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琦事件”, 捅破一个赤裸裸的消费阶级化真相｜文化纵横

林晓珊｜浙江师范大学

【导读】近期，“李佳琦带货怼网友”一事引发热议。对此，有媒体认为，这些言论之所以引发反感，既有消费不振的现实原因，也折射消费中的不平等趋势。相比现在舆论热议的“消费疲软”，消费“降级”和“升级”背后的分层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本文分析新一轮消费升级如何催生增长中的分化与不平等。作者指出，现代社会的消费升级，意味着一场对日常生活的系统化改造。这场现代化运动，成为国家介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内核。然而，如果只是把消费升级视为线性增长的过程，就忽视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社会结构的分化。作者提示，消费升级的另一面，是消费生活的阶层分化：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同阶层消费升级的速度和能力差异巨大；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中结构失衡日益凸显，不同阶层消费升级的对象和重点发生分化。

作者指出，消费领域的不平等，使消费分层日益突出，阶层不平等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结果是，消费升级带来消费分层的两极化，即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的趋势。一方面是高端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缺乏消费能力的“新穷人”在消费资源、消费机会和消费能力上陷入弱势。

作为一篇反思性的研究，作者试图提醒，不平等是如何“在增长的过程中通过增长又重新出现了”。而一个更深层的困境也浮现出来：一方面，某些所谓的消费升级，其实是消费者为了规避消费风险，对不良市场的一种被动性、保护性反应，其结果是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和社会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不平等最终也会绊住消费升级的步伐，导致增长和丰盛被整个社会结构所分离。就此而言，大众消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消费不平等更加毫无保留地凸显的社会。

本文原载《浙江学刊》2017年第3期，原题为《增长中的不平等：从消费升级到消费分层》。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增长中的不平等：

从消费升级到消费分层

▍“狄德罗效应”与消费升级的新困扰

要理解现代社会中的消费升级（upscale），最好先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的烦恼说起。在一篇名为《与旧睡袍别离后的烦恼》的散文中，狄德罗记叙了他烦恼的根源：有个朋友赠送他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深红色新睡袍，他对新礼物爱不释手，并很快把旧睡袍丢弃一边。但是，没过多久，他觉得书房的陈设，包括书桌、书椅、书架等家具，甚至墙上的装饰挂毯，看上去都与新睡袍不协调。于是，为了同新睡袍的档次相匹配，他将书房里那些熟悉的摆设和家具都统统更新了。但是，等一切都换新后，他才发现，新装修的书房虽然漂亮但缺乏舒适感，于是他后悔丢弃了旧睡袍，并深深埋怨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迫了”。

这一故事虽然讲述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个人烦恼，但却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现代社会消费升级的内在逻辑。格兰特·麦克莱肯（Grant McCracken）将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引进到当代消费研究之中，并将这一类现象概括为“狄德罗效应”（Diderot Effect），即“一种鼓励个体在他/她增补消费品时维持文化一致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实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它是推动消费升级不断上行的重要动力。这种内含着的文化力量，促使人们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努力保持消费品之间的协调统一。特别是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品本身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所需要的物品往往是以一个体系出现，变成是一系列物品的组合，而不是以单个的孤立形态出现。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消费升级也不再停留在单个物品的更新换代上，而是一个对日常生活的系统化改造。

不可否认，日常生活的消费升级不仅改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整体上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消费社会的丰盛与增长。特别是在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之下，人们从中想象出了一幅欣欣向荣的生活意境，并满心欢喜地期待新一轮消费升级的到来。从学界到民间，均赋予消费升级诸多令人鼓舞的内涵，如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消费升级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一剂良方妙药；对于社会学家们来说，消费升级是提高社会总体生活质量、通向日常生活现代化的一条快速车道；对于新兴的中产阶层来说，消费升级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改善，也是他们社会身份和阶层地位向上流动的最直接见证。

