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劲 | 《三体》的世界构成和宇宙道德——刘慈欣的宇宙社会学

范劲｜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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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刘慈欣的强项是在世界中制造世界，星际世界/人类世界的差异成为叙事动能和观察工具。宇宙黑暗而混沌，超越人类道德和认知，不过，科幻的魅力就在于人类思维的陌生化，在宇宙尺度上重新定位生存，脱离日常的美学和认识论范畴，造成崇高的美学效果。尺度转换意在还原，《三体》叙事对人类世界的还原，涉及政治、科学、社会组织、艺术、伦理、流行文化等方面，而政治和人性显然是最受关注的两个话题。传统的乌托邦小说也从外邦人视角看文明社会，而《三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文明和人性的反思出自未来的宇宙和技术视角。由此，作家向“人类”说出一些狠辣的警句，如“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白Ice），“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维德），“已经不是孩子了却还是不敢出远门，这就是你们灭亡的真正原因”（关一帆），等等。

《三体》的哲学小说特质十分明显，“假装”跨出人类，从上帝尺度来观察既有世界，引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问题。人类终将处于宇宙系统之内，那何为宇宙结构？何为宇宙社会的交互关系？面对宇宙丛林，人类何为？也许，太空纪的英雄只能是采纳混沌原则的欺骗大师，未来的人类世界将以黑暗森林为参照重构伦理。而现有人类基于理性和道德的自傲，掩盖不了内在的懦弱，即人是依赖确定性的生物，只有极少数革命者能向不确定性敞开。最深刻的文明批判，只是探讨人自身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关系。

思考的起点：多重世界

刘慈欣创作的特点是由科学观引出社会观、世界观。理解他关于科学的观点，可以从《三体》中物理学家丁仪讲的量子物理现象开始。在同样对撞条件下以相同能量撞击台球，即便时间、地点不同，每次也应该产生相同结果。这是宇宙普适的物理规律，它奠定了迄今为止人类科学的基础。但是换成高能加速器中的粒子“台球”，可以想象另一种结果：

第一次，白球将黑球撞入洞内；第二次，黑球走偏了；第三次，黑球飞上了天花板……第五次，黑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把台球桌沿撞出一个缺口，击穿了墙壁，然后飞出地球，飞出太阳系，就像阿西莫夫描写的那样。

这不过是量子不确定性原理的漫画化：每个量子各有自己的物理规律，仿佛分属于不同宇宙。丁仪告诉汪淼，新建成的大型粒子加速器，从实验上确证了这一点，也顺带摧毁了经典物理学的宏伟大厦。对宏观物体来说不可能的事，却是量子世界的常态，岂不意味着，这才是宇宙规律。人类理性自信遭遇空前打击，杨冬等科学家自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心目中的物理学不存在了。不过丁仪没有自杀，还悟出一条更深的原理：“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均匀”，但这仅意味着“宇宙普适的物理规律不存在”。由丁仪的思路推下去，则越是科学，越要习惯于不正常就是正常，而这就是刘慈欣的哲学理念。接受这一思想挑战，才有资格面对未来的星际生存，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执念。如果物理规律不是必然，那人类文明更非必然，“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常伟思领悟了这一点。他们没有陷入失败主义的误区——如果认识到科学和人性本来就是偶然，又何来对科学和人性的失望。

物理规律的偶然，基于世界本身的偶然。为了说明这一点，刘慈欣设计了射手和农场主的故事。它们是地球三体组织下属的“科学边界”学会内部传播的寓言，原著中仅简略提及，作为黑暗森林法则的伏笔，但已有评论者注意到其中的哲学含义。2023年开播的电视剧版更有意渲染农场主和射手这两个概念。两个故事都在嘲弄人类的有限性。农场火鸡会把每天定时投食当成宇宙规律，一直到感恩节那天被农场主捉去杀掉。其残酷意味就在于，“物理规律”无法改变悲剧命运；但在火鸡短暂的寿命之内，规律始终正确。如果脱离主奴框架，农场主就成为一般化的宇宙行为主体——射手。射手在靶子上随意打出一排规则分布的弹孔，如果这靶上生存着某种二维智能生物，他们的科学家就可能把弹孔距离总结成靶世界的物理规律。农场主必然养火鸡，射手必然射击，这是“他们的”物理规律。必然性意味着，农场主和射手的行为是宇宙运作的一部分，却直接造成了其他文明的世界框架。物理规律决定于世界框架，正是“科学边界”的喻义。

