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英雄京东方的故事(21)

201.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他们又开发成功业内著名的“九大装备”:1.最大压力为3万吨的模锻水压机;2.最大压力为12500吨的卧式水压机;3.轧辊宽2800毫米的热轧铝板轧机;4.轧辊宽2800毫米的冷轧铝板轧机(以上四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制造大型飞机所用的模锻件、挤压件和铝合金板);5.外径2---8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6.外径80---2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7.轧辊宽23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板轧机;8.轧辊宽700毫米的20辊冷轧带钢轧机(以上四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军工所需的不锈钢或多种合金钢的多种用途,由大到很小很薄的冷轧板、管、带材);9.压力为1000吨的油压机,用来压制导弹弹头等零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设备只是以主机命名的,而它们实际上是成套的设备系统,包括“主辅配”设备共810种1300台!总净重4.6万吨。当时世界上全部拥有这类整套设备的只有两三个国家。世纪之交,当美、日、德等国专家看到其中几套设备时,无不对中国在1960年代就已经能够自行研制那样的设备并投入生产表示震撼和钦佩!(以前他们看不到,是因为用于国防工业要保密)

202.新中国在前30年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奠定了大国基础,但并没有实现“富民”。这与过多的政治运动有关,与中央计划体制的僵化有关,与应对战争威胁有关,特别是因为中国在1960---19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仍然专注于国内政治,不注重经济建设和发展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经说:我国50年代的工业技术是比较先进的。近20年,西方国家进行了几次技术更新,而我国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因此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在”强国“的前提下实现”富民“,就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流愿望。而此时,实行对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但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能够在1970年代末实行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强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个关系在逻辑上很清晰:由于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的”老大“,主导着对华封锁,所以中国能够向西方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其动机是为了结束使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并联合中国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因此,如果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向西方开放,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掌握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钥匙并成为一个抗衡苏联的关键力量----那是坚持”强国“的结果!!!

203.今天的许多人已经把中国开放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却忘记开放的条件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而获得这种条件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前辈做出牺牲的意义所在!(对比一下朝鲜早就想与美国对等谈判,但是美国何尝严肃地理过它?!)从逻辑上讲,开放可以带来更好的技术学习条件,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不能在通过自力更生阶段建立起来的基础上继续壮大。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富民“逐渐压倒”强国“,居然形成了”富民“必须以牺牲‘强国”为条件的政治思维!这个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的技术政策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自力更生”被当做落后的东西而遭抛弃,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必然。有3个例子可以生动地反映这种变化。1984年8月,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勒令红旗轿车停产,并表示以后就靠进口。后来上海牌轿车也被抛弃。中国轿车工业走上一条自己不开发而是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被“枪毙”的还有“运10”----中国自主开发的第一个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型飞机。运10项目经过10年开发,于1980年试飞成功,曾经7次从成都飞到西藏拉萨。

204.但运10刚刚试飞成功,中国开始与美国麦道公司商谈合资组装麦道飞机的计划。1984年,上海飞机研究所的219名科技人员’联名上书“,呼吁不要去组装麦道飞机,提议在运10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干线机型。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批示:”此事不再议“。运10于是下马。政策的转向其实在1981年就已经开始。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与政府领导人发生了一次”剑拔弩张“的争论。前者认为不能因为引进法国核电站就抛弃秦山核电站(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个核电站),后者不以为然。后来秦山核电站还是被批准上马,但是”下不为例“,后来20年的核电发展还是走上以购买外国核电站为主的道路。枪毙或抛弃这些项目的逻辑是什么?直接说出来的原因是它们在技术上落后。但是,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购买美国核电站。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

205.有一个文件里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副总理对它的评价是:“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一部世界发展史证明,自主的技术研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防工业可以压缩和调整,但被抛弃则不是一个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大国所能承受的。中国后来的局部政策转变,如在1990年代末提出“科教兴国”、对国防工业的重新投入以及2005年以后提出自主创新方针,也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回顾198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当中国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并没有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反而经历了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历史阶段。根据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回忆,他在1982年看到日本媒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他深感屈辱地说:“须知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他说:“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不应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

