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失问题：不仅仅是北大清华自身的问题（补充）

       人才问题，中国确实存在问题——需要正视。从叶企孙、束星北、陈景润和陆家羲的坎坷经历表明：先人倡导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后人并没有认真践行。倒是美国人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不问出处。“清北”人才流失的问题首先是高考招生制度的不合理：“录取优先批次”制度的错误引导，这是制度的缺陷。清华北大先把高考学霸招走了——生源优势无疑成了“清北才子”的基底。清北才子为什么“出走”？想必学生和家长甚至老师也都清楚。杨振宁也说过：国内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水平并不低，我们的孩子读完本科再出国留学是比较好的途径。毕竟欧美国家的大学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具有优势的，主要是学习条件和学术环境是具有优势的。我早就建议过：一流大学要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不能是田长霖先生批评的那样：大而化之。学科建设上不去，大学的名字再大也无济于事。

      面对当前的“理科不理科，工科不工”问题，各校不是不清楚。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工科的制造工艺学究竟是个什么水平，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该扪心自问。98年我带领学生到上海实习期间，抽空去了一所化工学院，看了学生实验室里的圆图记录仪后很惊愕居然是50年代电子管的设备，而企业早就是晶体管的甚至是小规模集成电路的数字化圆图和长图记录仪，精度和功能已是“今非昔比”。可见这样的环境，学生也不会有大的长进。

       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是成才的“两架马车”，缺一不可。科研能力高的未必就是和教学——陈景润就是一例。教学好的未必就擅长科学研究。这是一个人的内在禀赋问题（王德峰教授解释为“天赋之命”）。也就是说教学和科研的职称晋升同等重要——前者要解决人才的“量”，后者要提高人才的”质“。量和质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量，质的规模上不去。同理，没有质，量就是大而化之。中国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过度行政化势必会影响大学的质量。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包”无论是对于教学还是科研都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人才流失不仅仅是北大清华自身的问题，它反映出目前高校和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诸多问题：一是，科研立项中的“论资排辈”和行政不当干预，不是从课题的科学价值和未来应用前景为依据——这是审批问题。二是如果论文本身的价值远低于完整的研究报告或总结，我们应该选择哪个？三是，教学本身是不是一门科学？尤其是跨学科的教学模式算不算创新？在当今科学领域的专业和理论的相互交融之下，教学新的思维方式应不应该提倡？什么时候才能使学生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现在的学术氛围是门派林立，老死不相往来。完全不是“西南联大”的学风。五是、课堂讨论和思辨形式教学太少，只注重“权威一家之言”。五是，人的禀赋之下的潜意识依赖于知识域的宽阔，以及归纳和演绎的本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科建设首先就要从教学起步，启发式教育是对教学中启迪学生的逆向思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比如：有的中学物理老师用比较的方法解释物理现象：

      1、“明是水，暗是泥，花花绿绿是地皮”——60年代中学物理老师根据胡同里的地面在雨天夜晚产生的“光的反射、漫射和折射”。

      2、“ 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70年代中学几何老师提示“树枝每次截掉一半，能否折光？”无限接近，永不到达就是极限的含义。

      3、微观世界里的“电子跃迁的能级”——2002年中学物理老师用图书在书架上的位置这个例子告诉学生：电子的跃迁能级就像个书架，你不可能把书放在书架的任意两层的中间。

      4、丘成桐先生没有接受陈省身老师“接班”的建议，而是从几何学的角度延续发展陈省身的研究方向，进而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这也就是后来的颜宁所期望的“眼睛一亮”出现！

      所以，老师没有足够的知识联想和深厚的教学功底是绝对教不好书的。所以，育人的本身就是自己先成才。所以，“如果本科没学好，研究生阶段也难出色（丘成桐语）”。一般来讲，真正的天才更多的是看中发展的机会和满意的学术环境，只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才看重钱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基本生存条件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所以我们也不应一概地提倡“高尚的学者清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