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屡破新低，韩国婴儿却在不断“消失”

“幽灵婴儿”，成为近来韩国社会新闻中出现的高频词——它指的是在医院有出生记录却未办理出生登记的“无户婴儿”。

近一个月来，韩国警方公布了七起与之相关的杀婴案或弃婴案。韩国保健福祉部7月18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至2022年期间出生的2123名“幽灵婴儿”中，已确认有249人死亡，占比达到11.7%。

◆7月10日，警察正在搜查龙仁杀婴事件相关的婴儿尸体。

“这是一件令人悲伤和震惊的事情，也是大韩民国的耻辱。”韩国国会主席尹在玉表示，“我感到非常羞愧和抱歉。”他允诺，国会不仅会推动与出生登记有关的修订法案，还将推出“在医疗机构披露出生信息允许匿名的法案”。

这不是杀婴案头一次在韩国社会引发震动。近年来，已有不少抛弃孩子的年轻父母站在法庭上哭诉说，“想到他（她）肯定要过上比我更不幸的生活，让我感到害怕”，却没能得到政府乃至社会的关注。韩国在立法层面的诸多忽视，也为更多“幽灵婴儿”的出现埋下祸根。

◆2023年7月4日，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警方在高岘洞新县第一桥周围搜查婴儿尸体。警察此前逮捕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涉嫌将一名出生仅5天的男婴抛入河中。

2000多名“幽灵婴儿”，超11%死亡

这一系列“幽灵婴儿”案件的引线，发生在韩国京畿道首府水原市，距离首尔不过30公里。

当地时间6月21日，警方在该市长安区某公寓内发现了两具婴儿的尸体，他们分别在冰箱里存放了4年7个月和3年7个月。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他们的生母高某。

◆6月21日，警方在水原市长安区某公寓内发现了两具婴儿的尸体。

“不敢相信，看上去这么温和的人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案件公布后，附近小区居民面对媒体采访时频频摇头说：“每天打开冰箱，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高某与丈夫李某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2岁的女儿、10岁的儿子、8岁的女儿。在邻居眼中，她的性格安静随和，是一位很会照顾孩子的母亲。不过，当高某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事件真相浮出水面。

据高某供述，在生育三个孩子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当拮据了。2017年，高某意外怀孕，在与丈夫商量过后，她选择堕胎。一年后，她再次怀孕。但数百万韩元的堕胎费用让她承担不起，她最终放弃了堕胎，并对丈夫谎称“自己打掉了孩子”。

2018年11月，她独自一人前往医院诞下一名女婴，并在次日将其带回家后勒死。她把婴儿的尸体用襁褓包好，套上黑色塑料袋后放到冰箱的冷冻间里。2019年11月，她又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自己的第五个孩子——一名男婴。对于这一切，她的丈夫一无所知。

高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陈述道：“因为经济困难，很难再养这两个孩子了。”高某和丈夫在一家呼叫中心工作，但收入并不乐观。从健康保险滞纳记录来看，二人从2019年4月起便未能缴纳保险费。针对高某一家处于“福利死角”的说法，水原市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如果潜在贫困阶层本人不主动申请，地方自治团体不会另行支援。”

◆6月30日，韩国京畿道警察厅以谋杀和藏匿尸体的罪名将“水原冰柜死婴案”嫌疑人移交给检方。

“水原冰柜死婴案”被曝光后，韩国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幽灵婴儿”大排查。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案件公之于众。

根据韩国监查院6月22日公布的数据，从2015年至2022年的8年内，韩国至少有2236名在医疗机构出生的新生儿未进行登记。而在7月18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公布了对其中留下过新生儿号码的2123人的调查结果。经确认，其中249人死亡、1025人存活、814人有待进一步调查，其余35人为医疗机构误报。警方初步认定7名死亡婴儿的监护人（共8人）涉嫌犯罪，已将相关案件送检。