然而，在物质消费持续增长和贫富差距依旧严峻的背景下，消费升级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系统化工程，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烦恼”，而是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性的困扰：当整个社会都被消费升级的“文化一致性”力量所胁迫时，那些无法实现系统化消费升级的人群，恐怕连体验“狄德罗烦恼”的机会都没有，内心或许只有对作为“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的无限焦虑。因而，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在探讨消费升级这一当下热点议题时，我们不可回避地要去追问，既然经济增长带来了消费升级，那么，消费升级是否为社会各个阶层带来了平等的消费福利？是否缩小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消费差距？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是否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事实上，就像收入增长未必能够降低收入不平等一样，消费增长也未必能够缩小居民消费的不平等。由于城乡结构差异、财富分配悬殊、收入差距扩大、消费机会不均等诸多制度化因素的存在，消费升级越是加速，城乡和阶层之间的消费差距就有可能越大，消费的阶层化甚至两极分化的趋势就可能越明显。本研究试图探讨的正是这种发生在消费领域的不平等是如何“在增长的过程中通过增长又重新出现了”。文章接下来将从中国消费升级的“现代化焦虑”入手，然后论述消费升级的另一个走向，即增长中的分化，着重于从收入差距和结构失衡两个方面分析从消费升级到消费不平等日益突显的影响因素，进而探讨消费升级与消费分层的两极化、结构化和扩散化趋势。最后，文章将反思消费升级是如何陷入于现代化困境之中的。

▍消费升级与中国的现代化焦虑

被现代消费主义所赞颂的消费升级，是一个拥趸无数却又争议颇多的概念。它看过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其实质性的内涵却要复杂得多。一般而言，消费升级是人们消费生活的范围扩展和品质提升，以及消费方式的革新。它包括消费实物量的增加、消费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增加新的消费内容和利用新的消费形式等四个方向，在不同的阶段，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有所不同。如在社会发展的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了“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大幅增多，可供消费的实物量也不断增加，而在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之后，包括产品和服务在内的消费品质和生活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对于经历过短缺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近40年的改革开放的确让人们真实地体验到了消费升级所带来的福祉。尤其是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品的功能组合、系统组合乃至格调组合，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使得冰箱、彩电、洗衣机以及汽车等商品从家庭生活中的奢侈品转变为日常必需品。一波又一波的消费升级使我们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不仅扫荡了艰苦岁月中极度匮乏的生存状态，而且将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生活推向了现代化的水准，小康社会咫尺眼前。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从经济起飞阶段迈向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阶段，国家产业结构正在转型升级，居民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阶层的消费倾向总体上呈现出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的特征。可以说，这些耐用消费品由点到面、由示范到模仿的普及过程，不只是表达了个人或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这一简单的事实，而且也是一场全方位的日常生活的变革，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

当然，消费升级并不是到现代社会中才出现的消费现象，人类社会每一次生产技术的变革，都会带来日常生活领域的消费升级。例如，宋末元初黄道婆对手工棉纺织技术的革新，改变了以前“富可穿丝穷穿麻”的穿衣传统，缩小了服饰原料之间的等级差别，普通百姓的日常着装得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消费升级。不过，这种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消费升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消费结构，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诉求，与现代市场经济中极速的消费升级不可同日而语。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生活水平的现代化是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诉求，没有日常生活的消费升级，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生活水平。因而，消费升级可以说是一场日常生活现代化的运动，但也近乎是一个现代化的“焦虑”，它已超越个体日常生活层面，成为一个国家层面的发展话语：一方面，只有通过不断的消费升级才能让广大居民达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生活标准；另一方面，通过消费升级来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家产业结构向现代化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策略。

实际上，在每一次居民消费升级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政策推动的影子，有关消费升级的政策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政策，从中不难窥探到国家在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和发展社会现代化方面的焦虑。2001年，“十五计划”将“扩大内需”列为长期战略方针，将拉动消费的领域拓展至住房、轿车、信息、休假等领域。2006年，“十一五规划”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2008年，面对国际金融风暴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国务院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包括“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2011年，“十二五规划”将扩大消费需求升至“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2015年11月，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我国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以消费新热点、消费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升级，将引领相关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迅速成长。同时，该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未来消费升级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将集中在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和农村消费等方面。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提出“需求升级与供给升级协调共进”的目标，并专门对“促进消费升级”做出陈述，重申了上述六大消费升级领域。

毫无疑问，在这一系列政策性动力机制的促发之下，中国社会将迎来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浪潮，这将一步步把我们带入丰盛的消费社会之中，而消费社会的到来也必将加速我们消费升级的步伐，满足我们对现代化生活的想象与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阶层的界限，实现了日常消费的民主化。甚至可以说，消费升级本身已成为了民主与进步的象征，它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消费共和国”的自由与发展。如同二战后欧美国家在大众消费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中所经历过的更新换代一样，今天在中国消费者的周围，同样“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按照消费主义的逻辑，消费升级总是沿袭着某条特定路径展开，走向一片繁荣的现代化社会。在既有的研究中，往往就是基于“生存—发展—享受”或“物质—服务”的分析框架，将消费升级看作是线性增长的，即消费升级是遵循着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的直线上升逻辑，或者，是从物质性消费到服务性消费的增长过程。

