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37）反董联盟的关东军真的就那么正义吗？

很多喜欢三国史的朋友都认为汉末乱世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更多的人相信史书上称呼反董联军为“义军”。

而我的观点就是：反董“义军”的本质应是叛乱军，他们没有丝毫的“道义”值得后人称道。

在接替东汉帝国的三国时代，曹魏帝国和孙吴帝国的开创者曹操、孙坚都积极参加反董，其政府官方修史书（《魏书》和《吴书》）都将董卓定位成东汉帝国的乱臣贼子，而曹操、孙坚就成了“正义的化身”，所以后人建立新的帝国亦是继承正义的，也就是“天命所归”。

我们抛开“英雄史观”，去重新审视史料中的细节，看看反董联军中的袁绍、袁术、曹操、孙坚等人到底是不是“义军”？

我在前文罗列董卓的黑材料，按滥杀、敛财、好色、暴政四个类别归纳董卓的劣迹。现在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反董义军”的劣迹（虽然史书鲜有提及）。

关于“滥杀”这个话题，因为董卓是史书中的反面人物，于是大家都认为董卓残暴无道。其实，在战争面前，老百姓永远是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

第一，屠杀无辜百姓。我们来看陈志《司马朗传》：（关东）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

——原来打着“义军”旗号的反董联军也做这种劫掠和屠戮百姓的事啊！而董卓的残暴事迹被大写特写成反面教材，“义军”的残暴事迹则被抹杀，只剩下《司马朗传》中这一处记载。

第二，杀降。关于在史书中记载的“杀降”事，也不是董卓独一份，如曹操掌控朝廷之后，对外“平叛”作战时，对待俘虏的处理方式同样也是杀降。

陈志《程昱传》中，程昱解释说：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

——这是程昱在建安十七年（212年）正月时所说，由此可见，自建安二年（197年）至此时，共计十五年，朝廷（曹操）都是以杀降的方式解决俘虏问题。唯一不同的是，史书告诉我们：董卓是用点天灯的酷刑虐杀战俘，而曹操杀降就只有匆匆一笔，还要套上“合法的、正义的外衣”。

请大家注意，我这不是比烂，而是公平看待黑材料的方法。假若董卓没有被刺杀，控制汉廷甚至称帝，那么他的杀降事，恐怕会有人（例如蔡邕）同样会义正言辞地套上“示威天下”的外衣，对吧？

所以，大家记住：史书确实是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去书写的。无论被刺身亡的董卓，还是开创帝业的曹操，乃至其他人，都是“乌鸦”。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应该客观看待，而不能用“非黑即白”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读历史人物，否则就掉进“成王败寇”的坑里去了。

再说敛财。董卓在雒阳就以“搜牢”的方式拷掠富户，搜刮财富，草菅人命，而作为“义军”盟主的袁绍，他在冀州也同样做拷掠富户的事。

史料在初平二年（191年），公孙瓒南下冀州讨伐袁绍时写的檄文，列数袁绍罪状中的第四条：（袁绍）乃多以资粮专为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责钱，百姓吁嗟，莫不痛怨【出自陈志《公孙瓒传》裴注引《典略》】。

无独有偶，同为“义军”的河内郡太守王匡也在反董之时不忘搞钱。

史料在陈志《常林传》，内容说王匡随意给人定罪，然后让人用钱、谷赎罪，稍有怠慢就被判灭族，以此立威。本地世族，常林的叔父就因为打了门客，就被王匡的耳目所告发，然后被捕定罪。

陈志《常林传》：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遣诸生于属县微伺吏民罪负，便收之，考责钱谷赎罪，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常）林叔父挝客，为诸生所白，匡怒收治。

原来袁绍和王匡的行为与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的方法如出一辙嘛！凭什么史书上说袁绍和王匡是“义军”？董卓就是“乱臣贼子”？还不是套用成王败寇的逻辑！

