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亡了百年后

文 | 猫骑士

最近布林肯来华访问倍受世界瞩目，这一年来，美国一方面继续在各方面保持对华政策的强硬姿态，一方面又急切的希望中国配合其实现外交和政治意图，而中国的表态也很明确：中美两国关系已经“陷入了建交以来的最低谷”，而这一责任显然并不在我们这边。

回望20世纪至今的百来年历史，中国从庚子国难一路走来，从需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今天成为对美国帝国秩序构成根本性威胁的存在，背后是整整六代人的前赴后继。这段岁月很漫长，但也很短暂，从清朝灭亡至今已经111年，目前中国仍然有不少老人生于清朝灭亡之前，见证了整个世纪的沧桑巨变。

而对于当下中国处于世界之中的最大问题，是独立自强发展，还是依附于西方，又仿佛与百年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与选择一样，好像如此漫长的岁月从未流逝过一样。这种现实与历史交织的厚重感是今天文章的契机——尝试勾勒一副简笔画，来描述一下这六代人，如何跌跌撞撞地从100多年前的泥泞里走到今天。

第一笔，留给一个死于1900年的普通旗人——恩海。虽然当下关于清朝政权的历史性质，与其对中国近代落后起到的作用的讨论越来越多，但本文中提到的恩海的经历并不处在这个话题范围内，而是作为当时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缩影。

彼时，甲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清廷最后一点体面和威严，已经在黄海随着北洋舰队沉入了海底。华北山东被“拳乱”席卷，东南的士绅老爷们为了自己的瓶瓶罐罐公然互保，而屁民们挣扎在混乱无序的死亡线上，被四骑士的利刃像割韭菜一样的砍倒又迅速的生长起来，只剩下死中求活的本能。

北京城还没有那么糟糕，这里毕竟是帝国的中心，基本的秩序还存在着，四九城的人们也习惯了租界和洋人们的飞扬跋扈，旗人恩海就是这普通人里的一员。恩海不像普通旗人那样是提笼架鸟的爱好者，他是善扑营出身，爱学武爱练武，有一身好武艺，使得一手好快枪，靠着这手本事，进了神机营当了队长，管辖租界周边地面。其人结交广泛，为人颇有古风。

当年五月二十四，德国公使克林德驱马轿路过被拦，不但不停，反而从马轿里向外射击，旗兵们四散之时，恩海果断反击，抬手两枪就击毙了克林德。之后，因不愿周边居民被洋人祸害，恩海主动自首，被总理衙门交给八国联军，又交给德国使馆。德国使馆拷打了他两个多月，就指着他咬出一个两个大人物，但恩海至死都没有出卖任何人。

《晚清侍卫回忆录》里，富察多尔济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恩海就义的最后时光，记录了普通人的麻木，教民的谄媚，洋人的嚣张，还有恩海的豪迈。最后是这么写的：

这时候低头的恩海突然仰起头来，对我等喊：“老几位，想着给咱送纸钱拉啦，地下也得喝酒啊，下辈子还得干他们！我就不信永远干不过他们！”，之后就被德国士兵砍去了头颅。

作者是这么写自己的心境的：“我的心，好比被塞进花椒水里，全麻了。已没了什么害怕和胆怯，眼睁睁地看着恩海的脑袋掉在地上，脖腔血蹿溅起老高。”

恩海就在他面前像戏词里的豪杰一样赴死，其人当年，二十有五。

◆恩海

恩海是一个有武艺的旗人，也仅此而已。没受过什么教育，平日里忠君爱国的文化熏陶，大约都是来源于茶馆戏园的说岳三国，主义、革命或是其他的概念离他太遥远了。对他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男人的正义感是否兑现的问题：一个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的杀人，难道连给他一枪的勇气和权力都不应该有吗？也有很多人说，他是受了端亲王指使，“杀几个洋鬼子出口鸟气”，但当这么一个市井中有些侠气的普通人，在受刑前喊出“下辈子还得干他们，我就不信永远干不过他们”的时候，争执这些细节已经无关紧要了。

