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吉美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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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是继英国之后欧洲收藏中国文物的第二大中心。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池努奇博物馆和枫丹白露博物馆均收藏大量中国文物,仅卢浮宫博物馆曾收藏的中国文物就多达3万件以上。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让这里变成一处世界级的敦煌文物宝库。但是与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同，你并不能在卢浮宫看到这些文物，它早就把珍藏的中国文物与神秘的敦煌艺术移交给巴黎的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法国著名考古家伯希和在敦煌和新疆等地所收集的绘画、雕刻、木版画、青铜玉器、饰品等均存放在该馆。

　　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http://www.guimet.fr)，别名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位于巴黎第16区。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吉美博物馆的馆藏几经调整，从最初以宗教艺术为主，发展为现在涵盖亚洲大部分地区、纵贯5000多年历史、拥有6万多件藏品，它是欧洲最大的亚洲考古与艺术机构。主要展现埃及、古罗马、希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文化博物馆，有自18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品两万余件，包括19世纪70年代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去的大量文物。

　　一、发展历史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在里昂工业家爱米尔•吉美的宏伟规划诞生的。最初旨意为展示埃及古罗马希腊及亚洲国家的宗教。多次埃及希腊之行，加上1876年途经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环球旅游，他得以收藏大量的艺术品，并从1879年起在里昂展出。

　　1889年在巴黎正式建立吉美博物馆后，这些收藏品被迁至其中。起初，这个博物馆主要展现的是埃及、古罗马、希腊和亚洲国家的宗教文化，但后来，因一系列远东不同地区的考察探险，博物馆在保留古埃及宗教部分的同时，对亚洲越来越关注。

　　1927年，吉美博物馆归属法国博物馆总部，因而接纳了一大批探险家在中亚和中国考察探险时获得的艺术品。后来，博物馆又先后收到印度支那博物馆的原件真品和法国赴阿富汗考察队提供的出土文物。同时，时任馆长的约瑟夫·赫金完成了馆内中庭加顶工程，使得部分高棉收藏品得以展出。吉美博物馆遂以其泛印度文化圈丰富的艺术收藏而树立名望。

　　1945年起，法国国有博物馆收藏大规模重新组合。吉美博物馆将其埃及部分转让给卢浮宫，后者则把亚洲艺术部分作为回赠。吉美博物馆因而成为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1993年，吉美博物馆浩大的改建工程得以制定，并于1996年破土动工，现已全面竣工。改建工程首先关注的是：强调自然光线的处理及在占地5500平方米的陈列厅中创造出开放的透视观。

　　二、中国文物来源

　　法国吉美博物馆里中国艺术品的来源，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掠到海外的稀世珍宝；1900年八国联军劫抢的典章文物；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等以考察探险等名义到中国掠走的大量文物；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倒卖而出的奇珍。

　　埃米尔·吉美的个人收藏，当然是博物馆中国文物的最早来源，之后还有一些机构和收藏家的捐赠。

　　（一）弗雷（Henri Nicolas Frey）

　　2005年5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幅《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以23600000港元成交，由苏富比公司证明来自弗雷家族。

　　清宫的帝后画像对于清代宫廷历史而言是史实的记录，对于艺术史而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清宫的帝后画像应该是秘不示人的皇家珍藏，如何又会在民间甚至万里之遥的欧洲出现呢？根据清宫典制，历代皇帝崩逝后，他生前的画像也包括后妃的画像，用过的玺印以及珍爱的文玩器物，一部分随葬陵寝，其余都置于寿皇殿供奉，这在档案中是有详细记载的。乾隆皇帝享年最久，在位时间也最长，所以寿皇殿中以他的遗存最多。这些供奉在景山的寿皇殿里静静的沉寂着，享受着子孙定期的祭祀。直到一天，隆隆的枪炮声伴着嘈杂的人声脚步，一群深目高鼻的西洋人闯将进来，满清皇室数百年的尊严瞬间崩溃。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京城里的各处王府及皇家园囿都成为侵略军的驻地，当年侵华法军驻扎在紫禁城背面的景山，而司令部就设在寿皇殿，最高将领是少将司令Henri Nicolas Frey，中文名“弗雷”。弗雷将军将寿皇殿的部分帝后画像以及其它文玩作为“战利品”收入囊中，在归国时带到欧洲，自此“弗雷”的名字就与欧洲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清宫文物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个名叫皮埃尔．洛蒂的法国人写过一本书——《北京的陷落》，书中用直描的咏叹调讲述了自己跟随侵华法军进入寿皇殿的所见所闻：“在一些像房间一样大的抽屉里，盛着卷在紫檀木和象牙轴上、包在黄缎子里的先帝画像。其中一些十分壮丽，代表着一种在西方见不到的艺术，一种虽然和我们不同但足以与我们平起平坐的艺术。”寿皇殿里的宫廷画像和玺印当时被侵略者大量掠夺到欧洲，而弗雷家族的收藏应该就是来源于此。

