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中国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宋代以后，中国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按照京都史学派的观点，中国宋代最早开始了近代化——“东洋的近世化”。但是，这种近代化却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正如一些历史学家说的一样，近代以来，中国一切问题归根溯源都可以从宋代找到源头。因为这种近代化不会自己发展出“工业革命”而是发展成了“勤劳革命”。商品经济自发地发展决不会导致欧美那种资本主义，反而腐蚀、瓦解了原有的社会。这种腐蚀、瓦解和官僚对社会的控制结合起来，互相利用、互相作用，导致中国在两宋以后，随着战乱的结束、经济的恢复，国家组织力却极度衰减、官民矛盾极其尖锐。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原政权，那么也许摸索出一条别的道路。但历史不存在假设。随着国家组织力的衰弱尤其是官民矛盾，周边的游牧（渔猎）民族就会为了掠夺财富呼啸而来。尽管从纸面上看，中原政权居于优势，但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因为官民矛盾和商品经济的腐蚀、瓦解，人人都为自己，反而不如那些带有原始社会色彩的农奴制政权。

这样每过一百年左右，积累了大量财富就被洗劫一遍。朱元璋，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相对于宋代实际上采取倒退的方法（正是本文论述的）。但这种方法到明代中期以后，也在经济（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下失效了。所以，明代中后期和宋代又有些类似。发展到1840年，“呼啸而来”的已经不是长城以外，而是海上；他们也不仅仅是掠夺财富、入住中原而是把妄图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最终沦为半殖民地）——中国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历史，其实就是对宋代以来各项弊政彻底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更是再造了中华！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胡的新路——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并且为世界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这也是我在《万里征途人未老，千年内卷得宽馀》中的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