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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广州的非洲人同样不乏经商者。而且由于广交会的传统影响，相比而言，这些商人的生意涉及的范围也许比义乌更广泛，在玩具五金塑料制品等传统小商品之外，还涵盖了机电、纺织等产业；并且已经形成“行商”与“坐商”的产业链分工。你到小北、淘金的几个涉外商贸市场看一看，开店摆摊的多数是来自北非或西非的商人，他们已经在广州经商十几甚至二十几年。这些人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服务业，本身就为广州创造了可观的经贸增长和就业岗位（一切针对他们商业和居留的服务业）。

至于“打黑工”的非法居留者，目前主要也是受雇于上述的非洲“同乡”。众所周知，即便是在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里，无论是工厂招工，还是家庭雇工，这一部分非洲人都很难进入到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来看，他们为自己的“同乡”所雇佣从事的任何职业，基本上也不可能为中国籍劳力所取代（除非你要求低收入劳动群体同时具备法语和阿语沟通能力）。

由此，我认为，在广州合法或非法居留的非洲人士，目前从劳动就业上并不构成对中国籍人口的替代性压力。真正存在的问题在于，由于政策和行政管理的滞后，这一部分外来人口既不能有效率地提供税基，同时也造成严重的治安隐患。

所以，所谓的“广州黑人”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管理问题。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关起门来同时拒绝这两类人入境，从而主动放弃与这些国家地区的经贸交流；要么打开门接纳他们来加入我们的商业社会，同时加强完善管理。

“要商人不要黑工”的思路本质上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