1900年的中国，除了在清廷、帝国主义和饥荒的挤压下喘不过气的中国民众爆发出的原始的怒火，除了像恩海这样的人源自正义感的零星反抗，还剩下什么呢？就像一座沉入黑夜的新坟，只剩下点点滴滴的磷火闪过又迅速消失。我没来由的想起刘慈欣那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朴素的正义感，这无知的英雄主义，已经是一个普通人能奉献的一切，除了这种近乎本能的勇气，还有什么能代表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呢？

接踵而来的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是更多漫长的苦难，但也意味着更多的愤怒，更强大的力量的积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因为自身的苦难和不公而愤怒，因为对他人的悲悯和责任而奋起，为改变寻求出路，从自发的反抗到自觉的组织，最终依靠现代化的力量达到胜利。但我们也永远不要忘了，不管这座建筑有多么巍峨，所有正义的起点，都是普通人人性中的火花造就的，或是一次义愤，或是一次打抱不平，或是一次目睹的悲剧带来的冲击，是无知却珍贵的英雄主义。

第二笔，留给一位51年出生的学者。51年是个百废待兴的起点，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出生在这一年，在这里我要谈的跟他的学术无关，而是他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温教授算起来比我父亲大七八岁，有着这一代人典型的生活经历，少年时成长在北京，青年时到山西插队，整整生活了11年，之后以工人身份回到北京，从事社会研究。

在温教授的讲座里，他经常提到自己的“知青”经历，由此来阐述前30年中国人筚路蓝缕的工业化积累。对于这段历史，我的感受是直观的，回老家时，我们一家人喜欢去野外踏青。我们开车沿着刚刚翻新的国道一路往山里走，走一处，我的父亲就给我讲他十几岁的时候在这里经历过的事。哪里是和姐姐拉着大车走十几里山路砍柴的地方，哪里是和同学挑田修水库的地方。他讲那个时候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因为都被农户砍光了；讲挑田修水库都是全靠人力，因为舍不得耕作的畜力。

这些事也不过是四十年前的事，可以想见，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的生活面貌，那样的生活也不是今天为城市小资们刻意打造的田园乌托邦。

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是个文盲率超过80%，人均寿命不足40岁的，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化基础建设的社会，刚刚解决了安全问题。对那一段历史，我也有过形象地比喻：“如果把新中国当成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无疑是这样的：一个只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光棍组成的创业型企业，要投资没投资，要技术没技术，还偏偏给自己的定位是全行业第一。这种企业要发展，要扩大再生产，最缺的就是钱，也就是资本，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搜集资本。这种情况下，能依靠也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疯狂加班，多干少拿，严格管理。”

这样的生活毫无疑问是繁重辛苦的，匮乏的物质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是父辈们农村生活的共同记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更像是时代变化的注脚，苏联的工业化援助撤资了，怎么办？走出去吗？没有那个能力，去抱别人大腿？那我们独立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自己勒紧裤子加油干，别无他法。在人口报复性增长但生产力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社会的内卷化相比几十年前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从牙齿缝里抠出来工业化的本钱，实在是一项悲壮而又伟大的事业。

温教授是这么说的：“好悬我们有一代中国人，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半代人，无偿奉献，那是个英雄时代！我们得到什么了？插队的时候两毛钱一个工日，我就该得两毛钱吗？当兵一个月6块，就该得6块吗？当工人一个月27块，就该得27块吗？难道我的劳动剩余价值不都贡献给这个国家了吗？贡献给国家工业化了吗？当然是。”骄傲中又有些无奈，但打动我的恰恰是这种无奈，让那个我们未曾经历的时代变得有血有肉。

如果有选择，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宝贵的青春消磨在田间地头的繁重劳动中，但责任在那里，只有义无反顾，而依靠着这种义无反顾，中国实现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纯粹依靠自身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化进程。

罗曼·罗兰说：“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并依然热爱它”，但我的看法不同，在这片土地上，在属于温教授们的时代，生活甚至不让你有认清它真相的矫情，它就这么赤裸裸地立在你的面前，你能做的就是去热爱它，这或许就是“英雄时代”的真正含义，一种无奈的英雄主义，因为无奈，所以更显得高贵。

