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永远在路上：刀郎的《罗刹海市》在抗争什么？

刀郎专辑《山歌寥哉》封面部分

文/ 李不太白

一、

为了一幅油画和一架钢琴，李云龙跟老婆田雨吵了起来。

李云龙觉得，啥叫好画？就是画着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窗上贴个五谷丰登、喜鹊登枝的剪纸，那才叫美。

洋画啥也没有，白桦林和草地哪都不好看，要不怎么说资产阶级腐朽呢。

李云龙也觉得钢琴太碍眼，当桌子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得扔了，劈了当柴火烧也行。

李云龙还批评田雨思想不大健康，钢琴，油画，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

田雨从院子里捡起油画，憋屈流泪。她悲哀地发现，李云龙竟是这样缺乏教养。

这是《亮剑》中的一段情节。

十多年前，因《2002年的第一场雪》等民俗歌而大火的刀郎，入围“十大影响力歌手”评选，发生了与李云龙家相似的一幕。

只不过对立双方的关系，一边坐在导师位置上的评委老师，一边是等待获得认可的选手。

刀郎不是李云龙，“天后”也不是田雨，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位置也正好与《亮剑》那段情节里的角色反转。

不过，在矛盾的逻辑上，二者是相似的。

天后说，刀郎的歌曲没有任何的美感，不具备艺术气息，认为只有农民才会在 KTV里点刀郎的歌。

坤哥问道，刀郎唱的是音乐么，他懂音乐吗？

高词人则为之感到好笑，表示选手唱刀郎的歌，很难让他通过比赛。

刀郎也许没像田雨一样流泪，但感到委屈应该是一致的。你们的歌就是艺术，我的歌就是土老帽，谁给了你们划定音乐标准的权力？

田雨与刀郎其实都不用委屈。

没错，审美标准来自权力。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成了主流的审美标准。

当工业革命从西方出发席卷了世界，西方掌握了世界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权力之后，美白皮肤、染金发、削挺的鼻梁，不就成了全球趋之若鹜的审美标准了吗？而当如今的西方权贵们悠游于海滩与日光浴，古铜色肌肤又成了新流行美学。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看不见的权力在左右着。

李云龙都将那帮自称有文化的家伙赶出大陆了，也入主了国军军官别墅，难道还不让新主人亮出自己的美学情趣？

田雨对李氏新美学标准的不理解、委屈与反抗？

李云龙一甩袖子吼道：“这是原则问题。要不及时纠正，将来这个家还不出个反革命？”

音乐圈也是一样。

“天后”的大号已经响亮了好多年，音乐圈的大半江山也是他们多年来凭实力打下的，如果他们的音乐审美还不是标准，谁是标准？

二、

当年的那些憋屈岁月，显然深深地刺激了刀郎。

十多年后，2023年这个夏天，刀郎推出了一首歌叫《罗刹海市》，拉开AK47般的情绪，以一种“上流社会最TM下流”的修辞语法，对着当年羞辱他的一众高雅人士，霹雳吧啦地输出了郁积十多年的一腔怒火。

“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十里花场有诨名”，“龙游险滩流落恶地”，“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总之歌声里说的都是这些花花世界里一群道貌岸然的家伙，老子竟被这帮蝇营狗苟的一丘之貉捉弄，虎落平阳被犬欺。

刀郎十年蛰伏，深山练剑，端出一首新歌在抗争什么？

抗争的是音乐老人们坐稳江山之后，心照不宣地对新来的“非我族类”竖起一堵高高的墙，是对高坐音乐殿堂交椅上者的怒斥，是控诉他们对音乐草根者的排挤与打压。

田雨无法抗争的，则是新坐了江山者的农民骨子里质朴而粗糙的审美。锣鼓、唢呐、秧歌，比那叮叮咚咚的钢琴好听，这是泥腿子李将军竖起的一堵生活艺术新高墙。

这些高墙都无关道德，也跟个人品行没有多大关系，它是人性的惯性、历史的惯性在合力推动。

每一个圈子、行业、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新旧势力在不断竖起一堵堵高墙。

历来如此，一直如此。

这种故事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而且是人类社会的通病。

三、

深圳出了一台叫做《咏春》的好舞剧，看过的人多半会心潮起伏。

只见一身炫黑长袍的咏春武师不断向前打啊打，闯过了一关又一关，终于闯过了螳螂拳门、八卦门、八极拳门、太极拳门四座高墙大院，成功坐上五大门派的一张座椅。

深圳当地新闻如是介绍：以致敬平凡人的英雄故事，展现文明交流互鉴、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

