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墓志铭上，其实只有一个虚幻的“本土”

2019年，距离1997年香港回归22周年，距离2003年也有16个年头了。

今年的香港金像奖不出意外，《无双》成为最大赢家，揽下多个重量级大奖，不过除了年过三旬的曾美慧孜拿下最佳女主角之外，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依然是老面孔（惠英红老师简直一生通杀了这个奖项，这是第几次拿最佳女配了？）。

为何要提2003年呢？这一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签署了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一批极端香港本土派认为CEPA压缩了香港电影的生存空间

到2019年，香港与内地的合作经历了十几年的进化历程。在2013年CEPA签署十周年的时候，曾有很多影评人说“香港电影的春天已经到来”。

在一片唱赞歌的影评家的鼓吹下，香港电影越来越内敛化，除了老一辈北上拍摄“内地为体，港片为用”的所谓新形态香港电影影脉之外，一批后生制作者，比起他们他的前辈，更有“香港香港核心价值的创作，以及留在本地的，以半怀旧的气魄，愈发挖掘本土价值。前者见诸较大规模的合拍片，后者则是青年人争相表现的独立电影场域。”

坚守本土，寻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成了2013年后港片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关键词。2003年，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合约情人》几乎成了一个隐喻——完全丧失了“移植共生”所应有的形态。

当年很青涩的合拍片《合约情人》，有“合约”但无“情人”

反观香港本土市场，以近五年的香港本土上映影片的首轮票房为参考，其实外语片依旧是香港电影市场的主要票房来源，内地香港合拍片虽然所占市场份额不重，却也持续保持了除外语片外的强势,笔者查阅数据如下：

港产片市场表现最好的是2014年，仅占7.81%，最差的是2016年，仅占年度票房的1.73%.2013－2017香港上映的首轮电影票房具体数据如下

2013年，外语片78．83%，香港内地合拍片17.58%，港产片5.08%，其他影片3.51%，

2014年，外语片73．7%，香港内地合拍片14.46%，港产片7.81%，其他影片4.03%，

2015年，外语片77.3%，香港内地合拍片13.69%，港产片5.54%，其他影片3.47%，

2016年，外语片83．12%，香港内地合拍片14．33%，港产片1．73%，其他影片0．82%

2017年，外语片85．02%，香港内地合拍片9．8%，港产片3．9%，其他影片1．28%。

港产片在香港电影市场的整体弱势，让其在类型方面的选择相对保守，对于新生代导演来说就更是如此。得益于香港本土的政策鼓励，尤其“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和“鲜浪潮短片大赛”的资助，香港近几年出现了较多新导演。

根据香港发展局的年度电影资料汇编，香港电影新导演的人数逐年增长，这个新锐导演培养计划，广义上看，是个更加学院派的“无限培训班”，在第一届“鲜浪潮短片大赛”中，有接近50人参赛（官方数据是47人），最终脱颖而出成功入局的有7人，这一数字在2013年增长到12人。

而到了 2017 年已在对经典影片“一鱼二吃”，这些影片常常采用置换主角的方式，把影片的主要表现对象置换为观众所熟知的经典影片的时代，即将事件精确地投影到过去的那个时间段，从而获得感念、怀想以及追忆等诸多情绪，唤醒观众的心理认同。

《打擂台》在香港本土化的思潮下还算是不错的

另一个维度上，香港电影在2000年左右出现一批大叙事影片，大叙事是一个权力阶层说给平民的神话，是主流领导阶层想加诸平民身上，压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谎言。当权者以伟大的故事骗取人民的信任，大叙事以故事的形式出现，有因有果，所以也是虚构的，只是说起来好听的。

新生代导演力图摒弃了这种谎言性的大叙事，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用独特视角，通过电影叙事，“与他人  观众  分享对世界、对社会的理解”。这些影片“大部分都是关于香港的题材，呈现出了以个体关怀为主的港式人文理念，且关注当下香港社会中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真实心态，意图从生活方式或文化身份的角度观照香港社会及变迁历史，抒发本土情怀”。

《沦落人》中的黄秋生

然而，这条路走下去，变成了一种反向的神话。这正如黑格尔所讲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你把它反过来，还是形而上学。新生代电影人从个体经验出发，去营造生活气场，着重呈现自己看到和体验到的世界。他们通过对周围普通人的观察完成充满个体感受的微观叙事。观众在观影后往往能在文本与文本之外，构成一种社会推理模式，这一届香港金像奖的《沦落人》和《逆流大叔》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但对内地缺乏认知的新一代年轻的香港影人，受到所谓“占中”和“港独”思想影响，让本土主义和本土派愈加肆意作为，居然出现了《十年》这种给港独张目的片子。

“说广东话是犯法吗”，类似这种台词代表了《十年》的所谓本土焦虑

最不可思议的是，《十年》这种粗制滥造、水准极为业余的电影在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竞选中被评选为“最佳电影”，这种“本土”情绪的滥用使一批香港电影人失去了理智，舍本取末，丧失了金像奖的本意和电影的评选原则。

CEPA签订之后，香港电影的所谓“第二梯队”（比中国第五代导演年轻一些），如陈果，唐季礼，邱立涛，尔冬升，马伟豪，刘伟强，陈可辛，王家卫等（如果徐克、吴宇森、许鞍华等算第一代）这批二战后婴儿潮北望神州，他们较早地跳出邵氏、嘉禾等一世辉煌，重新在内地找回自己的身份。

其中有不少人大胆常使用商业类型的电影拍摄内地主旋律（徐克的《智取威虎山》算得上一个杰作），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连拍过《古惑仔》的刘伟强也去拍《建军大业》了。

这就是更广意义上的“本土”与“小本土”拮抗博弈的结果。

杜琪峰为扶持香港喜爱电影的年轻人，2005年开始就主办了“鲜浪潮国际短片节”，规定参照导演为35岁以下，与百老汇电影中心、香港艺术等机构合作，至今有了13届。多年坚持下来，出现了一批70后、80后年轻有为的导演，他们算得上是香港电影的第三梯队。

这批第三梯队都曾在高校修读电影或与电影有关的学科，在各电影学院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电影专业，以及香港演艺学院等就读，比如年轻的黄进就以一部《一念无明》征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台湾金马奖和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等多个电影奖。

香港本土电影在豆瓣上的一大景象，就是分数之高和打分人数之少的对比

这部片子的成本仅有200万港元，16天完成拍摄，很多大牌零片酬加盟，显示了新一代电影导演对电影语言的出色掌握。

结语

香港新锐一代电影导演从《一念无明》（其实再早的《打擂台》也算），再到《蓝天白云》《沦落人》等，越来越多地出现“疾病隐喻”的场景，新生代电影人籍由置换主角、微观叙事与疾病隐喻，尽可能地勾勒出香港这座特殊的城市如何与其他不同地方建立联系，宣示迥异的文化特质。

但是正所谓水土不服的异化乃是一种重土守迁的“食古不化”，在香港本土电影“突围”的声浪中，这个围城也许不过是作茧自缚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