◆警方初步认定7名死亡婴儿的监护人（共8人）涉嫌犯罪，已将相关案件送检。

不过，这当中并不包括外籍儿童。监查院公布的数据显示，8年间未申报出生的新生儿总计有6000多名，其中外籍人士达到4000多名。7月12日，韩国保健福祉部第一次官李基日表示：“为扩大对‘幽灵婴儿’的保护范围，政府将开始调查外籍母亲所生婴儿的下落。”

根据韩国MBC电视台《Straight》栏目的调查，2020年韩国送往海外领养的儿童数量居世界第三位。而在排名前二十的国家中，只有韩国属于发达国家。而在生育率屡破新低的情况下，韩国婴幼儿却在不断“消失”，更让舆论感到震惊。

◆2023年7月6日，韩国京畿道金浦市，一名40多岁的女性在结束现场检验后被带离。她涉嫌七年前杀害自己所生的新生儿并将尸体丢弃在菜园里。

绝望产妇：为何杀害和遗弃宝宝？

韩国朝鲜大学医学院法医教授金允信在今年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经济困顿是产妇弃婴的主因。

他以2013至2021年遗弃婴儿和遗弃婴儿致死等共91宗案件为例，除去重复和信息不足的案件外，着重分析了1岁以下婴儿为受害者的20宗案件（遗弃致死10宗、遗弃10宗）。其中，高达13宗的产妇年龄为20至29岁，占比达到65%，其次是30至39岁3宗、10至19岁2宗、40至49岁1宗，剩余1宗无法确认产妇年龄。此外，未婚怀孕生产18宗、已婚2宗。

调查显示，年轻未婚女性成为遗弃或杀害婴儿的主要群体，最常见的原因是“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怀孕生产的事实”以及“因经济条件不佳而选择弃婴”。

非政府组织“韩国未婚母亲家庭协会”代表金敏贞评价称：“意外怀孕的女性在社会和心理上没能得到帮助，在陷入孤立的危机状态下，就会做出杀害孩子的错误选择。”

2020年，一名未婚妈妈在韩国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帖称：“希望有人出20万韩元领养我的孩子。”该帖引发网民的声讨。经警察调查，这位未婚妈妈删除了帖子。不过，有其他未婚妈妈对此表示理解，她们写道：“在社会对未婚妈妈支援不足的情况下，谁能不被金钱的诱惑动摇？对于未婚妈妈来说，这是一种求救。”

更多未婚妈妈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道：“独自抚养孩子很难有经济收入，政府提供的紧急支援金每两年才能领取一次，一次只能领取103万韩元（约合5863元人民币）。这些钱完全不够养孩子”，“压力主要源自社会对我们（未婚妈妈）的负面认识以及自身的经济困境”。

7月，韩国电视台MBC《Straight》节目组分析了近5年的58起婴儿被杀害、遗弃案的判决书。其中39%的案件缘于“经济原因”，29%的案件是“担心生孩子被周围人和家人知道”。经济原因成为杀害、遗弃婴儿的决定性触发条件。未婚妈妈原本就生活困难，加之对生产无限恐惧，58起案件中有51%的分娩场所是公共厕所，另有大部分女性选择在家分娩。

韩国政府曾通过发行“国民幸福卡”，为孕妇提供100万韩元（约合5688元人民币）的产检和生育补贴。对于19岁以下的年轻孕妇，医疗费超出120万韩元的还会给予额外补贴。然而，百万韩元的大礼包依然无法解决这部分人的经济负担。

生产后的养育费用也是一大难题。韩国政府每月向低收入单亲家庭提供20万韩元的补贴，向青少年单亲家庭（父亲或母亲年龄为24岁以下）提供35万韩元的补贴。不过，首尔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李奉柱指出：“想要抚养一名婴幼儿，每月至少需花费100万韩元。只有给这些人更多补贴，他们才能养育孩子长大。”

杀婴的父母始终难以得到严惩

在韩国，一般杀人罪会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至少5年至30年的有期徒刑。而杀害婴儿罪的量刑远低于一般杀人罪。

