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呈现、解决——关涉“现代性”的贫富悬殊问题

   与一位外省的同学谈到有关“现代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贫富悬殊”，而她有一点不解：

   “老师，贫富悬殊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为什么您认为它是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所带来的呢？”

    这个质疑很好。现代性的“贫富悬殊”究竟有哪些特点？确实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过：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里，在奴隶主和奴隶、贵族与农奴这些“直接对立的阶级”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独立的小生产者如自耕农和小手工业者。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十、十一章，提供了中古时期英国贵族庄园经营状况的一些资料，也考察了当时小农经营的有关数据。马克垚指出，当时的大庄园虽然账面上看似盈利，但这其实一方面与当时记账核算方式不完善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庄园的经营很大程度上倚仗封建特权，因此许多人力物力的投入是无偿的，可以不计入成本。该书认为，当时的大庄园决不能理解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因为它并不真的懂得也不在乎纯经济意义上的“产投比”，其经济效率是低下的；而当时的封建贵族领主倾向于将土地保持在农民手中，这样才有人交租服劳役。

    我认为这些材料向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与现代资本主义贫富悬殊之间的差异（这里顺便说一下，我选用英国封建社会的材料来讨论这个差异，并不是因为崇洋，而是因为英国自我完成了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而我国的封建社会应该说也有向资本主义自我转型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但毕竟英国才将其转化成了现实性，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在研究中古向近代转型这一问题时，“西方中心论”、“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化基因”论，当然是不对的，但西方的经验教训确实应该认真了解和参考。而中国的“西方中心论”者的一大问题，正在于一方面崇拜西方，一方面又并不真正了解西方）：

    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虽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不公，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彻底消灭整个小私有者或者小生产者阶级。相反，在英国封建社会中，我们看到领主的大庄园是要靠大量小私有者、小生产者来维系的，因为在当时的物质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条件下，大规模经营的效率并不高于小生产，这与工业革命之后，大工厂、大农场对小作坊、家庭农业形成碾压之势，不可同日而语。封建领主庄园为什么能够不计算很多人力物力成本呢？我认为，就是因为如马克垚书中材料所显示的，不但自由农和半自由农，即便人身可以买卖的“维兰（villein，农奴）”，也有自己的份地可以独立耕作。正因为这些劳动者有自己经营的小块土地可以养家糊口，所以领主让他们到庄园服劳役时就不用支付报酬了，因此他们的劳力耗费无论如何巨大，都不计入庄园的经营成本。简言之，维系劳动力的再生产，完全是农奴和农民自己的事，而不是领主的事——我们要再次注意到这一点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巨大差异。

   再看我国：据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三章第一节，唐朝继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这样一种带有原始社会末期村社制残余的土地制度，就是想用计口授田、限制土地买卖、禁止抛荒等办法，将编户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便封建国家进行租庸调等剥削。这种生产积极性较高而又固定在土地上的编户自耕农，实在是封建国家最理想（勤勉、稳定、忠诚）的粮源、财源、兵源。封建国家一方面要将大量土地赐予贵族、官僚，但另一方面为了维系自身的这个经济、军事基础，对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也多少要进行一些限制。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和集中也愈演愈烈，但富于反抗精神的中国农民，又每每用起义的方式推翻旧的王朝，迫使新的王朝不得不汲取教训，抑制兼并，轻徭薄赋，安顿流亡的农民，使得小农经济重新繁盛从而延缓了其解体的进程。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62-166页）也指出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极富弹性且易于复制。

    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社会总是既令小私有生产者受到残酷剥削乃至大量破产，又维持着小私有生产者的广泛存在和不断再生——这正是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

   当然，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会使得小生产者中的一部分人逐渐积累起较多的资本，从而产生一种与封建贵族兼并土地完全不同的“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一开始不像前者那样气焰熏天不可一世，然而它悄然引向一种全新生产关系的萌芽，而这种生产关系一旦有了适当条件的配合（包括封建地主与贵族自身的某种分化——一切反动阶级在社会进步的大趋势面前总是要发生分化乃至分裂的），就将做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让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从而真正宣告小私有制和小生产者阶级的灭亡。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战争，一方面如前所述不断恢复小农经济，似乎维系了封建生产关系在王朝的循环中不断再生；可是另一方面，以更长远、更根本的目光来看，革命农民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权野蛮残酷的统治，从而也就强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本身。在我国古代，很多农民起义不只是为了反抗残酷的经济剥削，也是为了反抗对农民的人身压迫与野蛮残害，如秦末农民起义就是因为秦法苛酷。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经济剥削与人身控制等超经济强制是紧密结合以致融为一体的，这就不能不造成极为专断、凶残、暴虐的政治统治方式，不能不造成特权横行、黑暗腐败的行政与司法体系，于是对这种政治统治的反抗，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冲击并削弱与之相结合的封建生产关系，而且也会日益引起广泛的社会同情。宋元时期，宋江等“犯上作乱”的起义英雄（要注意他们不是荆轲、聂政那种为了报答一个贵族而去对付另一个贵族的被人利用的游侠，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奋起反抗权臣贪官并走上集体武装斗争道路的革命者）形象被民间广为传颂，到元末明初被加工成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在悄然兴起的市民社会中，农民和早期市民的反封建斗争已经是一种得到越来越大的共鸣的潮流，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先声。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本能总是一致的：以“天补均平”、“等贵贱、均贫富”为口号的唐宋农民战争，不但让农民获得更多土地恢复生计，更重要的是让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日益松弛，农民获得更多的人身与经济自由，这是有利于手工业、城市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漆侠《宋代经济史·代序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35-36页）认为：如果宋朝是被农民战争推翻，而不是被更为野蛮落后的女真、蒙古族统治者取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将是另一种局面——他的意思应该是：那样的话，中国将自主完成近代化转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以上是说了“贫富差距”古今之别的第一点，也是我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即这种贫富差距是维持小生产还是瓦解小生产。

