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之争背后的舆论战 印度历史造假被揭穿
董家沟
关注港台军事以及外交问题2019-04-21 07:47
自1959年中国与印度边界争端公开化，印度在边境地区执行“前进政策”蚕食争议地区的同时，印度也在国际舆论场发起了一场舆论战。通过有选择地使用英国及印度档案，甚至不惜伪造历史，中国虽赢得了战争却在舆论场上惨败，直到1970年代才被揭穿。
中国英属印度和西藏当局出席人员合影
中印战争背后的舆论战
在中印边界争端的同时，作为舆论攻势的一部分，印度政府有选择性地公开了大量有利于印度边界主张的档案材料、白皮书以及中印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往来文书，如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往来信件，印度学者也努力从英国印度事务部“发掘”有利于印度的材料。
利用这些材料，印度学者利用英文写作的天然优势，在印度国内以及欧美各国发表了大量有利于印度主张的论文与专著，极力论述印度边界主张的合法性，大肆制造舆论，力图在世界舆论场赢得有利于印度主张的话语权。
如印度学者查克拉瓦蒂（p. c. chakravarti）的《中印关系》、《印度对华政策》、《印度北部边界的演变》，卡尼克（V. B Karnik）的《中国侵略的背景与后果》，乔里的《中国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入侵》、《中国对拉达克的入侵》以及《印度、中国和缅甸的边界》等。
在这些著作与文章中，尤以时任印度外交部法律顾问拉奥（K. K. Rao）、印度法律研究所教授的夏尔马（Surya P. Sharma）分别在世界国际法领域两大权威刊物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美国国际法学刊》发表的论文影响最大。
拉奥从五个角度论证了印度边界主张的合法性：“其一，印度同这些地区的密切往来以及拥有这些地区的历史权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二，印度北部边界同国际法有关自然边界和分水岭的原则及实践是一致的；其三，条约和习惯都明确显示，中国和印度是接受这些边界的，在中国开始对边界提出领土主张并进行‘侵占’的时候，印度已公开对这些地区实施主权；其四，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对印度、西藏和中国都具有约束力；其五，中国承认过印度所宣称的中印边界线。”
夏尔马则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印度对中印边境争议地区领土主张的合法性，并强调：中印边界东段的边界线，是由西姆拉会议以及1956年周恩来同尼赫鲁的谈话所确定的；中段边界线是由1954年的《中印协定》所确定的；而1684年和1842年的条约则确定了西段的边界线。（即拉达克战争后1684年西藏与拉达克王国签订的合约，以及西藏与克什米尔多格拉王朝战争后1842年签署的合约）
夏尔马甚至还称，“早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的北部边界就已经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脊。”因而，“当代国际法的所有原则，无论单独考虑开始综合考察，都显然证实了印度对中国所主张权利的那些地区拥有持续的专权。”
由于印度在档案资料方面的近乎垄断地位，中国在相关研究上的不足与失声，欧美学者在发表相关文章时，因资料缺乏不得不大量引用这些有利于印度的论述。加之冷战背景下，欧美对于红色中国的丑化宣传，以及中苏交恶，印度的舆论攻势大获全胜。
美国国际法学者鲁宾（Alfred Rubin）1960年发表在《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上的长篇论文《中印边界争端》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印边界争端的看法——在中印边界东段英国和印度的主张比中国更有力，无法证实中国主张的合法，否认西藏与藏南的历史与文化联系。
可以说，中国赢得了战争，却在舆论战上一败涂地。
被戳破的谎言
而就在印度舆论攻势一手遮天的1960年代，正在英国档案馆和印度事务部档案馆工作历史学家兰姆（Alastair Lamb），发现了印度论述边界合法性时引用档案中的猫腻。他也曾试图通过英国政府将这一发现转告印度政府，但似乎英国官方并不感兴趣。
兰姆发现1929年由英属印度外交部出版的《印度和邻国的条约、契约、证书集》即《艾奇逊条约书》第14卷中，并未收录麦克马洪线的最大法律依据《西姆拉条约》，是1938年由英印当局偷偷加入的，当初之所以未收录是因为中国政府并未承认这一条约。兰姆还发现，英印当局当初给西藏地方政府的照会并没有附加地图——载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
随着兰姆对档案的挖掘，真相越来越令人他吃惊，先后出版了《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缘起》、《麦克马洪线》等著作揭露印度政府档案造假，批评欧美学界对印度资料不加分辨地引用。“我查对印度出版的文件越多，我发现其中存在的歪曲和误引就越多。”
兰姆的发现也促使更多的人在利用档案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时辨明真伪，而不是对印度政府的资料全盘接受。随后，英国记者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印度官方内部文件，出版了《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彻底颠覆了印度多年经营的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
“所谓印度遭到中国的‘无端侵略’，完全是印度自我安慰的一种神话。他强调说，中印边境战争完全可以避免，边界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责任在于印度，是尼赫鲁政策的必然结果。印度的对华政策把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边界争端推向了战场；如果印度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战争可能还会重演。”
印度学者古普塔（Karunakar Gupta）还发现，1959年时印度总理尼赫鲁还愿意与中国谈判西段边界，但在时任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戈帕尔（Sarvepalli Gopal）“查阅”英国档案后，尼赫鲁就改变了想法，进而相信印度在历史上对西段也有充分的主权要求。
“究竟戈帕尔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发掘出哪一类的证据，从而证实印度对阿克赛钦也拥有主权，这至今仍然是个谜。”古普塔甚至公开撰文，建议印度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在歪曲史料方面的责任。
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歪曲造假，似乎不仅蒙骗了欧美社会与印度国内民众，印度政府也坚信不疑，从而使印度政府与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显得有些精神错乱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方面又坚持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西姆拉条约有效》；在公开场合，尼赫鲁大谈中印友好，却在密件与备忘录中充满侵略意图，但印度又没有做任何局势军备。战争一败涂地后，唯有打骂中国“背信弃义”了。
