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90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

记得在1995年到东京访问的时候，在尾崎文昭教授的陪同下，和沟口雄三教授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1998年沟口雄三教授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中心任教，在中国文化书院的一次聚会上，我们也有过一次寒暄，虽然了解不多，但基于我与不少日本同行的关系，我一直很关注沟口先生的研究，也很钦佩他的见识。

我知道，沟口教授在日本学界有很大影响，近十来年常常讨论一些思想深刻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日本中国学界的转向，并使日本的中国学界渐渐拥有了相当敏锐的问题意识，从而融入日本学术界的主流。同时，沟口先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也有相当影响，他有很多论着都曾译成中文发表，包括他的重要学术专着《中国前近代思想屈折展开》，仅在大陆就有两个不同的译本。尤其是他探讨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方法中国》，1989年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中文本《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也由李苏平等人翻译，1996年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大陆有不少学者发表过和他的谈话、讨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曾经发表他的介绍和专访。台湾的黄俊杰等对沟口《方法としての中国》的英文评论，在日文版出版后的第二年就在《清华学报》发表；大陆的汪晖和沟口的对谈，曾经在当时影响颇大的《读书》发表；孙歌对沟口的介绍也相当引人注意，都使人对沟口的思路有所了解[1]。

沟口关于理论与方法的一些想法，已经有中国学者介绍和推荐，不过，在《方法としての中国》的中译本出版以后，由于这一事关理论与方法的问题已经引入到大陆和台湾，成了中国学术界自己的问题，所以似乎还需要更细致的讨论和有力的评价。因为我在几年以前曾经读过日文本，留下一些笔记，这次拿到中文译本，又仔细看了一遍，于是在这里发表一些读后感，也许有些不同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我自己阅读后的困惑。

一、“近代”以及“前近代”

　　沟口站在90年代的立场，对日本的中国学进行了总结[2]。在第一编第一章“考察‘近代中国’的视点”中，沟口提出，日本的中国研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立场，一是以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近代主义中国观”，对中国是批判的、蔑视的。沟口认为，“近代日本自认为比亚非各国先进、优越的意识，来源于没有根据各民族固有的、内在的价值标准把握其文化，也来源于将欧洲的近代当做普遍的价值标准，并单方面向其归属”[3]。

二是竹内好等人的中国观，这是战时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他们对日本以“脱亚论”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进行了自我批判，而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亚洲应有的光明未来”，觉得中国恰恰由于缺少欧洲式的近代，从而完成了日本没有实现的社会革命，政治上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共和体制，思想上彻底打倒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竹内好看来，中国近代不断地抵抗和失败，其实正是产生了非西方的、超越近代的“东洋”，而日本则“甚么也不是”。

但是，沟口却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想象的中国，它只是“近代日本”的反命题，这也是反历史的，因为“日中两国的近代是各自以其前近代为基础，并因此而相对地具有独立性”[4]。他指出，在这种想象中，没有把“中国的近代历史性地客观化”，就像没有把日本的近代历史性地客观化一样。三是沟口希望建立的新的近代中国观念，他在批判了前两种观念以后，认为“中国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特道路”[5]。

在后面一篇评论津田左右吉的论文中，他承认自己的立场与津田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因为津田虽然由于近代主义观念，产生对中国的蔑视，但是他使中国“独立”于“世界”了，而沟口则接受了津田的这一方法，尽管他并不主张蔑视中国，但他同样强调各国文化的独特性。他认为，中国近代的独特，是因为它以自己的“前近代”为母体，所以继承了前近代的历史独特性，比如“反专制的共和革命”，就是近代中国人对十六、十七世纪以来“大同”这个历史性课题的继承，所以，后来便有孙中山式的“王道”，以及所谓“大同式的近代”，沟口其实是从如何解释文化革命的立场上重新疏理近代中国思想的线索的，所以追溯了从李贽、戴震、谭嗣同、孙中山的谱系，并比较了中日的“公”、“私”观念，指出中国的“公”是在整体的“公”的名义下否定个人之“私”，日本的则是全体（公）、个人（私）相对应的关系，中国的“私”始终受到否定，而日本的“私”则作为相对于政治、社会等公共领域一直受到承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