但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需要我们警惕的是，消费升级还有另一个走向的可能，那就是在消费增长过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而不断出现的消费生活的阶层分化。从个体层面来看，一部分人将会在消费升级的大道上越走越远，而另一部分人则很可能跟不上消费升级的步伐，或者根本就没有能力实现消费升级。从国家层面来看，通过消费升级来扩大内需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这样的后果，不仅不利于释放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不利于增进全体居民的消费福利。因此，在看似增长的消费升级中，消费不平等的状况实际上也进一步增长了。或者，用波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过去一直是一成不变的‘不平等’，今天在增长的过程中通过增长又重新出现了”。

▍增长中的分化：消费升级的另一个走向

消费升级犹如一场马拉松比赛，每跑一段，总会有一些人掉队，掉队的人不仅与前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还很可能被甩出跑道（社会结构之外），最终成为消费社会中的底层。换句话说，消费升级如同一场迈向现代化的生活竞赛，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赢家，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不同群体和阶层的进一步分化，有些人早已达到享受型消费的水准，而有些人却还在生存型消费上苦苦挣扎。在这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扩大了新一轮消费升级的分化趋势：一个是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不同阶层消费升级的速度和能力差异巨大；一个是社会发展中结构失衡的日益凸显，导致不同阶层消费升级的对象和重点发生分化。

（一）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

在经济学理论中，居民消费是与收入分配联系最紧密的微观经济行为。自从凯恩斯提出消费是现期收入的函数理论之后（绝对收入假说，AIH），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系列可以说是消费研究中最成熟、最严密的理论模型，如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IH）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RIH）。尽管这些理论假说有一定的差异，但它们都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收入水平对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居民消费升级需要以收入的持续增长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然而，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升的同时，贫富差距却并没有得到缩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而是进一步扩大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0左右，而到1999年时已达到0.437。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这一警戒线，意味着我国收入不平等已经非常明显，居民贫富差距严重。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基尼系数还存在因高收人人群代表性不足而被低估的情形，因此，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还更高。

如此显著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区域、行业和部门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同人群在消费升级能力和速度上的差异。如表1所示，在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中（2012年），最低收入户（10％）人均现金消费支出7301.4元，中等收入户（20％）人均现金消费支出15719.9元，而最高收入户（10％）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37661.7元，是最低收入户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的5.16倍。在具体的各项支出中，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之间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食品消费中差距最小，而用于交通和通信工具及相关的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等支出之间的差距最大，高达13.22倍，除其他杂项之外，差距较大的还有文教娱乐、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包括家庭各类日用消费品及家庭服务）等方面，这些数据体现了越是在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升级中，最高收入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越大，收入不平等在加剧消费不平等上的作用就越明显。而且，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效应使贫富之间消费升级速度的差距成倍地被放大出来。艾伦·杜宁（Alan Durning）曾经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工业时代以前，幸运者和不幸运者交通速度的差别是马的平均速度和人的平均速度的差别：富人骑马，穷人步行。但是上一个世纪，这种差别已经爆炸性地扩大了。今天，穷人仍然以大约和以往一样的速度在走路，但是富人却已经从时速为10公里的一匹马的速度增加到时速为1000公里的喷气式飞机的速度”。

改革开放前30年的消费升级，主要是集中在耐用消费品领域由点到面的排浪式升级，如今，家用电器等“千元级”的消费品基本上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像彩电、空调和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拥有量早已超过100％了，而新一轮的消费升级也已不再单纯是“万元级”以上的物质消费支出了，还有像跨境旅游、休闲服务、文化时尚、品质体验等需要更强劲的收入增长作为支撑的项目。但是，当前我国不仅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存在收入增长总体缓慢的问题，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收入水平难以支撑新一轮的消费升级。如在住房消费方面，高额的房价与当前的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结构失衡与消费升级