根据该国《刑法》，直系亲属为了掩盖羞耻或无法养育，特别因可参考的动机杀害分娩中或者分娩后的婴儿，将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在无法抚养孩子的情况下杀害婴儿，法官可酌情处理。其中，约一半杀婴案的凶犯会被判缓期执行，另一半则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0年轰动一时的“郑仁案”，让民间呼吁加大对虐童行为的处罚力度。当年2月，张某与安某收养了刚8个月大的郑仁。收养期间，他们对郑仁进行暴力殴打与虐待，致其锁骨、肋骨等多处骨折，张某更以郑仁“不吃饭”为由对其施暴。在被领养271天后，郑仁因胰脏破裂于2020年10月13日不治身亡。

◆2020年10月，郑仁疑似遭韩国养父母虐待致死，激起民众愤慨。

两个凶犯极其残忍的手段，令韩国民众群情激愤。韩国社会掀起“郑仁啊，对不起”的接力活动，呼吁政府在防止虐童方面作出更多努力。2021年1月，韩国国会通过一项被称为“郑仁法”的法律修正案（全称为《关于虐待儿童犯罪处罚的特别法修正案》），对虐童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韩国民众在郑仁墓前悼念。

2021年5月，首尔南部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宣布，判处郑仁养母张某无期徒刑，养父安某有期徒刑5年。同年11月，首尔高等法院推翻一审法院对张某无期徒刑判决，减刑至35年有期徒刑，维持一审对安某有期徒刑5年的判决。

不过，从近几年的案例来看，杀婴者始终难以得到严惩。

2023年3月，大邱一个母亲因未婚生子，将婴儿放入塑料袋中致其窒息而死，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2022年11月，釜山一个年轻母亲因经济困难而捂住婴儿口鼻将其杀害，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2021年11月，大田一个母亲将婴儿扔在路边将其杀害，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21年1月，高阳一名女性在家中生下婴儿后，将其从4楼扔下致其死亡，检方原本要求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但她最终仅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

对此，检察官出身的韩国律师吴善姬质疑道：“我们社会对于父母杀死孩子袖手旁观，总是以减轻量刑的方式放任不管呢！”高丽网络大学警察系客座教授李允浩也提出，法院不应对被告人产生所谓共鸣而减刑，而要严格做出判断。

7月18日下午，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杀害、遗弃婴儿的罪犯最高将被判处死刑。修正案将在公布之日起6个月后实施。这是韩国自1953年9月制定颁布《刑法》以来，时隔70年首次修改有关弃婴、杀婴的规定。

◆18日下午，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杀害、遗弃婴儿的罪犯最高将被判处死刑。

在韩国刑事法务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承载贤看来，杀害婴儿罪固然是非常可怕的犯罪，但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母亲。“这种事件的发生，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要素。国家明明可以守护这个孩子的生命，但由于国家对这种社会问题放任不管，导致杀婴的犯罪不断发生。”

面对“杀婴案反复发生是现行法律问题，应废除杀害婴儿罪”的呼声，韩国犯罪心理学家、京畿大学教授李秀贞表示：“产后抑郁症确实存在，特别是那些未成年的产妇。她们在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下犯罪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不能以严惩主义解决所有问题。”

迟来的法案：实施出生通报，推进匿名生育

“水原冰柜死婴案”中，凶犯高某因无法承担数百万韩元的堕胎费而选择放弃堕胎。但事实上，在韩国，连堕胎这一选项都才出现不久。

2021年1月1日，韩国正式废除堕胎罪。自此，这个已实行66年的罪名彻底消失，韩国迎来堕胎合法化的时代。但废除堕胎罪后，韩国始终未能制定保障终止妊娠权的保健医疗体系，相关的补充立法也不够完善。

早在2020年10月，韩国政府就公布了一项法案草案，旨在将怀孕14周以内的堕胎合法化。在遭受性侵或出于社会、经济或健康原因的情况下，怀孕第14周至24周之间应允许堕胎。国会议员也提出了修正案。然而，韩国国会在2020年12月31日截止日之前，并未对修正案进行投票。