顺便说说“掘墓敛财”，这事不光董卓做过，袁绍和曹操也做过。

袁绍掘墓事见陈志《崔琰传》，其中提到：袁绍的士兵蛮横残暴，挖掘坟墓，取得财物后将尸体散落路边，为此，崔琰向袁绍建议让各地政府掩埋尸骨，安抚民心。

曹操掘墓事则写的很详细，出自于陈琳写的讨曹操檄文及《曹瞒传》。

​此文记载了曹操亲自参与挖掘梁孝王（西汉汉景帝刘启之弟刘武）的陵墓，甚至说曹操还设置“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这两个专业盗墓官职来掘墓敛财。

陈志《崔琰传》：时士卒横暴，掘发丘陇，（崔）琰谏曰：“昔孙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虽汤武不能以战胜。’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宜敕郡县掩骼埋胔，示憯怛之爱，追文王之仁。”

《太平御览·卷811》引《曹瞒传》：（曹）操引兵入岘，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天子闻之哀泣。——此文另见《太平御览·卷551》及《艺文类聚·卷83》。

陈志《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曹）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

第三个话题，好色。这个应该和个人喜好相关，谈不上祸害百姓。六十岁的董卓尚有性需求，袁绍这帮中年人也不是清心寡欲之徒，当然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暴政。董卓为了立威，将其他人的性命视为草芥，例如扰龙宗无辜毙命。

反观“义军”这边，盟主袁绍在接管冀州，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之后，也把屠刀伸向自己的下属，借此立威。提及的事例出现在公孙瓒讨袁绍檄文之中。

内容有帮袁绍说服张杨加入反董联军的虎牙都尉刘勋，因为小过失而被袁绍残酷迫害，上谷郡太守高焉和甘陵相姚贡因为没有筹备到足够的钱交给袁绍，而被一并杀害。

还有袁术，他在占据南阳郡之后，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最终被荆州刺史刘表联合袁绍、曹操赶出了南阳郡。

范书《公孙瓒传》：（袁）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降服张杨，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谗慝，济其无道，绍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绍以贪惏，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

陈志《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而（袁）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

曹操入兖州时，因为陈留名士边让多次贬低曹操，曹操就将他杀害并灭族泄愤，此事成为后来兖州人背叛曹操的导火索之一。

陈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

诸如此类，让大家见识到了，所谓“义军”的所作所为与董卓的比较起来，不分伯仲。所以我说，这帮打着“义军”旗号的人做事可一点都不讲“道义”。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这是在比烂，以为二袁、曹操等人只不过是时势所逼，有些坏事看起来是自私的，但最终是为了天下早日恢复和平。

那我们来看看汉末的政治格局。

董卓作为权臣垄断东汉帝国的政府运作，对其不满的人应该如何做？

我以为，最合理最简洁的方式就是荀攸提出的解决方案：刺杀董卓。

如果程序再复杂一些，也可以采取政变的方式，例如桓帝刘志剿灭梁冀。

这样能够把权力斗争集中在政治高层中解决，死的永远都是达官贵族，而不会扩大到让天下百姓一起来承受战争的摧残。

刘艾说：“山东儿驱略百姓，以作寇逆【出自陈志《孙坚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可见百姓无辜。

二袁从地方上起兵对抗朝廷，这政治斗争方式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也是导致东汉帝国走向分裂、乃至灭亡的根本原因。最终，常年的战乱又使得东汉末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锐减时期，这是非常惨痛的事。

胡母班在狱中写给王匡的信上写道：自古以来，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出自陈志《董卓传》裴注引谢承《后汉书》】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如此，到底谁才是乱臣贼子？

答案就是：成王败寇。

反董联军缺乏战斗经验，各自为战，心怀鬼胎，不久便被久经沙场的董卓一一击破。若不是董卓暴死长安，关东的反董联军根本就是一盘散沙，必然要沦为笑柄。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董卓遇刺身亡，六月，又换做李傕等人上台执政。

按说反董联军的政治目的达到了，自刘表、陶谦、二袁却选择了继续割据一方。可见，他们打心底就没想让东汉帝国的延续生命。

并州集团的王允与吕布的合作，使得并州集团短暂的控制了长安朝廷，随即又被李傕代表的凉州集团击败。我们不妨称李傕、郭汜等人掌控长安朝廷的时期为“后凉州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关东的反董联军又要面对新的尴尬局面，元凶董卓已死，刘协的地位是应该被承认还是被否定？自称“义军”的军阀们，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