刘慈欣视创造世界为科幻文学的精髓，喜欢演绎世界框架和物理规律的关系。小说《山》中，地核内泡世界的人们起初认为宇宙由岩石构成，第一次看见水，惊呼那是“违反所有物理法则的魔鬼物质”。除了人类整体，“世界”是刘慈欣要表现的最重要形象，这些世界“可以是不同的星球和星系，也可以是平行宇宙中的不同分支”，还可以是“运行于计算机内存中的虚拟世界”。《三体》中有多维和二维世界，也有人造的黑洞和小宇宙。这一多重宇宙论的世界构成，在彻底性上超出了海德格尔的“世界化”构想。“世界世界化”（Welt weltet），意味着世界是生成而非实体，海德格尔用大地和世界的原始争执描述这一生成。但世界化思辨过于隐喻化，也没有明确指出，存在各种各样的世界化——有人类的，也有外星人的世界化。20世纪初的海德格尔不可能彻底摆脱先验哲学传统，换上技术时代的V装具。相比之下，当代系统理论家卢曼将世界理解为系统和环境的统一，更贴近刘慈欣思路。对卢曼来说，任一自创生系统都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由系统和它的环境组成；不同系统遵循不同的运作规律，具有不同的环境和世界。火鸡群作为一个系统，它的环境是农场，火鸡群和农场构成一个世界，食物的定时出现维持着系统运作，这就是宇宙规律；但农场主的环境不是农场，而是他自己的社会，那是另一个世界。同样，二维生物作为一个系统，它们的环境是二维靶子，它们和靶子构成一个世界；射手的环境却是包括其他射手在内的更高维度宇宙，他也有另一个世界。

刘慈欣很清楚，想象世界和现实的距离不在于物理距离或外表差异，“想象和幻想的力度和自由度”才能造成不同世界。完全相同的物理细节，放在不同世界，会释放迥异的意义，微细节可能一变为科幻的宏细节。刘慈欣其实是在谈世界框架（虽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的问题，即世界框架的转换造成不同世界。何为世界框架，同样可以从系统论思路来理解。世界本身作为最后视域是不可见的，但系统/环境差异引导系统运作和要素再生产，它实际上代表了世界，成为系统的世界框架。如果理性和道德需求被视为人和非人的差异，那就是一个系统/环境区分，即人类认定的世界框架。世界框架能化简环境复杂性，为人类创造活动提供必要的初始秩序，但也能成为其自我超越的限制。

刘慈欣最关心宇宙中的“道德准则”，知道了宇宙道德，反过来就知道人类文明的生存之道了，至少“人之初，性本善”之说过于幼稚。不妨说，他心目中人类最大的傲慢，首先是基于理性能力的自大，它使人类盲目信任科学；但更可怕的是基于道德能力的自大，它使人类不再相信科学。两者都是对确定性的渴求，都使人类龟缩于主观范畴，失去直面宇宙的勇气，同时，也成为人和自身的意识之间的厚墙，阻碍真实人性的展开。如果说掩体计划象征了什么，则无非是外在的技术能力和内在的由程心象征的道德盔甲，它们无法抵御宇宙力量侵入，反之，造成人类最终沦亡的正是保守的掩体计划。杨冬在小说开头死去，实际上死于人类中心主义（对理性的失望），程心则是最后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对道德的坚执），仿佛构成一个宿命框架。

所以，人类的道德和理性不仅具有可见的形式，也寓含先验的世界框架意味。《三体》的后人类特质则在于，它跳出人类框架之外，想象在面临宇宙世界时，理性和人性被迫做出的痛苦调整。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维护旧世界的努力的失败；二是按照宇宙规律重新构成世界的尝试。三体人体现了宇宙不确定性，但也是生命应对宇宙环境的好榜样。有的评论从人类政治和道德范畴出发进行内容阐发，或是把《三体》当作正统小说来分析，就错过了原作的主旨。科幻思维意在打破看问题的日常尺度，对刘慈欣来说，日常尺度的狭隘一方面体现在，“传统的道德判断不能做到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判断”，另一方面，“主流文学”只能“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而无法创造新的世界。他的写作却是一个改变世界框架的思想实验，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可被看作预测未来的社会学家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作家”。他的文学技术是视域变更：先设定新的世界，再根据这个世界的运作逻辑来创造现实和人物。世界框架构成经验现实的先验条件，它的转换带来人物和现实的转换，两者保持一致时，科幻就制造了自己的现实主义。

宇宙混沌和面壁者计划

《三体》文本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既然智子知道地球上一切秘密，为什么不能阻止“审判日号”覆灭？其实，这里涉及《三体》世界叙事的秘密。

