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自然》：自然环境变迁与德意志的现代化

站在大坝上眺望的自然风光到底有多自然？

这句不乏讽刺意味的问句所指向的正是征服自然的开发主义和保护自然的浪漫主义之间戏剧性的交汇处：深受自然之力（例如洪水）所摆布的人类，除了基于恐惧的敬畏之外，或许很难对自然有别的感情。而经历了激烈的征服和改造之后的人类，却站在自己所建筑的宏大工程之上（比如大坝），冥想环保主义与回归自然的情怀。

“我们应该以自然为师”，沼泽画家莫德索恩（Otto Modersohn）在日记里写到，但又紧接着补上一句，这是他“在穿越运河上方的桥”时想到的。

类似于此的辩证关系便构成了大卫·布拉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所撰《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环境变迁与近现代德国的形成》（台北：远足，2018）的两条主线。

这本书虽然以自然作为研究的客体，但显然是人类活动才构成了变迁的动力。故事就以18世纪普鲁士对于奥得布鲁赫沼泽的开发为起点，着重阐述腓特烈大帝，这位人类战争史上璀璨巨星，如何组织起应对自然的战争。无论是对人还是对自然，腓特烈大帝最得力的工具无疑都是军队，以及军队背后严密的官僚体系。后者在福柯形容的“古典时代”所带来的测量、统计工具的帮助下，致力于国土控制的合理化，而奥得布鲁赫沼泽这类存在显然破坏了某种“秩序感”因而必须被改造。军队就是这一计划最有力的工具，不仅是河流改到了湿地排干，甚至随之而来的移民的组织，都带有普鲁士国家严密的军事化特色。

在德意志的西部，巴登的图拉（Johann Gottfried Tulla）则利用拿破仑取缔神圣罗马帝国，重新洗牌德意志政治版图的机会，将整治莱茵河的计划推行开来。此类驯服自然的过程在整个十九世纪持续不断，包括为德意志海军事业奠基的雅德湾（后来的威廉港）建设、东菲士兰的运河和湿地改造直到十九世纪末，由奥托·因兹（Otto A. L. Intze）所领导下的德意志筑坝大业的“黄金十年”。这些工程不仅是德意志自然地貌天翻地覆的改造，也展现出德国工业化进程的激烈程度。但是这种对激烈的现代化征服，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对于社会的，都造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动”。从普鲁士时代开始，就存在着对于改造计划的反对，尤其是到了大规模筑坝的时代，怀疑之声更是此起彼伏。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察，这些工程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变迁（我不太愿意使用“恶化”这个词）也可以作为反对激烈改造的论据。

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反动却表现在纳粹身上，并与种族主义挂钩。但是纳粹的环保主义同样是三心二意的，至少，纳粹对于东欧领土主张的合法性论述中所强调的一点，就是斯拉夫人无力开发东欧的资源，而只有德国人才能将灰色的土地改造为绿色的庄园。但事实是，纳粹制定了无数野心勃勃的计划却在执行上眼高手低，东部变化的战线是一个原因，但德国人即便是在波兰的开发上也是十足的粗放而低效，种族主义并未带来环保主义者所期待的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反而造就了最粗劣的生产方式。直到战后，德国人才真正能够在环保和开发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但这很难说就是故事的终点。

这本书让我们关注到欧洲国家在近代，其对于国内的殖民的激烈程度其实并不亚于在殖民地的作为。现代化作为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社会，改造本民族的同时也强迫其它人接受相似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础，从腓特烈大帝的例子上看，就是官僚与军队的结合，及其控制方式的扩散化过程。但是作为其反动的浪漫主义同样无法遏制这一趋势，倒不如说，反而是其发展至极端的体现。德意志对于自然开发的历史及其思想正是在这一方面成为全世界可资借鉴的事例，作者敏锐的发觉到了这一点并以优美的笔触将其娓娓道来，是一本值得阅读和反思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