职权又是在制度支撑下才得以发挥作用。

由制度支撑的上级职权却绕过了制度本身，损坏了制度的权威性，换句话说，制度框架下的超制度行为，其实是制度自己否定了自己。

这破坏力真不是外界的质疑和反对所能比拟的，外人对着制度骂一万句对制度造成的破坏，比不上领导递个条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反对运动式治理的根本原因，因为运动式治理实质上就是大范围的特事特办，是大规模的制度框架下的超制度行为，几乎是一种制度的自杀，用运动式治理解决问题，是为了解决一个较小的问题，而去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

房地产到了今天地步，已然是土崩鱼烂的局面，现在看来，给房地产强行兜底的结果已经不止是耗干全社会的现金流那么简单，而是已经到了把整个制度都要给搭进去的地步了。

一个烂果子不丢，就要烂一筐，局部风险已经开始有蔓延为全局风险的势头，资金成本开始跃升为制度成本了。

对夫妻二人来说是件好事，祝贺他们，毕竟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总算是有了结果。

对全社会来说，此事从发生到发酵再到收尾，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