宇宙规律过于抽象，要呈现自身，需要一个更具体的图型，那就是三体世界。三体是宇宙原型，三体问题的实质是混沌。三体文明史是一部和混沌作斗争的悲剧史，但游戏中伏羲（巫术）、周文王（阴阳）、孔子（伦理）、墨子（古代科学）、冯·诺依曼（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尝试都失败了，没有人能够预测三个太阳的运动轨迹。三体元首认识到，只能放弃原有世界，到外太空占领新世界。然而，外太空也只有混沌，智子盲区的存在最终证实了宇宙的混沌原则。整个过程就是地球人的未来之路，地球文明一派繁荣的表面下隐藏着同一个三体问题，这一问题凭借人类的理性和道德是无法破解的。面对混沌的态度，才是宇宙中文明求存的关键。

从伊文斯和三体世界的对话可以看出，三体人其实很脆弱：世界是绝对混沌，而他们是绝对透明。思维透明大大提高了思考效率，代价是失去谋划和欺骗能力。因此，三体世界最后对伊文斯说出“我们害怕你们”，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害怕世界。思维不透明的地球人，反而在宇宙生存方面有很大优势。史强、罗辑、云天明等英雄人物有一个共性，即适应、利用混沌。相反，失败者如叶文洁、伊文斯的思维过于单线，颇有三体人特性。对确定性的执着导致虚无主义，它包括失败主义和胜利主义两种形式：一方面，叶文洁、伊文斯的背叛人类是基于失败主义，他们只信任眼前现实，从而得出人无法自我超越的悲观结论；另一方面，胜利主义者的软弱在于，他们只敢相信人类必胜的主观设定，而无法面对宇宙真实。

《三体》是“欺骗”的三部曲，欺骗意味着超越确定性。第一部中，史强超越常规，以生活的逆向思维克服科学家的片面思维；第二部中，面壁者罗辑以智慧超越逻辑，战胜自身内的破壁者；第三部中，云天明甚至超越时空和宇宙规律。一步步地，人类摆脱范畴羁绊，融入不确定的大宇宙。章北海是典型的未来英雄，他深不可测，一直到末日之战前劫持星舰，才暴露出真实想法。原来他是伪装成胜利主义者的失败主义者，而逃亡，竟才是客观面对形势的理性选择。罗辑是更成功的欺骗者，他整合雷迪亚兹功亏一篑的欺骗策略，成功地利用一个看似不切实际的“雪地工程”，建立起对三体人的威慑系统。云天明是终极欺骗者，竟能在三体人眼皮底下隐藏间谍意图，以几个唯美童话将技术绝密传送给地球文明。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前述漏洞。为什么“审判日号”必须覆灭——为了论证地球人的计谋能超越三体人的知性，必须有一个最初预兆：史强能战胜伊文斯。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欺骗作为高阶的世界观察，是将自身融入世界的关键步骤。刘慈欣读过卡夫卡的《判决》，但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后者对于诡计的独特认识。卡夫卡讲过一个寓言，精彩地诠释了古人和现代人面对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众所周知，传说中的尤利西斯用蜂蜡堵住耳朵，用铁链捆住身体，以抗拒塞壬诱惑的歌声，这是古代英雄以知性征服不确定性世界的方式，体现了对自身力量的“横扫一切的傲慢”。卡夫卡笔下的塞壬并不唱歌，她的沉默比歌声更为致命，但尤利西斯以暧昧的顺从来抵御塞壬：他仍然采用了蜂蜡和铁链的保护措施，且安全通过。也许他并不知道塞壬没有唱歌，因而信心十足，也许他如此狡猾，装作不知道这一点，总之，他委身于世界的不确定性。顺应世界的欺骗逻辑，才能实现个体的生存奇迹：同一于又独立于世界。倘若世界要人相信它在歌唱而非沉默，那我就假装听到了歌声而为之陶醉，这才是现代英雄战胜命运的良策。塞壬代表世界深渊的不确定性，尤利西斯却把自身变成了世界诡计，以致“连命运女神都难以看透他的内心”。

但人类习惯了确定性，也执迷于知性的透明，文明是一套精神性和物质性网络，为人类提供确定性的保证。身处其中，人类早已遗忘真正的计谋和欺骗，失去了对于智子的抵抗力。为了唤醒自身的宇宙天性，人类制定了面壁计划。面壁作为世界框架修正的第一步，其实质是人自己的不确定/确定的辩证法。破壁人都是地球人，说明面壁—破壁是一对内部矛盾。人本来就是宇宙元素，通过面壁返回自身，才能和宇宙沟通。面壁计划构成整部《三体》的核心，人类生存历史就是面壁和破壁、突破框架和维护框架相交替的历史。面壁计划的人类史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面壁的最终目的是将人类拉出旧的世界框架。泰勒的量子舰队计划诉诸生命改造，试图用球状闪电将人类太空舰队变为量子态；希恩斯诉诸人造宗教，试图以技术手段改变人类的精神结构；雷迪亚兹则致力于改变人类的行动和斗争法则。面壁的初衷是突破智子封锁，也可以说，是为了突破自身的知性范畴。知识以限制为前提，能突破限制的只有“思想”本身。