经济发展是消费升级的基础，但仅有经济发展，未必能够从总体上提升消费升级的层次和广泛性，只有社会结构的均衡发展，才能真正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层面的消费升级。因此，当我们剖析消费升级趋向阶层分化的原因时，不难发现，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社会结构的失衡也是导致消费升级差距扩大、广泛性减弱的根源。理想型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却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在孙立平教授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断裂，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明显的，当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市场形成时，我国却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阶层结构化条件，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工业化生产出大规模耐用消费品时，却没有能够生产出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这不仅是过去几年国内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而且客观上也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使农村与城市在消费升级的对象与重点上的差异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农村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在近年来有较大的进步，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差距明显缩小，但与城市相比，仍处于不同的消费层次。

社会结构失衡还造成了消费升级过程中的“小马拉大车”现象。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消费升级，不能仅仅建立在少数富裕阶层的基础上，而是同时需要具有号召引领能力的富裕阶层和需求旺盛、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的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不高。李强教授曾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根据10年后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李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社会结构图形类似于“土字型社会结构”，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阶层结构的失衡，使肩负着消费升级主力使命的中产阶层，在消费升级中力不从心，庞大的底层群体却往往是有心无力，而富裕阶层已更热衷于海外购物，也造成了国内消费力的流失，这种状况导致了当前消费升级的“小马拉大车”格局，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不同阶层在消费升级上的分化。

▍消费升级与消费分层的新趋势

如上所述，不断加速的消费升级在整体上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同时，也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扩大了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消费不平等的趋势，使消费分层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突出的一个现象。消费分层的研究开启了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范式转向，即对阶层不平等的探索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上文提到的收入差距和结构失衡所形成的社会分层，虽然与消费分层均有一定的同构性，但在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本研究所探讨的消费分层，是着眼于消费资源、消费机会和消费能力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不均衡配置这一核心内涵之上，纵然经济增长带来了丰富的消费资源和更多可供选择的消费机会，但是人们在消费能力上的差异，以及对消费资源和消费机会的不平等占有上依然非常显著。因此，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讨论消费分层的新趋势，既有必要性也有紧迫性。

当然，即便没有消费升级，社会上也是普遍存在不可忽略的消费分层现象，但是新一轮消费升级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国家层面在消费升级上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并没有实现其雨露均沾的政策本意，反而因收入差距、结构失衡等系统性因素而造成不同阶层在消费升级的能力、速度、对象和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化越来越显著，消费领域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已经超越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程度，致使社会不平等问题变得愈发突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在经济领域所竭力推行的“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等刺激性政策最终都难逃“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市场疲软。

 （一）消费升级与消费分层的两极化

近些年来，在消费结构加速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消费分层已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所谓两极化，是指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并存的趋势，致使富裕阶层和社会底层在消费方面的差距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我们知道，现代消费主义并不具有平等性，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界限，却从未真正消除富有和贫穷的影响。“滴流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所讲述的发展逻辑——经济的增长必然惠及社会每一阶层和每一个人——已被不少人所质疑，有学者指出，这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在香港和不少欧美国家，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并非是整体生活素质的改善，而只是令一小部分人变得更加富有，更多超级富豪涌现，而绝大部分人却由于分配的不均匀，生活素质并未得以改善，甚至有愈发恶劣的趋势”。

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成为消费社会中的精英，他们不仅具备强大的消费能力，还支配着丰富的消费资源、拥有着大量的消费机会，海外购物、跨国旅行、奢侈名牌等高端消费需求在这一群体中增长迅速；而另一部分在马拉松比赛中“掉队”的人，却沦为了消费社会的“新穷人”。这些“新穷人”，尽管是生活在一个富裕且有能力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中，但他们不光是自身缺乏消费能力，而且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福利等方面也遭受到了歧视性的对待，失去了对优质消费资源的支配能力，无法把握改善生活的消费机会，因而陷入了“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之中。相对于富裕阶层节节攀升的消费水准来说，面对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没有增长即是退步，“新穷人”的消费生活无疑是一个相对的降级过程。

（二）消费升级与消费分层的结构化  

过去许多学者往往将消费分层视为社会分层的一个维度，而实际上，消费分层也有着不同于以收入或职业为分层依据的独立逻辑，它本身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再生产机制。尤其是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消费在型塑不平等的过程中具有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只是被收入水平、阶层结构等外在因素所决定，而且反过来还会对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阶层边界的日益明晰和阶层利益的凸显，阶层地位的再生产成为生活机会结构的重要特征，特别是物质财富和教育机会的分配越来越显示出代际传递的特点。恰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所揭示的，经济不平等越是加剧，社会流动性就越会降低，这也意味着，我国社会阶层将日趋结构化，阶层之间的藩篱并非可以轻易通过消费升级而打破。