第三笔的主角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从贸易战开始，中兴被制裁已经过去了5年，从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被大规模制裁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而在去年，美国又通过《芯片法案》将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封锁进一步升级。可以说，半导体产业几乎是美国能对中国发动的封锁中最后一个具有威胁性的领域，在我的感受中也唯有半导体产业能表达这第三笔要表达的内涵。

半导体产业是现代信息产业的物理基础，在全球范围内有近5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是国家产业升级绕不开的核心。而在这个市场内，技术与资本的主要拥有者，毫无疑问是美国及其仆从国。半导体产业是典型的资本、技术、智力交叉的立体密集型产业，因而美国可以依靠极高的知识产权壁垒压制所有的后发国家。直到随着中国政府和企业长期的投入，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颠覆性的变革，让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首次在硬件技术和行业标准上，走到了世界的前面，为了遏制挑战者的追赶，美国首先挑起了贸易战，来打击中国信息产业的高端力量。

从懂王挑起贸易战至今，美国在多个领域发起的挑战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反倒进一步拉大了逆差，但唯独中国半导体——移动通信产业的打击烈度越来越大。从18年开始，因为美国的制裁呼吁对美妥协投降的声音就不曾停止，这种声音在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全面封锁之后达到了最大。我们的对手是如此强大，乃至于没有人敢于去挑战它的权威，哪怕这权威只是金粉浇筑的腐朽。

但出乎很多准备看笑话甚至落井下石的人所料，中国的半导体-移动通信产业并未束手就擒，也没有悲观气馁，而是坚定不移地在各领域进行国产化替代和升级。

一个段子足以概括在产业高度复杂分工的当下，完全自主发展半导体的无奈和辛酸：一个好好的建筑设计单位，现在得从筛沙造水泥组建施工队重新开始。中国半导体-移动通信产业是典型的强竞争产业，是在对手深厚的资本存量和强大的先发优势的夹缝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直到看到希望的曙光，如同一个伤痕累累但斗志昂扬的战士行走在黎明时分的荒原。

意志薄弱的战士和卑躬屈膝的地精们还没有开打就已经成为恶龙的帮凶，而一路打着怪兽捡着装备过来的冒险者则没有停止思考如何战胜对手，这种困境中的稳健，是整个产业集群勇气的体现，是工业化中国无所畏惧的意志的体现。没有什么比无畏的英雄主义更能显示自己的决心和对敌人的蔑视。

这百多年来，是中国人从乞活走向活得更好的过程，在我们经历了无知的愤怒和无奈的艰辛之后，我们面对的是如何铸就无畏勇气的问题。

从改开这几十年的狂飙突进中，我们见多了类似于美国联想这样秉承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精神而且混得风生水起的“优秀”企业，全球化的东风也让人们陷入了千秋万代永远繁荣的迷梦，直到这皇帝的新装被恶龙挑破，很多人才发现自己赤身裸体。

如果不是贸易战的刺激，中国人也不会像今天一样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如此切肤之痛的认识。但这并不是新的历史，追求独立与自由，永远是这个世界最有吸引力的道路，但又是最难走的荆棘之路。面对那个资本主义世界顶端越来越疯狂的金融帝国，只有时刻拥有独立自主的觉悟，才不会被这些纸老虎压倒。

就在70多年前，一穷二白的中国为了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一样面对着美苏两强的仇视和压制，但先辈们还是在夹缝中闯了出来，把最重要的安全保障留给了我们。他们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无畏，不是血溅五步的蛮勇，不是三而竭的冲动，而是严密的组织，钢铁般的意志，智慧的手腕，和忘我的牺牲精神。

当然，人类社会过往的历史提醒我们，如果仅仅是把眼光放在如何打倒旧的恶龙，那么必然会被新的恶龙所奴役。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名言，其实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这充满天才的闪光和运气的领域，更像是对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自我实现的箴言。

在经历了山下的探索，经历了崎岖小路艰辛的跋涉之后，唯有无畏的勇气，才是走向顶点的依靠，而当走向顶点时，也要留意，把更多的关怀和爱留给那些支撑着路基的人们，把更多的警惕留给身上若隐若现的鳞片，这，才是我要表达的真正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