第二，面壁者以不同形式预演人类的宇宙行动。雷迪亚兹在成为面壁人之前是一个拉美小国的领导人，拥有反霸斗争的丰富经验，他将早年的成功战略转用来对付宇宙敌人。为了超越智子的知性，雷迪亚兹实施了自杀威慑，他的水星坠落计划通过毁灭太阳系威胁三体人。在地球人的战略中，只有恐怖行动的效应以不确定性为基础，恐怖分子以偶然对付偶然，不可预测，故能成为宇宙战略的基础。雷迪亚兹的威慑计划通向罗辑的黑暗森林威慑，升级为宇宙版的同归于尽策略，成了战胜三体人的关键。希恩斯的计划是精神性的，呼应章北海后来的太空逃亡。希恩斯给太空军人打的思想钢印不是人类必胜而是人类必败，这却是彰显人类力量的理性选择。深刻的失败主义意味着，必须在精神上彻底放弃旧的人类文明体系、走向太空，放弃是再出发的前提。

第三，破壁人配合智子为三体世界服务，但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奸细，从深层来看，他们只是保守的确定性因素，虽然阻碍人类发展，但也是必要的自我限制。如果面壁者代表英雄主义，破壁人就代表人道主义，两者都有意义。譬如，雷迪亚兹的自杀威慑意味着打破生命至上的文明准则，而他的破壁人维护的，其实是生命权这一基本人权。雷迪亚兹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而是在自己的国家被愤怒民众用乱石杀死，这就证明：反而是破壁人在表达人民的意见。

泰勒、雷迪亚兹和希恩斯面壁失败，但都不失为智谋大师，他们像卡夫卡笔下的尤利西斯一样，在诡计中模拟宇宙世界的不确定性。罗辑是他们三人的综合，但也吸纳了所有的破壁人因素，因此他的破壁人是他自己。智子是三体人透明思维的终极成就，她能解读一切以逻辑、信息、交流形式呈现的秘密，却无法进入意识系统本身。这里带有西方意识哲学的明显印迹，面壁者所守护的，其实是人的主体性。主体性不可复制，同时，它参与世界构成，世界现象就在主体中生成。面壁人以全封闭的思想，和以智子为武器的破壁人对抗，就是地球人和三体人斗争的核心。罗辑是彻底封闭的意识系统，故而以自身为破壁人。但面壁计划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心学根本。中国人又一向视沉默为宇宙本然，“天不言而四时行”，因此，圣人无言，武功的最高境界为无法之法。《三体》中，章北海的父亲如禅师一般用沉默来教育儿子，罗辑在五十四年的沉默中履行执剑人职责，都说明，沉默是人类计谋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才能制服宇宙敌人。也许在刘慈欣看来，技术时代会取消地球人的文化差异，故中西方的智慧能在科幻想象中轻易地合一。

宇宙社会：黑暗森林原理

面壁，是为了进入杀机四伏的宇宙丛林，进入全新的世界框架。新的社会意识源自新的自然意识，按照刘慈欣的总结，《三体》第二部集中体现了“社会实验的狂热”，《黑暗森林》中的星空不仅是自然，也具备了社会属性，宇宙成为一个大社会。如果说麦尔维尔的《白鲸》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共同体组织和人性状态，《三体》则将目光进一步投向宇宙化时代。走向太空意味着重构世界，在新框架中建立社会和道德，或成为“负人类”。空前的危机决定了新的组织形式，共同体成员的原初联系不是基于道德、法律，而是合作应付宇宙丛林中的危险。《三体》预测，人类社会构成将在极端情境下发生根本变化，如地球社会组织向宇宙社会组织转变，先是出现地球国际和舰队国际的分化，舰队被摧毁后，逃亡星舰成了独立国家，飞船像是移动的殖民地，甚至可能是永恒家园；霍布斯设想的利维坦现象在星舰和地球上同时发生，人们为了应对宇宙灾难，自愿将自由和权利出让给强权。不但星舰领导采取专制形式，执剑人也成为地球上的独裁者，全新的人性建构在星舰共同体上开始，要人性还是要生存成为中心问题。逃亡飞船后来受到的反人类罪判决，既是从法律也是从哲学上区分了两种生存形式。星舰公民的行为几乎必然违背人类道德习俗，如果太空文明竞争以生命为基本单位，以生命延续为准绳，则吃掉人类同类尸体，也不过是保存蛋白质资源以维持生命的正常形式。