中国英属印度和西藏当局出席人员合影中印战争背后的舆论战
在中印边界争端的同时，作为舆论攻势的一部分，印度政府有选择性地公开了大量有利于印度边界主张的档案材料、白皮书以及中印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往来文书，如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往来信件，印度学者也努力从英国印度事务部“发掘”有利于印度的材料。
利用这些材料，印度学者利用英文写作的天然优势，在印度国内以及欧美各国发表了大量有利于印度主张的论文与专著，极力论述印度边界主张的合法性，大肆制造舆论，力图在世界舆论场赢得有利于印度主张的话语权。
如印度学者查克拉瓦蒂（p. c. chakravarti）的《中印关系》、《印度对华政策》、《印度北部边界的演变》，卡尼克（V. B Karnik）的《中国侵略的背景与后果》，乔里的《中国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入侵》、《中国对拉达克的入侵》以及《印度、中国和缅甸的边界》等。
在这些著作与文章中，尤以时任印度外交部法律顾问拉奥（K. K. Rao）、印度法律研究所教授的夏尔马（Surya P. Sharma）分别在世界国际法领域两大权威刊物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美国国际法学刊》发表的论文影响最大。
拉奥从五个角度论证了印度边界主张的合法性：“其一，印度同这些地区的密切往来以及拥有这些地区的历史权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二，印度北部边界同国际法有关自然边界和分水岭的原则及实践是一致的；其三，条约和习惯都明确显示，中国和印度是接受这些边界的，在中国开始对边界提出领土主张并进行‘侵占’的时候，印度已公开对这些地区实施主权；其四，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对印度、西藏和中国都具有约束力；其五，中国承认过印度所宣称的中印边界线。”
夏尔马则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印度对中印边境争议地区领土主张的合法性，并强调：中印边界东段的边界线，是由西姆拉会议以及1956年周恩来同尼赫鲁的谈话所确定的；中段边界线是由1954年的《中印协定》所确定的；而1684年和1842年的条约则确定了西段的边界线。（即拉达克战争后1684年西藏与拉达克王国签订的合约，以及西藏与克什米尔多格拉王朝战争后1842年签署的合约）
夏尔马甚至还称，“早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的北部边界就已经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脊。”因而，“当代国际法的所有原则，无论单独考虑开始综合考察，都显然证实了印度对中国所主张权利的那些地区拥有持续的专权。”
由于印度在档案资料方面的近乎垄断地位，中国在相关研究上的不足与失声，欧美学者在发表相关文章时，因资料缺乏不得不大量引用这些有利于印度的论述。加之冷战背景下，欧美对于红色中国的丑化宣传，以及中苏交恶，印度的舆论攻势大获全胜。
美国国际法学者鲁宾（Alfred Rubin）1960年发表在《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上的长篇论文《中印边界争端》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印边界争端的看法——在中印边界东段英国和印度的主张比中国更有力，无法证实中国主张的合法，否认西藏与藏南的历史与文化联系。
可以说，中国赢得了战争，却在舆论战上一败涂地。
被戳破的谎言
而就在印度舆论攻势一手遮天的1960年代，正在英国档案馆和印度事务部档案馆工作历史学家兰姆（Alastair Lamb），发现了印度论述边界合法性时引用档案中的猫腻。他也曾试图通过英国政府将这一发现转告印度政府，但似乎英国官方并不感兴趣。
兰姆发现1929年由英属印度外交部出版的《印度和邻国的条约、契约、证书集》即《艾奇逊条约书》第14卷中，并未收录麦克马洪线的最大法律依据《西姆拉条约》，是1938年由英印当局偷偷加入的，当初之所以未收录是因为中国政府并未承认这一条约。兰姆还发现，英印当局当初给西藏地方政府的照会并没有附加地图——载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
随着兰姆对档案的挖掘，真相越来越令人他吃惊，先后出版了《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缘起》、《麦克马洪线》等著作揭露印度政府档案造假，批评欧美学界对印度资料不加分辨地引用。“我查对印度出版的文件越多，我发现其中存在的歪曲和误引就越多。”
兰姆的发现也促使更多的人在利用档案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时辨明真伪，而不是对印度政府的资料全盘接受。随后，英国记者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印度官方内部文件，出版了《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彻底颠覆了印度多年经营的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
“所谓印度遭到中国的‘无端侵略’，完全是印度自我安慰的一种神话。他强调说，中印边境战争完全可以避免，边界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责任在于印度，是尼赫鲁政策的必然结果。印度的对华政策把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边界争端推向了战场；如果印度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战争可能还会重演。”
印度学者古普塔（Karunakar Gupta）还发现，1959年时印度总理尼赫鲁还愿意与中国谈判西段边界，但在时任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戈帕尔（Sarvepalli Gopal）“查阅”英国档案后，尼赫鲁就改变了想法，进而相信印度在历史上对西段也有充分的主权要求。
“究竟戈帕尔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发掘出哪一类的证据，从而证实印度对阿克赛钦也拥有主权，这至今仍然是个谜。”古普塔甚至公开撰文，建议印度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在歪曲史料方面的责任。
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歪曲造假，似乎不仅蒙骗了欧美社会与印度国内民众，印度政府也坚信不疑，从而使印度政府与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显得有些精神错乱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方面又坚持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西姆拉条约有效》；在公开场合，尼赫鲁大谈中印友好，却在密件与备忘录中充满侵略意图，但印度又没有做任何局势军备。战争一败涂地后，唯有打骂中国“背信弃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