    这个差别也意味着今天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财富集中程度和这些财富的拥有者对社会经济命脉的控制和影响能力，是远超存在着大量独立半独立的小生产者的古代的：在古代，地主庄园全部破产，对社会影响并不见得很大，说不定对经济倒是好事，但今天的金融资本流通失调却能引发全球经济海啸。所以古代的农民战争诚然如前所述是推动了社会历史巨大进步的革命行动，建立了不可磨灭更不容诋毁的伟大功勋，但在经济联系空前复杂紧密的今天，类似古代农民起义那种本能自发的反抗很难真正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反而容易引发经济倒退和无政府状态。因此，今天要真正改造社会，只能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自己的掌握了科学理论的政党领导下进行的高度自觉的、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一点。

    第二点，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交往、信息发达的社会，这使得贫富差距会更为频繁而清晰地呈现在贫穷者的面前。古代社会人们交往范围狭窄，信息不流通，贫富差距的真实状况往往并不为世守偏乡的下层人民所了解。《世说新语·汰侈》中记载了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但就这样记载在书中，一是不够直观，二是一般百姓也接触不到——当时老百姓大概没有几个人识字，而且在古代的手抄或极其有限的印刷出版条件下，就算识字又有几个人能读到这些书籍呢？所以有个笑话说古代农民对皇帝生活的想像是“一顿能吃十个白面馍”，其实也是对这一事实的反映。所以在古代，贫富差距除非已经直接威胁到下层群众的基本生存，否则一般并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并频繁刺激他们。但今天呢？王恺石崇如果互相斗富，互相比车马，比豪宅，互相砸对方的珊瑚树，那一定是要开直播，上热搜，火遍全网，众目睽睽，有目共睹。总之，今天的中低收人群，时刻都能很直观很真切地看到富人过的是什么生活，时刻都能感受到自己与之是有如何的宵壤之别，这就使得贫富差距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点，是我们要想一想，近代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面貌以我们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不断改变，这会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很多思想家都指出，这就造成了现代人普遍相信社会是不断进步的，而不是像古人那样认为社会是退步的或往复循环的。这个观念让现代人有了一种空前的信心，即相信只要社会持续进步，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有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技术手段与越来越精密发达的科学认知。

   贫富悬殊这个问题，在古代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解决的，或者要借助老天爷来解决，但在今天这样想的人已经很少了。大家相信：它既然是一个如此困扰我们的问题，那它就应该并且也必然能够像曾经困扰我们的温饱问题、文盲问题、烈性传染病问题等等一样靠人自己的力量得到解决。然而，一个大家普遍关注并认为应该而且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总是不能解决甚至还不断恶化，所引发的巨大心理落差（“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与社会不满，也是安于天命的古代所不能比拟的。

    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等很清楚这种信念必将要求彻底消灭他们所竭力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称之为人类对自身理性能力的“致命的自负”，认为人类必须走出这一自负，相信社会有一种没有任何人能有意识地认知、控制和改变的“自发秩序”，而贫富悬殊当然就是这种“自发秩序”造成的，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如果一定要改变，就是破坏“自发秩序”，只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

   我在网上见到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将类似哈耶克的这种说法称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神学”。我认为这个称谓是很对的，因为照这个理论，我们既然不能认知和支配“自发秩序”，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辨认哪些东西是属于所谓“自发秩序”呢？事实上，哈耶克所反对的那些政策，如社会褔利、限制垄断、累进税、产业政策，包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都曾经提高过经济效率，那它们到底是符合还是违反“自发秩序”呢？资本对权力的控制是否属于“自发秩序”呢？越来越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在不断强化对世界经济的有意识的宰割与控制，放任资本的自发性不但没有带来什么普遍自由，反而造成了资本集团的专断和对经济的破坏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这又该怎么解释呢？美国资本主义就是靠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并强行削平南方“自发产生”的奴隶制度，才有了今天的地位，美国今天还在动用国家力量强行打压中国企业，这些是否破坏了“自发秩序”呢？尤其在当今，经济、文化、生态、卫生的联系日益紧密，乃至相互融合，相信“自发秩序”而放任资本，造成的生态恶化、健康危机与文化堕落，又该怎么办呢？可见哈耶克之流不过是将对垄断资产阶级有利的东西称为“自发秩序”，并用不可知论加以神化而已，因此他们之不愿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也是立场使然，并不难理解。

     以上就是我对现代意义上的贫富悬殊问题的看法。其中第一点的部分内容，我两年前在我校2018级思政专业的《共产党宣言》研读讨论活动中讲到过，当然现在又作了不少修正补充，今后肯定仍然应该进一步完善。

     那一次研讨活动在网络教学群里持续了一整个寒假。同学们认真研读，查阅资料，互相探讨，说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思考，甚至是某些知名的马列“专家”们都未必想得到或敢于想的。这充分证明，同学们只要端正态度，开动脑筋，完全能够掌握马列原著的精髓，大大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