由宇宙规律出发，刘慈欣和现代政治学的先驱霍布斯走到了同一思考起点。宇宙中的个体没有道德法则的约束，必然处于“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这一宇宙性“自然状态”，刘慈欣称为“黑暗森林”。黑暗森林意味着，宇宙中的文明处于相互间零信任的状态，唯一的自保方法是隐藏自身方位，因为一旦暴露就会被看不见的猎手射杀， “整个《三体》系列就是建立在‘黑暗森林法则’上的一个世界”。胡塞尔为了回到被日常世界遮蔽的世界本身，发展了一套复杂的还原程序。刘慈欣可谓技术时代的现象学家，他的还原程序很简洁：宇宙力量代表另一种世界框架，它的现身取消了一切日常习惯和文明秩序，恢复了人性的原初状态。

罗辑的宇宙社会学基于两条公理，它们是混沌中的两个确定性，由之出发才能观察混沌本身：“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任何文明成就都是从混沌中夺来的确定性，不过，混沌的根本秩序不可动摇，放任某一局部秩序的蔓延，会导致宇宙熵值急剧上升直至死亡。生命和宇宙的悖论就在于，生命既然有无限扩张的特性，则任一生命体都可以对宇宙整体——也就是对于自身——形成致命威胁；如果把整个宇宙中的生命看成一个生命，它必须随时杀死自身才能维持自身。这初听起来耸人听闻，一旦跳出人类框架，也就不足为奇。恰恰通过黑暗森林原则，生命扩张和宇宙物质总量守恒两个确定性的冲突才得到了调节。宇宙运作不在乎个体生命存续，方生方死才能达到平衡。

猜疑链原理是黑暗森林法则的核心，它符合当代交流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交流以误解为前提。如系统论的交流思想认为，交流不是共识达成，而是三重选择（信息、传达、理解）的综合，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差异制造。多重差异的并存，导致了“自然选择”号上热议的交流悖论：即使“你知道我把你也想象成善意的，我也知道你把我想象成善意的”，也无法摆脱一个死循环，即“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怎么想你怎么想我的……”没有人能通过交流传达自己的善意，更确切地说，“善意”的诚实性是可疑的。这是个简单的语言游戏。“诚实”既然和“谎言”相区分而存在，就不免让人怀疑：对方出于何种目的要做出此区分；如果真的诚实，何必有意展示“诚实”。如此一来，坚持“诚实”，等于暗示了“谎言”的可能。黑暗森林游戏像是致命的恋爱角逐，不但通过不交流来实现交流，就连摧毁也是过于暴力的身体语言。

通过尺度转换，刘慈欣对这一理论做了激进化处理，其原理是，差异的解决在局部范围上可能，在无限范围则不可能——“交流？地球上可以，但在天空中不行”。日常现实中的“顺畅”交流，其实是无数局部的连接造成的错觉；且正由于交流不可能，才需要不停交流。同一社会中，可以发明相应的媒介手段以承载差异，但放大到太空范围，超远距离会无限放大交流难题，导致无法通过交流的密集化解开悖论。每个文明都是交流网络上的一个点，但理解即怀疑，怀疑的焦点是由技术爆炸引发的能力差异。结果只能是“生存死局”，文明之间以相互摧毁的方式消除致命差异。

“世界设定”决定道德内容，也可改变善恶标准——“科幻中的正与邪、善与恶，只有在相应的世界中才有意义”。宇宙社会的零道德结构，正源于宇宙的混沌性质和文明间的超远距离。但反过来说，刘慈欣也是在抽象推理，因为“无限”超出了理性范围。天文距离仍然是经验距离，并不等于无限，因此不能排除交流的可能性。完全的不可能也是一种确定性，恰恰破坏了宇宙的混沌原则。一个最简单的反驳是，地球和三体文明之间不就发生了最成功的交流吗？两个文明间的生死斗争，反而催生了最深刻的互动理解。

太阳系两侧的两场“黑暗战役”，构成人类新历史的开端。“自然选择”号上的军官们讨论是否向其他人类战舰开火以夺取必需的燃料和配件时，大家一下子领会了猜疑链原理：“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怎样……”资源有限，要求得生存，必须抢先消灭他人。三体文明早已了解黑暗森林法则，但人类只有亲历自相残杀的黑暗战役才能体会宇宙残酷。听到这个消息的罗辑豁然开朗，宇宙社会学原理得到了证实。黑暗战役的启示意义，甚至超过了和水滴的末日之战。地球人在太空中自相残杀标志着人性的底线，也是在这一刻，地球社会框架彻底消失。星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宇宙单子，星舰之间的生存死局，生动演出了宇宙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既然黑暗是生命之母，就只有黑暗之船能在黑暗太空遨游。