改革开放之初的消费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消费升级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而在普通家庭耐用消费品大部分达到饱和之后，现阶段要想在更为高端的产品消费和服务中实现新一轮的消费升级，则将面临更为严峻的阶层固化所带来的挑战，不同阶层所处于的不同消费升级阶段（物质型、发展型和享乐型的消费升级）的边界将会越来越明晰，也就是说，不同阶层的消费升级一方面越来越受制于自身的阶层地位，另一方面，不同阶段的消费升级也再生产出了不同的阶层地位。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盛的消费社会，即使社会变迁塑造了相对开放的机会结构，不同阶层之间在消费资源的支配能力和消费机会的占有上仍然具有不同优势。对一些阶层来说，消费可以是无止境的，而对于另一些阶层来说，消费永远是匮乏的，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我们永远也不会战胜匮乏。消费社会中所谓的增长和丰盛，实际上是被整个社会结构所分离，波德里亚早已指出，不管是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财富与可支配的财富量是多少，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增长既没有使我们远离丰盛，也没有使我们接近它。

（三）消费升级与消费分层的扩散化

与以往的消费升级相比，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有个特点，那就是消费升级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越来越多元化，诸如品质消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时尚消费、服务消费和农村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模式成为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容。随着消费升级的多元化，消费分层也呈现出扩散化的趋势。所谓扩散化，即是说消费分层不再聚焦于单一层面上的层级化，而是朝向多个维度的分化，并渗透到日常消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使消费领域的不平等在更宽泛的领域中得到体现。

以品质消费为例，我们看到，中等收入及以上的群体对消费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消费品和服务，一方面将极大带动产品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也成为新的区隔制造者。大多数人均有提升品质消费的欲望，但并非都有能力实现，海外购物以寻求更优质的消费产品（如日本的马桶盖、新西兰的婴儿奶粉）只是一部分人规避本土消费风险的一种策略。

再以绿色消费为例，绿色所指的不仅是产品本身的低碳、生态、环保，更重要的是指一种深入人心的消费观念，从而将消费者导向更为现代化的消费方式，因此绿色消费也成为了一种新的身份识别标签，它将传统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与现代的、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区分开来，凸显了现代社会中更有责任感的公民消费者的身份意识。

同样，在信息消费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一方面正在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体验，另一方面使信息消费成为消费者赠权的工具，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消费机会，因此，能否熟练掌握信息消费技术，是消费者权力的一种体现，对消费分层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

在时尚消费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年轻一代的个性化需求更加突出，更加偏好体现个性特征的时尚品牌商品和服务，与此同时，时尚消费成为等级化的格调组合和品位阶层，塑造了不同的风格群体，而且对品牌的崇拜，也在消费市场上形成了新的部落主义，催生了愈来愈多的微型团体，形成了多元化的消费分层形态。上述四个例子的消费分层趋势如表2所示。

▍结语：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困境

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消费升级的对策建议可谓层出不穷，从消费升级的路径选择到消费升级的立法回应，从差异化的消费升级到共富式的消费升级，从早些年的刺激性消费政策到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都在试图将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联结起来，尤其是当前国家重点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成为引领新一轮消费升级的“牛鼻子”。从消费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一场日常生活现代化的运动，消费升级在提升生活水平、改善消费质量、优化消费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方兴未艾的新消费热点和模式也正在加速推进消费升级的步伐。

但是，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并不是透过繁杂数据的证据链，来谈论消费升级中那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而是着眼于反思性的探究，深入剖析消费升级在中国发展演变的文化基础和政策导向，聚焦于探讨消费升级的另一个走向，即从消费升级到消费分层的系统性因素（收入差距和结构失衡）和两极化、结构化与扩散化趋势，试图从中发出警惕性的声音，进而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不平等是如何“在增长的过程中通过增长又重新出现了”。当然，本研究的一大不足是，尚未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论证。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纵然消费升级在总体上将日常生活与现代化的物质成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它同时也将我们推向了一个现代化的困境：一方面，在一些领域的消费升级中，实际上并非出于消费者主动的迎接姿态，而是在现代消费风险不可避免的条件下，消费者为了规避消费风险，对不良市场秩序的一种被动性、保护性反应，其结果必然是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和整个社会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难以消弭的不平等绊住了在更广泛、更普遍层面实现消费升级的步伐，最终导致增长和丰盛被整个社会结构所分离，我们所拥抱的大众消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消费不平等更加毫无保留地凸显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