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从来都是历史大趋势。但历史上的这种大趋势，却往往不是以心平气和的方式实现的。

为什么舞剧终局落幕，是咏春拳师正式坐上五张交椅之一呢？

你会想到什么？

咏春师父虽有疾拳快脚，却需拼尽全力，一关关闯过四大门派的重重阻拦，才终于坐上了一张武行的交椅。

刀郎呢？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直唱到了罗刹海市，刀郎有没有闯过了天后、峰哥、坤哥、高词人四大掌门的领地呢？

中国呢？七十余年来，一路从抗美援朝打过了封锁禁运、南海危机、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中国到现在也才是G20。要想闯过G7设下的重重关卡，像咏春师父坐上交椅一样占据现代发达国家一席，还得继续抗争，直至国际上的既得利益者像四大门派联合夹攻咏春师父的结局一样，拦不住，挡不了，最后无奈同意增加一张交椅，可能还是个咏春师父坐的那种中间C位。

这其实也不必有什么好愤怒的。

须知在人类过往历史上，既得利益者一旦掌握了资源，出于人性自保的本能，一般都会天然地排斥后来者。

高墙小院心态的出现、发生与发展，是对既得利益领地的联合防守。狮群有领地，鳄鱼有领地，猴王有领地，就连山雀、土拨鼠、马蜂都有领地，凭什么要求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放弃领地意识呢？

刀枪里拼了命挣下的疆土，你要跟我利益均沾，凭什么啊？

是凭你叶师父拳脚耍得帅，还是凭你刀郎唱片销量高？

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先入为主者为了保护自己领地，防守几代人积累下来的既得利益，就发展出了一种身份政治。

这种身份政治制度，就叫门阀。

门阀制度，源自东汉时期“察举制”人才选拔方式。

本来呢，朝廷察举征辟，寻找的本应是些德才兼备的人才，但这种方式却被官僚徇私利用，被察举的人成为他们的门生故吏，相互结成集团，以便增加他们在朝野的力量……这样发展下来，“察举制”就演变成了安排豪门子弟进入官场、不问才能品行如何的工具。累世公卿的门阀家族于是形成，到魏晋时被称为士族。

士族门阀以其长期积累的势力垄断州郡，成为社会实际上的统治力量。

门阀士族垄断了政治资源，又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反映的正是东晋时期的士族与庶族之间的身份壁垒。

这还只是在官僚内部分出了士族、庶族，至于那些一般平民就更没有机会跨越阶层天堑了。

从东汉后期到魏晋，中央皇权衰落，士族盘根错节，且通常只在同阶层内通婚，小圈子一直世袭下去，社会地位不分享，财富不外流，牢牢占有与控制了大部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领地。

西晋亡后，跟随晋室南迁的王、谢、司马、殷、何、庾、恒、郗、许、曹、江等大族开始占据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空间，他们拉拢江南当地的周、贺、顾、纪、孔、戴、袁、虞等望族，拥立司马家为帝。“祭则司马，政在士族”，司马家皇帝徒具权力表面形式，士族门阀则握有实权，掌控了江南地区权力与财富。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问题是，为什么“王谢堂前燕”与“寻常百姓家”构成了一组对立意向呢？因为王、谢是世族门阀，寻常百姓是社会下层。“东飞伯劳西飞燕”，劳与燕不是一个阶层的，飞不到一块去。

东晋王羲之以《兰亭集序》传名后世，却不知正是由于他出身琅琊王氏那样显赫的士族，身为钟鸣鼎食的门阀子弟，才有资源与精力去发展那种行云流水般闲适的第一流书法艺术。

若换成泥腿子李云龙，就没有任何机会培养这种高雅艺术情趣。李云龙只能发展出年画与剪纸的乡村美学。

在一个门阀盛行的年代，阶层流通基本是断绝的。一个人一生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出身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