　　其实综观近40年的拍卖市场，我们不难发现所有有关中国皇帝肖像的收藏市场来源几乎都是法国，这和“八国联军”各国当时的驻扎营地有很大关系。其中一个例证就是中南海里的紫光阁，这里曾经存放着数百幅乾隆朝的功臣绘像，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便散佚殆尽，几乎全部流落海外。“紫光阁功臣像”近些年频繁进入市场，所有绘像的首次露面都是在德国，因为当年德军的驻华司令部所在地正是紫光阁。“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2001年9月，巴黎一家名为Poulain & Le Fur的拍卖公司举行过一场中国艺术品拍卖，其中重要物品均来自弗雷家族。拍卖会上，康熙御十二组玺和一方乾隆“太上皇帝之宝”玺印，最后以数百万法郎的价格被一位华人买家收入囊中。“这也是华人买家较早在海外拍卖会上显露出以高价回购流失文物的姿态。”巴黎索邦大学法国东方艺术研究院梁琏回忆说，那次拍卖规模不算大，但带来了海外中国宫廷艺术品市场在以后数年里的一连串价格反应，似乎自此，中国皇家御制艺术品开始受到令人吃惊的追捧。当年的十二组玺印仅仅在两年以后，就以1980万港币的高价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上成交。与此同时，弗雷家族收藏的其余几件清代宫廷绘画，也纷纷以不菲的价格在各地落槌。

　　弗雷从1925年—1931年分多次将其所藏中国艺术品，捐赠给法国政府，最初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至1945年移交给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即吉美博物馆。其中包括：乾隆皇帝油画肖像二幅、皇妃油画肖像二幅、郎世宁绘《哈萨克贡马图》、《康熙南巡图》（第二卷）、《木兰图》（四卷）等重要藏品。

　　除捐赠博物馆的部分外，弗雷家族后人也陆续将一些藏品转而售出。《嘉妃半身像》于2001年9月23日在巴黎拍卖时被法国Dole博物馆运用优先权购藏。《纯惠皇贵妃朝服像》被一亚洲买家拍得，并于2003年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中，虽高价溜标，但最终以近两千万港元议价成交。《乾隆南巡图·第一卷》以1200万法朗左右成交，《乾隆南巡图·第七卷》残卷也以900万法朗成交。康熙御用《佩文斋12玺》以650万法朗成交，很快又在香港2003佳士得春季拍卖中以1980万港元成交；乾隆御用《太上皇帝之宝》玺也拍至460万法朗（此印2003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更以近900万港元成交）。

　　（二）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汉学方面极富天赋。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1899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兰西远东学院），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

　　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右）用500两银子从王圆箓（左）那里换取了大约7000件文物，包括珍贵的经卷、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于1909年运往巴黎。其中的绘画220卷、木雕20余件，就被收藏在吉美博物馆中。

伯希和拍下的当时的敦煌莫高窟

　　1906年，伯希和考察团乘火车经俄罗斯进入我国新疆的喀什，最初计划前往敦煌拍摄洞窟，并没有听说有藏经洞之事。当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敦煌藏经洞，于是直奔敦煌，一路不停，星夜兼程。

莫高窟的九层楼还只是五层楼

　　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这时藏经洞的门紧锁着，王道士不在莫高窟。伯希和便开始了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对莫高窟第一次的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

莫高窟第249窟、250窟、251窟外景

　　伯希和对洞窟内容和题记等文字资料进行记录，后分别以《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与《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名多卷本出版，成了今天研究敦煌石窟的重要资料。

1908年，伯希和探险队在莫高窟

　　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他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了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所以他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

藏经洞和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

　　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这是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的外国人。

　　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伯希和在惊呆之余，立刻盘算了一番，然后下决心把它们全部翻阅一遍。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中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并把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另外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

　　伯希和挑选完毕，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求，最终以5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攫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许多都是无价之宝。王道士答应卖出的另一个条件是要伯希和一行严守秘密，他们的谈判也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伯希和在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之后，就让同行带着文物箱子通过海运回国，而他自己则带了一箱子手稿前往北京。他知道写本尚在途中，这次来京，对莫高窟写本之事守口如瓶。

　　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到北京购买汉籍。这时，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于是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买好中国学者，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

　　由于伯希和等法国学者先声夺人，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对敦煌文献中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

　　（三）卢芹斋

　　卢芹斋（C .T. Loo, 1880-1957），浙江湖州人，先后旅居法国、美国等，二十世纪初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将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贩卖至国外。吉美博物馆从卢芹斋手中得到中国艺术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购买：在巴黎的一次拍卖中，卢芹斋一次就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吉美是其中的买家。二是捐赠：“二战”期间，卢芹斋避难美国，他在巴黎费尽周折修建的备受瞩目的、收藏有大量精美中国文物的红楼，被迫置于吉美博物馆的保护之下，才得以免遭战火的洗劫。因此，为表感谢，“捐赠”一些藏品是“理所应当”。

　　据中国古董界人士介绍，流失于海外的中国古董，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的手售出的，其中以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最为著名，它们大约在1916年至1917年被偷运至美国，被卢芹斋以12.5万美元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当时，卢芹斋将昭陵六骏石刻全部打碎准备偷运出国，幸而其中四骏被北洋政府查获，但“飒露紫”与“拳毛騧”被其偷运出国，卖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虽经中国政府多次讨要，仍未成功，唐太宗昭陵六骏天各一方，令国人唏嘘。

　　提起卢芹斋，中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几乎无人不晓。卢芹斋一生，从古董学童到国际文物市场的幕后操盘手，几乎一半以上流失海外的艺术品都和他有关，多数西方博物馆、大藏家，都是他的客人。他用出书、办沙龙等各种手段推销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认识到中国除了瓷器还有玉器、青铜器。卢芹斋一生走私出卖的明以前造像，石刻，青铜器，玉器不计其数，其中大量出自于历代皇帝被盗的陵墓。卢芹斋给中国文化，考古，文物鉴定等方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