宇宙中的主体性

刘慈欣主要关注“创造世界”，其人物塑造服务于世界构成，因此就不需要像对待传统小说那样，以人物的扁平还是浑圆作为标准指责《三体》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与其所处的文明状态相脱离”。对此，刘慈欣会反驳说，连文明状态都是世界框架的产物。

大航海时代始终是刘慈欣思考宇宙远航时代的坐标，“人类正处在第二次大航海时代的前夜”。章北海就像当年的哥伦布，用欺骗和武力挟持人类航向太阳系外；维德将人类大脑送入三体社会，冒险开发光速飞船，以另一种方式迫使人类出走太空。他们都带有西方英雄的片面性，一个行事冷血，另一个号召“不择手段地前进”，都让人联想到《白鲸》中的偏执狂船长。他们是地球人英雄，也负有地球人的原罪，因此和埃哈伯船长一样以沉沦告终。罗辑才代表了刘慈欣心目中的理想英雄，虽然他自愿和地球一同毁灭，却通过云天明获得了来世生命。罗辑象征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既不敬畏头顶上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却因此挣脱了思想的羁绊，抓住了宇宙的真相，并把这种认识毅然决然地用作生存的武器”。一句话，他是摆脱了旧的世界框架、进入宇宙社会的新主体。

罗辑的主体性从面壁计划中升起。其他面壁人殚精竭虑策划计谋时，他却用公共资源来为自己打造地上乐园，行为看起来荒唐之极。不过事情关键就在于此，如果熟悉海德格尔1929/1930年冬季学期关于“世界”概念的课程，就能明白，这种生活享乐不过是他进入世界关联的准备阶段，是从消磨时间的日常无聊进入绝对满足造成的“深度无聊”，从而将他从现实的交流世界彻底拉出，和世界本身融为一体。换言之，“花花公子”阶段是领会世界的学徒时代，一旦融入世界，罗辑就由世界关联拥有了世界能力，从而战胜了自己的破壁人。

罗辑的恋爱又是一个明显的漏洞，肥皂剧般的平庸情景实在配不上刘慈欣的科幻想象，然而，这是叙述逻辑上的必需。庄颜的真实身份为何，也不必深究，其象征层面的功能一目了然：她扮演老师的角色。为了成为合格的面壁者，罗辑必须学习爱和艺术——爱和艺术既是混沌又是秩序，既是不确定性又是确定性。智子无法穿透人类特有的这种语言。庄颜的爱的眼神，卢浮宫中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无言的交流，而动物和外星人没有这种能力。刘慈欣坚决反对人性本体论，但他也有自己的人性神话。庄颜不但引导罗辑学习爱和艺术，还通过抛弃罗辑，将一个真理以最残酷的方式教给罗辑：世界即欺骗，她的爱和艺术也是阴谋算计的一部分（后来云天明和程心在三体人面前成功地实施了这一终极计谋）。

同时，罗辑的成长史透出中国底色。罗辑一开始什么都不做，而是隐居世外，这正是中国人传统的成圣历程。中国的事功以空和无为基础，拯济天下之前，先要在山中或乡野修炼自身，由洗心而进入“无”，无为则无不为。庄颜让罗辑得到最高幸福又一朝失去，就是训练他“空”的能力，以逍遥于宇宙。罗辑终于彻悟，他自始至终就处于工作状态，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东方英雄的浑然和通透体现了生命的圆融，刘慈欣以东方哲学（智慧）改造西方主体性（科学），以为这样更适合太空时代的人性设计。面对确定/不确定的悖论，泰勒自杀，希恩斯精神崩溃，罗辑则无可无不可，和悖论合为一体。融入世界的罗辑终于明白，确定/不确定的张力就是终极武器：在宇宙混沌面前敞开自身的确定性，立即会被混沌淹没；向混沌宇宙发出一个交流信息，必然引爆致命的猜疑链。罗辑出山后和天文学家林格博士的对话，揭示了他对三体舰队的咒语的原理，即通过公布对方的方位信息，将对方由不确定变为确定性。这一信息传达将三体世界直接连到宇宙混沌，代表了宇宙的神秘力量，称之为“咒语”是十分贴切的。