这就相当可怕了。

表面上，首先这种情形对庶族、平民百姓来说相当可怕，使得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的人生都被牢牢锁定在下层社会，一辈子就注定是劳碌命，上升无望。

其次，在实质上，这种“可怕”还在于威胁到了帝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严重威胁到了皇权行使。

士族门阀不但私养大量奴婢，使帝国缺失了无数编户人口，这种缺失在有些历史时期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而人口承担了赋税、徭役、征战等义务，是一个古代社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众多豪门大族累世囤积土地，封山占水，其庄园经济也抽空了朝廷大量税收；同时，累世掌握实权的士族门阀轻易就能架空皇权，控制帝王人选更替的历史事件也是屡见不鲜。

于是这种既霸占社会人口与土地资源、又掌控帝国权力资源的士族门阀，本身就成为了帝国上层的皇室、中下层的庶族以及底层百姓一齐厌恶的对象。

所以最后，这种“可怕”必然也会烧到了士族门阀自己身上，将门阀自身置于了一个非常凶险的境地。

在我国历史上，不遗余力地打击与铲除门阀，历来都是所有帝国统治者心照不宣的默契。

五、

对此，不妨来看看三国、隋、唐时期的帝王丞相们是怎么下手的。

在电视剧《风起陇右》中，诸葛亮面对蜀国内部的最大对手，表面上是李严的地方势力，但李严其实是蜀地前任统治者刘焉刘璋父子的旧部，属于“东州派”，也就是益州以外的派系，某种程度上本应是诸葛亮的政治盟友。

诸葛亮在内部的真正对手，是益州地方上的士族门阀，他们才是诸葛丞相严厉打压的对象。

没有士族的支持，刘备蜀国政权就站不住脚；放任士族势力扩张，刘备诸葛亮就会变成巴蜀之地的一枚橡皮图章，就像东晋那样“祭则司马”，只能干些祭祀仪式的活。

没有士族支持固然是不行，放任士族扩张则更加危险，于是诸葛亮就采取了明面上合作、实际上遏制与打击的办法。从始至终，蜀国的益州士族一直无法获任高层权力职位，但却要额外承担蜀军北伐增加的地方税赋，因此怨气很大，一直与蜀汉政权离心离德，他们也是后来鼓噪刘禅投降魏国的主要力量。

曹操对待门阀的办法，和诸葛亮基本一致，打击为主，合作为辅。

曹操本身代表的是寒门庶族力量。曹操生活喜欢节俭，不好华丽，甚至临终遗嘱都说用平常衣服葬他就好，无须陪葬金银珠宝，这肯定与那些流行比宝斗富作风的门阀士族不是一类人。

曹操与作为对立面的袁绍不同。袁绍的背景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朝野，曹操则曾经下过《求贤令》，要求举荐人才不分家世品级，士族也好，庶族也罢，一律唯才是举。

从这个角度说，写下《七步诗》、悲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植，不论他如何聪慧俊秀，他与哥哥曹丕争位，从来没有任何机会。因为曹植吟咏交往的对象多是门阀士族，而曹操要打击的恰恰的是门阀。

司马懿篡权之后，门阀士族势力在两晋时期复振于一时。南渡逃难的东晋政权更是寄生于门阀士族之上。

不过，一阶段的历史回光返照，并不能改变帝国社会不断铲除门阀、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大趋势。

到了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能量与影响仍在，但已然比两晋时期要弱了许多。

隋唐时期，门阀世家依然活跃，唐王朝的开创者李渊、李世民父子本身就是“八柱国”之一，李家所以能打下天下，与关陇集团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关陇集团”源起北魏六军镇，到西魏时宇文泰手里发展出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成为当时关中显赫的二十大家族，他们之间又相互联姻，把控社会，是典型的军政门阀势力。历史上的西魏、北周、隋、唐的皇室后族大多都出自于这里。