“谈到杀害、遗弃婴儿的问题时，需要全面了解女性怀孕和分娩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怀孕也不是靠避孕就能完全阻止的。”韩国女性团体联合会代表金闵文贞直言，“如果不具备抚养条件的女性突然怀孕或者生育，会处于非常惊慌的状况。因此，国家应该考虑如何保护这一过程中当事者的权利，有必要对法律空白进行讨论。”

有评论认为，正是由于法律缺失，才让韩国女性终止妊娠的权利未能得到保障。“虽然堕胎罪丧失法律效力，但政府和国会并没有制定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各医院能否接受堕胎手术？收费也是千差万别。女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终止妊娠，又无法养育孩子，才导致杀婴、弃婴的悲剧发生。”

一系列杀婴案的背后，是韩国不断刷新的全球最低生育率纪录。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一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为0.78，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今年一季度，韩国以0.81的总和生育率再创了其历年同期最低纪录。韩国政府因此悲观预测，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有可能降到0.73，2025年降至0.61。

◆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一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为0.78，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孩子一出生，就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父母将孩子视为财产、虐待甚至杀害孩子，这是明显的犯罪行为。”韩国《釜山日报》评论称，在国家层面，有必要通过加强对杀婴行为的惩罚来提高社会认识。“在一个出生率只有0.78的国家，如果连这片土地上出生的孩子都保护不好，这个国家是失败的。当务之急是制定从怀孕、分娩到育儿的一体化支援措施，完善制度，让法律更严格。”

“幽灵婴儿”案件背后，也体现了人口管理上的巨大漏洞。在韩国，孩子出生后，监护人不需要立刻在医院进行出生登记，只需在出生一个月内进行登记。没及时为新生儿登记的父母，只会面临每个孩子5万韩元的罚款。

因此，韩国国会于6月30日举行全体会议，通过有关实施出生通报制度的《家族关系登记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自婴儿出生起14天内，医疗机构必须通过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向地方自治团体通报婴儿的出生信息，再由地方自治团体进行人口登记。此外还规定，若父母在婴儿出生后超过一个月未登记，地方政府负责人须在7天内通知产妇登记。

◆首尔市内某办理出生登记等家庭关系登记业务的窗口。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可以预防‘幽灵婴儿’的出现。”首尔总教区生命委员会秘书长朴正宇如此评价。不过，他也指出，“我们依然不能忽视母亲在医院外分娩以及伴随出生通报制度而可能增加的堕胎率。它只是一种制度上的完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有专家担忧，不愿暴露身份的孕妇可能会回避在医院生产，特别是那些因为心理负担，瞒着家人独自生育的未婚孕妇，更有这种可能性。如果生育前后无法保障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全，发生杀害、遗弃婴儿事件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大。

对此，首尔市政府率先行动，从今年9月起实施针对危机孕妇的综合支援体系。“危机孕妇”指的是因经济、心理、身体困难等原因，在生育和养育上遇到困难的孕妇。据悉，首尔未来将开设24小时咨询窗口，组建“危机孕妇综合支援事业团”，根据孕妇的个人情况及意向提供定制服务。

除此之外，韩国保健福祉部正在加快推进所谓“保护性生育政策”的立法。该政策允许母亲在匿名情况下分娩；且如果其放弃抚养权，政府将对新生儿提供制度性支援。

欧美国家早有类似尝试。德国的“信任生育系统”允许孕妇匿名分娩，国家会对其生母信息进行管理，孩子成年后可查询相关信息。法国的“匿名出生制度”则会根据生母意愿留下身份记录或保持永久匿名。美国的“婴儿庇护制度”免除产妇将婴儿在72小时或50天内遗弃在指定收容所的法律责任，并保证了母亲的匿名权。

不过，韩国社会对此仍存争议。韩国光州大学儿童学系教授崔雅拉认为：“不应急于引进类似政策，这可能会让父母轻易放弃抚养权。从新生儿的角度来看，该政策也剥夺了其对亲生父母等出生信息的知情权，应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