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铸九鼎的故事，能证明古人崇尚金属及其代表的高生产力吗？

禹铸九鼎的故事，能证明古人崇尚金属及其代表的高生产力吗？

有此一问，盖因知名观友“快雪时晴”以“文明三要素”的说法为基础，断言金属一旦出现，其代表的生产力就碾压所有陶器、石器等，古人义无反顾地钟情于金属，有意识地跑步进入青铜时代，认为“无金属不文明”，并认为禹铸的九鼎之所以是铜鼎而不是陶鼎，就是古人尊崇金属、抛弃陶器，以金属为最高权力象征的证据。那么，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既然禹铸九鼎的故事古已有之，那么就有必要探究一下这个故事的源头在哪。向上追溯，先秦时期的文献多处提及“九鼎”，因为最晚在周朝，九鼎就是天子权柄的象征。然而，具体到铸鼎一事的文本似乎就只有两个，第一个出自《左传·宣公三年》：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

第二个则出自《墨子·耕柱》：

昔者夏后开（指夏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

第一个文本《左传》说九鼎是夏有德的象征，压根没提到大禹。第二个文本里墨子老人家直接说九鼎是夏启命人采铜而铸，跟大禹也没关系，还特别贴心地提到那是“陶铸”的。这些早文本所表达的基本内容都是“天下在德不在鼎，有德而居鼎，无德而失天下”，认为德行才是对治国、国运最重要的，作为器物的鼎，最多只是个象征物而已。

那么，后世流传的禹铸九鼎的说法，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正经文献”的角度看，最早的可靠文字记录应当来自于司马迁的千古著作——史记。不过，司马迁应当无法确切知道“夏”的实际情况，毕竟夏的年代已经距离他有2000年左右了，当时的物证早已泯灭或埋藏与地下，所以他只能基于自己的儒教（儒教不完全等于儒家）意识形态，结合当时能接触到的事物和前人的文章、传说来写夏那个年代的事情。因此，必须看他所写的到底是什么，才能合理推测他为什么会写成这样，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然而，禹铸九鼎的故事，并没有被司马迁写在夏本纪里，说白了这件事并不被司马迁认为是“夏”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整篇夏本纪里一个“鼎”字都没有。但这个故事在史记里重复出现了两次，其一在孝武本纪，写的是汉武帝统治时期发生的事；其二在记录历代统治者封禅、祭祀事迹的封禅书里，而以封禅书所写的较为详细，接下来就基于封禅书的内容展开聊。

这个故事大致的前因是汉武帝即位后“尤敬鬼神之祀”，有一次魏地汾阴的巫者祭祀的时候（请注意，刘邦是魏国贵族后裔），从地下挖出了一个与其它鼎大有不同、且没有任何铭文的怪鼎。这消息传到武帝那里，武帝亲自出动“以礼祀鼎”并把鼎一路迎回长安，途中还遇到了黄云遮天的异象，武帝亲自射了一只路过的傻狍子来祭云。长安公卿大夫看到武帝这么重视，纷纷提议“请尊宝鼎”，武帝则推脱道：之前黄河发洪水、粮食多年歉收，我刚主持祭祀为百姓社稷祈福，今年的收成好坏还不知道，这鼎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于是就有了堪称逢迎上意典范的一段话：

有司皆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有司，也就是武帝的文武百官都这么说道：听说古时候的泰皇造了一个神鼎，象征天下一统，大德啊；黄帝造了三个鼎，沟通天地人三界，大德啊；禹收到九州各地进贡的青铜造了九鼎（注意，前两句是鼎一、鼎三，这句不是鼎九，是九鼎），拿来烹煮献给上帝鬼神的祭品，大德啊。这九鼎，是圣明的君主才能拥有，拥有就象征王朝兴盛的，所以从禹转手给了夏，从夏转手到了商，从商转手到了周，到了周的德行衰微没有圣主了，九鼎就自己消失了。现如今啊，这个鼎自己从圣上您家祖上的魏地冒出来，引发各种神异的现象，这就是知道了圣上您心怀社稷体恤万民的心意，合了您治理国家的大德啊！应该赶紧供在皇家祖庙里，藏在宫廷里，才符合这明确的天意啊！

看看，这马屁拍得多好啊。在此之后，朝臣进一步推波助澜，说这个鼎就是上古时代黄帝受天命而得的那个鼎：

“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主亦当上封，上封能仙登天矣。…….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

武帝龙颜大悦、顺水推舟，搞了一系列的祭祀、封禅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强调了汉朝与黄帝一样属于土德，接替水德的秦朝是天经地义，最后又把年号改成元封，以鼎为契机，大大地强化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执政合法性。另外，武帝向来迷信，将鼎与黄帝骑龙登天联系起来，也满足了他个人的幻想。

所以，司马迁不把禹铸九鼎写进夏本纪里，而是把文武百官提及一系列先代圣主大德作鼎、用来拍武帝马屁的话记下来，大致就是为了突出汉朝、武帝是有德的、是理应执掌天下的，这与司马迁的儒教意识形态非常契合。况且，司马迁同时写到了泰帝、黄帝、大禹的作鼎事迹，而不是把禹铸九鼎单独突出来写，也能看出司马迁重视的是有得的圣王，而不是金属的鼎。至于九鼎是铜鼎的说法，前人的文献这么说，司马迁所在的年代能见到的古鼎也多是金属鼎，于是也就这么顺理成章记下来，其实并无甚特殊涵义。

而这一切，居然被观友“快雪时晴”理解为“司马迁认为青铜很牛逼、陶器很落后、金属才代表高级生产力”，那就只能让人哑然失笑了。

综上所述，禹铸九鼎的故事，和“古人崇尚金属及其代表的高生产力”这个说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诸位观友是如何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