虽然如此，隋唐以来的君主都不断致力于铲除门阀。

郡县直辖制趋势下，没有一个帝王会喜欢跟这些关陇世家分享朝政大权，尤其是当盘根错节的关陇集团已经强大到足以废立帝王地步时。

隋文帝创设了朝廷直接管理的“三省六部制”，以取代八柱国制；又以科举取士，取代被士族把持的“察举制”选拔人才的方式。

从此以后，“科举制”就成了历代朝廷不断加强的制度，它是对门阀制度的真正冲击，使得社会上下层有了大流动的巨大空间。

隋炀帝时，直接就宣布了废除关陇集团的爵位世袭制，又借辽东高丽战争之手削弱关陇集团的军事势力，并迁都洛阳以求摆脱关陇集团影响。

唐太宗时，扶持新兴士族以削弱关陇集团，25位宰相中，来自关陇集团成员的被降低到只有7位；唐太宗还重新判定《世族志》，将当时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贬为第三等；李治、武则天时，进一步加强推行科举制，大力扶持寒门官员，武则天还创造性地推出武举考试，改变了武官选拔制度，收回关陇集团兵权，一步步挤压他们的社会发展空间……

总之，皇家高层要加强中央集权，底层寒士要求打开上升空间，“上边的”和“下边的”都不喜欢盘亘在中间的门阀士族。

由此，门阀的命运，历史已经替它决定好了。

六、

科举制发展到明清时已极为成熟了，门阀的土壤在理论上已不复存在。

门阀可以因此在名义上被消除。

然而，一个群体、一个行业、一代代门阀被破除了，新的大大小小的隐性门阀却又总会在时间长河里不断萌生、发育、成长起来——这是因为，一旦某种利益长久累积下来，排他性的圈子不免就会出现，即使它在表面上不像东汉魏晋时期那么明显与张扬。

门阀永远在路上，这是人的趋利天性使然。

例如大明王朝晚期，外有八旗兵入侵，内有流寇造反，战事连年之下，大明王朝缺军饷缺到快撑不住了，崇祯就想让大臣们集资二百万两白银渡过眼前难关，结果朝臣们十分勉强地挤出了一点，还凑不够数。可等到李自成攻破京师，居然从这些朝廷重臣们家里抄查出白银高达7000万两以上，竟为大明朝廷库存350多倍！这还仅仅只是李闯军抄家出来的。

朱老板穷死，朝臣富死。自挂煤山树下的崇祯帝估计到死都在想一个问题：究竟大明朱家与朝臣们，谁为谁打工呢？ 

大明王朝也许没有了表面上的门阀，但是这种官僚圈子的巨额利益垄断，又与东汉末期士族门阀何异？

又比如，最近有个新闻，多地烟草局规定直系血亲、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不得应聘，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个规定? 其中的忧虑显而易见。

电力、石油、天然气、烟草、银行、保险等巨型垄断性的巨利国企，如果放任出现“世家相传”的趋势，那会导致什么结果是可以想得到的。

一个社会，不论它是历史上的朝代，还是现实中的时代，一旦呈现出逐渐门阀化趋势，那么除了门阀本身是唯一获益者之外，于国于民都会贻害深远。

远的不要说了，就看看我们身边的韩国财阀吧，看看他们是如何把持、操控与窒息韩国社会，以至于韩国底层民众生存唯艰，甚至出现成批杀死新生儿的现象，这种现代世界骇人听闻的惨像，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再例如香港的地产巨头们对土地的囤积居奇，对基础民生设施的控制，以至于香港一些底层民众竟然住着像长途大货车上贩卖鸡鸭一般用的“笼屋”，这难道不是现代士族门阀压榨社会的一种活生生的反面例子？

八、

但门阀们也许不会想到，当他们不打开圈子封闭的门户，总有一天必将反噬到门阀自身。

在古代中国，门阀会造就严重的社会不公，阻隔了阶层流动，限制了社会本身的发展，悬殊的财富与身份差距长期碾压社会，一定会将社会推入到动乱危机中，引发庶族与底层人民的愤怒。

当社会积压的不公与怒火到达一个点之后，就容易引发社会革命。

如果说门阀永远在路上，那么潜藏着的革命危机就永远陪它在路上。

而革命，则一定会扫荡门阀。

刀郎积压十多年的怒火释放出来，以一首《罗刹海市》对音乐高级圈子反戈一击，据说已达10亿播放量，一时震动全国，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