206.从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一个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先进技术”的时代,一个形成“外国技术一定先进,中国技术一定落后”社会心理的时代,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这种心理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中国从200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列车技术,除了高铁,还有机车。铁道部废弃了从1950年代末就开始开发的“韶山”系统电力机车和“东风”系列内燃机车。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后,铁道部因为连续大规模引进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松动控制。株洲电力机车厂顺势于2008年提出自主开发6轴7200千瓦交流传动货运电力机车,这就是“和谐D1C”----它继承了“韶山”血统,与外国技术毫无关系!这一开发过程创造了奇迹:6个月完成从设计、试验到装车的流程,到2012年年底已经出厂约1500台,销售量远远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型号的电力机车!相比之下,从西门子引进的和谐D1型机车却因为在中国市场不实用而被迫停产,同样引进的和谐D1B也不了了之。总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形成了依靠引进来实现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它可以由一个“三段式”的逻辑来概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

207.但此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如果放弃自主开发,就没有任何工业和企业能够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国产化”的阶段走到“自主开发”的阶段。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轿车工业。尽管官方的政策目标始终宣称要自主开发,但走上合资道路的中国主要汽车企业在20年里都无力自己开发一款车型!!这是因为,在组装外国车型的所谓“国产化”生产和自主开发之间,始终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且越来越大。在实行“三段式”技术政策后的20年里,中国工业从总体上逐渐陷入技术依赖的状态,伴随着许多工业的“去技术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敢于自主进行技术突破的勇气。以引进替代自主开发的结果,必然是技术能力发展不足,这又令人因为看不到自己能力成长的前景而产生了只能跟随的宿命错觉。于是,“三段式”技术政策在1990年代就演变成为“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积极“引进”外资,到199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要求中国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热潮。直到2003---2005年,还发生过一场外资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风潮。

208.在大约20年时间里,中国事实上大规模“补贴”外资,典型地体现在全球罕见的‘内外有别“税收政策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是中国企业的一半。所有这些做法都出于一个信念:外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当然,外资主导的出口部门大量雇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但这也是一出中国版的”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当今天中国迫切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人们才发现中国工业普遍缺乏技术。"三段式”政策失败的原因,不是出在是否需要引进外国技术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上!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不仅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存在着吸收、利用和“引进”外国技术的需要;但同样真实的是,技术不是可以在各个主体之间自由移动的物品,消化、吸收并掌握引进的技术需要能力,而技术能力只能在自主开发的实践中生成和成长,不会是引进的直接结果。“三段式‘政策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规定为唯一的技术来源,割裂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之间的联系,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替代物,而不是补充物,因而排除了自主开发对于掌握进口技术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

209.进入21世纪后,当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增长在美国引发’中国威胁论“时,一位美国观察家却认为中国”无害“,因为:1.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被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所主导;2.中国工业企业深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设计、关键元件和制造设备;3.中国企业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骤去吸收进口技术并在当地扩散,使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竞争者。在分析了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企业后,这位观察家指出:”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企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展出的那种长期技术能力进行投资。“另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企业选择了加入全球化,却在这个过程中只发展出为跨国公司提供补充的能力,从而失去了崛起为领先者的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凭借投身全球化生产成为低成本商品的大规模供应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是”最佳配角“,为”主角“---美国等发达国家---创造大量机会去专注于知识、技术和商业的创新。这两位学者都认为: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水平低,是中国自己选择的结果。

210.事实上,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取得了明显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少的人相信---中国能够以这种发展模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换句话说,如果把”小康“当做标准,那么”富民“就将要实现或已经实现;但如果把”发达“当做标准,那么”富民“不但尚未实现,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话。实际上,由”三段式“政策所体现的发展方式,只能使中国工业产生技术依赖、使中国的经济活动被锁定在低端,不但丢掉了”强国“,而且也不能实现”富民“。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出现”中国威胁论“也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美国的安全标准是它对其他任何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发现中国工业在技术上其实并非”一片荒芜“,而是在一系列工业领域出现了技术突破。如果中国工业是被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加工组装业,那怎么会出现技术突破?其实,如果把目光从上述美国学者关注的外向型经济部门移开,转向那些在”自力更生“阶段奠定基础的工业----核能、航天、航空、石油化工、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工业,出现这些突破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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