罗辑的破壁人是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了解他的真实想法。行为和思想的绝对不透明，让他超越所有政治和法律程序，看起来像一个独裁者。有评论者受到迷惑，认为“处在危机中的人类，赋予‘面壁者’以专制的绝对权力，这也点出了博弈之中的反民主色彩”，代表了“降低道德自主性的犬儒思维”。其实，这种“独裁”实为单子的自创生运作。独自面对宇宙时，个体也好，星舰指挥官也好，必然变成独裁者——采纳宇宙的视角，让自身在结构上宇宙化。独裁者罗辑有两个特点使之不同于历史上的独裁者：一是他代表了道德和法律的原点状态（故而能生产道德和法律），而其他独裁者只能利用被建构的道德和法律；二是罗辑的统治针对所有地球生命，故能做到普遍公正，其他独裁者只能统治一部分人，因而免不了偏私。

融入宇宙，作技术时代的“逍遥游”，的确是刘慈欣兴趣所在。云天明在超大尺度上展示了罗辑特质。云天明是人类送到三体世界的面壁者，让人类意识的不透明性和三体人的透明性直接对峙，同时实现了面壁者的两个诉求：单子化和出走太空。云天明成为地球人和三体人的综合，完全适应太空生存。他和罗辑都像虫子一样，一开始无比平凡，最后展示了惊人能量，这透露了刘慈欣对于太空纪中人的命运的预期。孤独和脆弱的实存状态，是对人的限制，也是促使人发展的动能。地球上的癌症患者云天明，代表了生命的有限，但安乐死只是懦弱逃避；一旦放弃安乐死而融入宇宙，生命就变得无比强大。小人物云天明既没有事业也没有爱情，但始终是怀着爱的，一旦有勇气将爱的行为展开，又将这颗爱的种子带入宇宙，就能改变历史。为程心购买一颗星星，是爱的宇宙级行动的起点。融入星际的云天明，在宇宙尺度上展示了世界关系的力量，他能改变时空、创造小宇宙。物理规律可以超越，云天明证实了丁仪的理论设想，也昭示了地球文明的出路。

程心：最后的破壁人

人道主义的终点是“爱的童话”，而女性是人性、道德、爱的象征，因此人道主义指引的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一个女性化社会，女性成为人类的总特征，压倒男性化英雄代表的“兽性”。刘慈欣这里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厌女情结，女性只是自我保存的隐喻，和“不择手段地前进”的维德精神相对立。他对于现代文明阴性化趋势的批判态度，体现于他对阴柔的“现代人”和强悍的“古代人”的历史哲学区分。

程心成为许多读者眼里不受欢迎的“圣母婊”，是因为她暴露了人类的脆弱，即没有思想而空有理念，在此意义上她和胜利主义者、人类中心主义者一样肤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依附传统价值，不敢直面黑暗宇宙。正因为她是消极的而非创生性的力量，才赢得了女性化社会的爱戴。人类憎恨罗辑这类超人，不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所谓人类公德，真实原因在于，不仅是别的宇宙文明，连人类自己也害怕不确定性。超人是不确定性的代表，相反，程心是一个童话，象征着和平与秩序。

罗辑直接面对宇宙，故他自由而自主，履行执剑人职责；而程心和宇宙之间隔着人类习俗，是作为中介的道德范畴在代替她思维，谈不上自主意识的展开。程心无法还原到宇宙思维，她不知道，人类道德也是宇宙运作的产物，而宇宙即生存斗争。程心的圣母爱，本来也是以斗争和计谋为前提的，是维德的强力和云天明的大爱在支撑她的高尚仪式。维德在强索星环公司控制权时对她曾有一个评价，说她徒有道德感和责任心，没有实现使命的精神力量和能力。联合国广场上程心怀抱婴儿的感人一幕，过去曾是消弭冲突的有效策略；而在面对宇宙敌人时，成了浪漫派政治符码的可笑演绎。三体人根本不愿杀死程心，无疑是对她的最大蔑视。

程心之所以失去不确定性而成为可算计的弱者，就在于她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非完整冰山；她是系统的精致产品，而非自创生系统本身。程心自始至终是一个社会角色，没有体验过罗辑所经历的去社会化过程。罗辑“玩世不恭”，而程心是体制内的“好孩子”“优秀的人”。结尾处，她在自传《时间之外的往事》中总结：“我的一生，就是在攀登一道责任的阶梯。”程心不是自治的单子，她只知道服从体制赋予的意义规定，而体制的根本诉求是透明的：不顾一切地维持自身。如果说云天明是终极面壁人，程心就是终极破壁人，让人类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