还有吴京。

据说，早年间吴京在香港打拼时，经常受到一些香港明星排挤、打压，在剧组里也屡遭冷眼，甚至时常领不到盒饭，常吃剩饭，连想要借用剧组电话祝福妈妈生日时也被讥讽道“你都没钱，打什么啊？” 

“不是每个武术冠军都能成为功夫巨星”，某港地功夫巨星就曾这样内涵过吴京。有一次演戏时，对吴京下手特别重，不收劲，道具棍打吴京打断了四根，而且刻意抽吴京的右手腕，吴京的手被打得痛得发抖，以至于后来把吴京都给打急了。

吴京看清了现实。于是放弃在香港的发展，回大陆主攻军旅题材，没想到却打开了天地，从《战狼1/2》到《流浪地球1/2》，再到《长津湖1/2》，吴京个人作为主演的票房已经跃居华人电影史上第一。

而如今的香港的打斗片却不断遭遇滑铁卢，风光不再。

当年，设若香港这些圈子里的士族大佬们愿意开放门户，给吴京机会，甚至多多提携，他们今天在大陆难道不会获得更广阔的天地吗？

而吴京，当他跃出一堵高墙，从广阔天地俯视昔日高墙小院时，这也是一种革命。

相反，为什么《流浪地球2》偏偏只邀请了刘德华先生出演主角之一呢？

因为，陷入危机中时受过华仔帮助的张卫健就记得，刘德华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学到的就要教人，赚到的就要给人”；

因为，为了昔日一份恩情，始终被华仔不离不弃的林家栋就透露，刘德华在暗中帮助了很多人。

当年，拍完《无间道》后，负责剪片的刘德华剪掉了自己很多戏份，这种胸怀在争露脸机会的演艺圈里很少见。刘德华并不在乎。他认为作为电影人，能够帮助到当时陷入危机的香港电影圈才是最重要的。

2005年，刘德华启动“亚洲新星导”项目，不设置前提条件，拿出2500万挖掘有潜力的新导演。第一期扶持了6位新导演，其中有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

宁浩有样学样。他推出了“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也扶持了多位新导演，其中包括郭帆、文牧野、路阳等新锐导演，他们后来拍出了《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绣春刀》等叫座又叫好的电影。

很多人都看到了，郭帆在《流浪地球》片尾致谢了刘德华。

致谢他什么？

致谢刘德华先生的“亚洲新星导”项目，培育了宁浩，而宁浩又扶持了郭帆等新导演。

这跟小院高墙式门阀贵圈做派完全不同。这是门户大开的胸襟：见渺小之我，见天地之大，见众生都不容易。

胸怀蓁蓁，灼灼其华，刘德华的路总会比别人更广阔些，不是没有原因的。

士族不会一直是豪门，庶族也未必一直是寒门，听见了吗？这是中国历史一直在说的隐语。

即便在音乐史上，亦复如是。

在西方，唱诗班的美声唱法曾经是主流，但是草根的摇滚与民谣崛起，终于取而代之；

在东方，京剧、越剧、昆曲、黄梅戏曾经是主流，但是近现代的流行音乐崛起，终于取而代之；

音乐也好，影视也好，还是应该取法《诗经》的榜样。

《诗经》是风、雅、颂的集合。“风”来自民间的，“雅”属于士人的，“颂”是歌唱周朝仁德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它们之间各有各的风格，但没有隔阂，没有贵圈对平民的歧视，没有谁看不起谁。

平等，相融，互补，这应当才是音乐界的正道，也是人间正道。

九、

最后，除了被革命扫荡的危险之外，门阀还面临着一种现实的危险。

在人类历史上，门阀一旦长期发展下去，门阀圈子本身的半封闭性与排他性的自我利益防护生存形态，都会必然导致另一种历史经验结果：门阀会因为自身日渐骄逸、浮华、迷离，而致使其自身生命力的腐化与退化。

八旗军为什么从当初的虎狼之兵，变成了晚清望风而蘼的纨绔子弟了？一帮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当他们从苦寒之地弓箭渔猎的辛苦谋生状态，发展成京师高墙内的贵胄老爷，长期自视圈层高贵，整日养尊处优，生活主要内容就是呼来喝去地使唤奴婢，他们能不迅速垮掉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门阀长期化过程中永远逃不过的诅咒。

“贵圈真乱。”这些年来，层出不穷的石崇式的台上斗富拼艳、耍大牌、吸毒、淫乱、欺诈等种种乱象，网民们对国内娱乐圈一次次幸灾乐祸的揶揄，何尝不代表了一种对八旗子弟式的沉溺于浮华与自我腐化的嘲讽？

草原上一旦没有了狼，羊群就自己肥死了。

门阀只有打开吸纳不同于自身圈子的异种类力量，只有开放胸怀，才能避免自身退化与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里突然被时代淘汰掉。

十、

“物极必反。”

2017年末，乌镇互联网大会，资深互联网观察家刘兴亮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马化腾、刘强东、沈亚等人的合影，并配文称：“传说江湖有个秘密组织，叫做反阿里联盟。”马化腾随后留言，写下如是四字评论。

阿里的本质是电商，腾讯的本质是社交。

在社交本质者的眼里，电商就是嚣张跋扈的门阀；在电商本质者的眼里，门阀则是日理万机的社交。

但其实，在庶族出身的拼多多、抖音的眼里，阿里与腾讯的本质都一样，都是盘亘已久的高门大户，都是他们陈胜吴广要面对的对象。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在反士族门阀的过程中，以革命之姿拍案而起的起义者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新的门阀。

当初，淘宝以草根之姿发动了对线下大商场、大超市的革命，但随着免费店铺变成各种项目收费的不断加大，也有发展成行业门阀之忧；

后来的故事，是抖音、直播电商、拼多多等以草根之姿发起对淘宝的革命，但这些革命者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新门阀呢？

希望不是。

但更有可能的，会是。

当初，帮主乔布斯视微软为门阀，义愤填膺地搞出了苹果，产品基因、系统、设计、气质全都是那样别开天地。这是革命者。

但是现在苹果，已经从昔日的革命者变成了新门阀。别的就不说了，仅仅是苹果不容讨论的30%的APP付费抽成，就是十足的对中小企业的新门阀做派。

当初，“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们沧海横渡，从欧洲权贵统治下的大陆愤而出走，奔赴北美大陆荒野，怀抱着从宗教革命中诞生的清教理想，誓言要革除教皇、教廷、牧师们的统治与奴役，在荒原上白手起家，建立一个只与上帝对话的、简明的、纯粹的、亲力亲为劳动的“山巅之城”。

但是现在的美国，已是十足的门阀制社会。华尔街金融资本、军工产业集团、权贵旋转门已经牢牢控制了美国社会躯体的心脏与血管。特朗普虽不是庶族革命的反噬，也注定徒劳无功，但难道不足够说明了美国社会躯体的阵痛吗？

最搞笑的是，当初，个人主播电商的兴起，他们是如此迅速地从草根阶层崛起，又如此迅速地旦夕之间演变成了新门阀：他们对企业产品超低价的残酷压榨，他们天价的坑位费，无不面目狰狞。

在互联网的疾风骤雨的时代潮流中，从草根到门阀，可能都不需要一年。

这就是门阀化的人性基因在来自于草根阶层的新士族中的反映，是更加赤裸裸的、无所顾忌的蜕化。

少年以一腔热血之勇提刀去屠龙，然后自己坐在龙尸血海的金山银山上，慢慢就变成了新的恶龙。

这是一个悲伤的人类社会故事。

自我革命，不仅仅是在政治上，任何行业内、任何企业内、任何阶层、任何觉悟到对任何生命都应保持谦卑之姿者，都永远需要。

当你在制造不公正、不平等、不尊重，你必须知道，你正在制造撕裂、分化、对立，正在亲手慢慢培养一个将来可能以你为革命对象的力量。

门阀的心态，又岂止是音乐圈要避免？

权贵对草根，豪强对底层，国企对民企，民企对民企，大厂对小创业者，都应当谦恭地自我审视，都要学学刘德华先生。

因此，刀郎在《罗刹海市》的最后一句唱得没有错——

这，“是我们人类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