从没有绝对“纯净”的道德，某种意义上，程心也沾染了人类政治的污渍，将星环公司交给维德，让他顶着反人类罪的危险从事曲率飞船事业，是不光彩的责任转让——她明知维德的行事方式。而最终，程心又以人性名义出卖了维德，和上一次拒绝按下威慑键一样，程心再一次拯救了人性，然而反讽的是，每一次人性的胜利，都是人类的大溃败，光速飞船项目的拖延，葬送了集体向太空逃生的机会。即便从私德角度，程心也并非无暇。云天明和维德先后成为她的牺牲品，她心中很清楚，对方作为真正的圣徒，愿意为了普通人——而自己是普通人的代表——的安适而献身。躲在道德掩体之内，而让别人去面对世界，是一种自私；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绝对权利，则有可能成为专制君主。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将世界框架相对化，是刘慈欣的激进之处。他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价值体系包括爱、民主、自由等，都取决于地球文明的技术能力，或至少可以说是从三维空间中发展出来的，基本的环境条件一旦改变，人类价值就不再“永恒”，即不再代表人性本体。对人性权利观的批判由来已久，从18世纪的休谟到当代的罗尔斯都认为，将人权根植于人类本性的理念是一种自然主义谬误。自然科学家为了摆脱政治干预，也经常抨击普遍人性论，譬如，进化生物学认为人性是基因选择的偶然结果。当代思想以反本体论为主流，而永恒人性是本体论的基本堡垒。但福山等政治学家发现，人们挖空心思找出人性背后的“原初状态”，其实又往其中偷塞进了“无数关于人性的假定”。刘慈欣也反对普遍人性论，强调随着技术进步，“人性其实一直在变”。不过，他能意识到事情的高度复杂性。显然，完全放弃对同类的爱和责任，会导致自相残杀，那人类就更不可能应对宇宙环境了。至少，程心的爱与特殊年代让叶文洁陷入绝望的人性恶相比，是一种无限进步。保留程心这一爱的象征，仍是为了世界框架的缘故。刘慈欣并没有像他和江晓原对话时所宣称的那样，固持绝对的科学主义，因为完全放弃人性，等于不要世界框架，这恰恰同他的世界构成思想相矛盾。人是世界的产物，如果人性论代表人类傲慢，那么，放弃人性也还是人类傲慢，因为它等于说人类无所不能，可以随意创造人性。经验的人性可以变，为人性奠基的先验性东西（如责任感）却不可放弃，人类的新道德仍然需要一个世界框架。只有在破壁人牵制下，面壁者才不会变成危险的独裁者。冷酷的科学主义者维德，最后也对程心坚持的人性让步了，他知道，人类会因为守旧而沦亡，但过于激进地改变人类也会导致其毁灭。程心和“诚心”谐音，正如智子体现知性范畴，她则代表伦理范畴，尽管造成了人类浩劫，但还是人的同一性的框架保证，所以，她能幸存到最后。虽然她也意识到太阳系毁灭“肯定与我有关系，与我的责任有关系”，然而责任就是宿命，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将登上责任的顶峰，要为宇宙的命运负责了。”看起来，刘慈欣甚至回到了康德的原点，即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才是创造的终极目的，只不过这里的道德责任既针对人类，也针对其他世界和地球外文明。我们几乎难以分辨，人究竟是变小了，还是变得更大了。

刘慈欣说过一个原理，“从本质上说，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全人类”，由此可以得到两个结论：首先，人物本身不是独立的，探讨个性塑造没有意义；其次，单个人物是否扁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呈现人类主体的复杂和浑圆。这里没有人性框架中的善恶之争，程心不是反派，而是作为叶文洁、伊文斯等负面角色的总结，代表了人类主体的一个方面。罗辑和维德都对她持包容态度，因为他们其实是同一主体。程心最终也吸纳了罗辑和维德的生命基因，改变了原有的责任内涵。不过程心作为地球人代表是否真能逃出生天，进入新宇宙，仍属未知。有评论者注意到，在宇宙重生的临界点，程心出于对生命的挚爱而多带了五公斤物质——一个装有小鱼、绿藻、青草的生态球。伴侣关一帆有不祥预感，即便只多出一个原子的质量，也可能让宇宙由封闭转为开放，这一点“爱的分量”足以毁灭宇宙。“但愿大宇宙能够忽略这个误差”，作者不由感慨。这里刘慈欣并没有向人类妥协，放弃不确定性的宇宙原则。

何为人？看来刘慈欣奉行生命本位主义，因为生命是比人性更基本的世界框架，对于宇宙生存，生命本能比道德和理性更为重要。书中偶尔出现的抒情段落中，总是出现虫子意象。人类穷尽技术手段，也无法消灭蝗虫；叶文洁和罗辑讨论革命性的宇宙社会学时，褐蚁是唯一见证者；给一只蚂蚁一万年时间，也足以把大山搬空……生命才是不同宇宙文明的最大公约数，人的定位不应是顶着圣贤光环的英雄，而是代表生命的虫子，卑贱而顽强。外星人把人类视为虫子，殊不知：“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