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商人，中国最懂商人

历届美国总统都受到客观现实和各种制度约束、无法急剧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但特朗普将是例外！

为什么所谓专家学者们对美国大选的判断，还不如网络公众普遍情绪？

任何已经存在的现代宪政国家都存在着以宪政、法律、政府机构和官僚团队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政治现实；这些客观政治现实具有已经形成客观存在、即具有极大稳定性的政治现实。在西方民主政治国家中，这些具备客观性和稳定性的政治现实制度，不受周期性的选举政治和选举政治言论的影响，事实上主导着西方国家的真实存在。也就是说与党派政治所代表的政治潮流、尤其是选举政治相比，这些制度性和客观化后的真实政治现实，通常要比政治人物更重要，因此重要的不是西方政治人物说什么、而是他所在的政治客观现实环境允许他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因此与党派政治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倾向、以及因时代和特定的外部环境变化而引发的政治主张不同，客观存在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政、法律以及官僚机构具有绝对的稳定性。

这意味着任何因选举制度而成为西方政府首脑的个人，都没有能力在短短的任期内快速改变已经存在的客观政治现实。这是因为正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稳定政治结构，以及在这个结构内被允许的有限的政治变化空间，给他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与有限的政治行为空间。因此任何西方政治人物都不可能在通过民主选举而成为领导人后，剧烈和大范围改变自己执政的外部客观政治现实；包括最重要的国家政治和法律体系结构，以及外部的现有国际秩序和敌我关系。美国总统也不例外；任何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本质上都没有力量颠覆他继承的美国内外政治的现状，而只能在服从这些客观政治现实的前提下、在有限的范围内修正这些客观现状。

因此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治中，国家客观政治形式对个体、包括政治家的个人政治主观性与个人政治偏好都存在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因此存在着政治形式制约政治变化的现象。在这种国家现存制度与周期性摆动的政党政治趋势分别存在的前提下，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个人在没有上台之前，可以保持一定的个人主体性和政治言论的随意性。而一旦通过民主政治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后，则立即会被已经存在和坚固的政治现实、包括宪政、法律和官僚体系所束缚，而失去包括言论在内的个体自由而成为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大选过程中任何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后，都会与原来在竞选期间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语言发生隔离和转变；如果在美国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某位总统候选人还可以对其它国家大放厥词而不用负担责任，而一旦他成为美国总统后、类似的言论会直接产生外交冲突和引发国际争端，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因此一旦成为美国总统后，之前以党派言论为中心的候选人都将被迫收敛自己的言论，而回归正常美国总统所应有的对外理性态度。

由于美国选举政治中始终存在着客观政治形式与选举政治主张和言论差异性的现象；因此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不同党派和政治理念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对抗，但他们都受到美国宪政、国家制度、外交力量平衡这些具有稳定性的客观存在的制约。因此在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会在政党纲领以及主张的政治选项方面出现重大的偏差，包括出现各种激烈的政治攻击和外交主张，但美国政治客观的现实、包括总统制度、美国宪政、美国外交、美国军事力量和全球战略现实，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制度，都不可能因为一次总统选举而出现剧烈的变化；这就是政治过程中的形式与实质分离的问题。在美国政治中不同的政党会有不同的政治纲领，任何新的总统都会有个人的偏好，因此会对美国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美国政治的客观总体现实，要远比总统的个性更能决定美国对外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总统与美国宪政的一般规律，但只要是一般规律，就必然有例外；而特朗普已经给美国政治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外，但这个例外不是偶然而是有必然性的。因此尽管特朗普总统也要受到美国宪政对他的制约，但是与任何美国历史上的总统相比，特朗普会成为最具有个人主观性和政治创造能力的一位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对美外交和政治都将发生巨变；如果说“天不变 道亦不变”，那么现在美国的天变了，中国对美之道势必也将发生急剧的转变。

问题是现在中国准备好了吗？从为中国决策者工作的中国智囊们和中国精英们在美国大选前，对美国大选趋势的判断、包括所有的研究美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和学者基本上都一致看好希拉里当选，却没有任何人对特朗普当选作出正确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不具备客观的对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这样的判断能力，在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选择的时候，是会耽误大事的！

而相反在全球范围内，对特朗普总统当选趋势做出最正确判断的是中国的网络公众意识；早在美国大选投票之前，美国就已经有媒体发现中国的网络言论趋势普遍对特朗普总统抱有最大的好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的网络公众意识与美国主流政治投票公众意识完全一致，而中国的精英却和美国精英阶级和媒体的政治倾向一致。

现在特朗普已经当选了，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事后诸葛亮类型的选后分析；这类分析没有任何价值，我们现在最希望看到的是有关部门整理一下在美国大选之前，以研究美国战略和美国动态为问题的机构和相关人员对美国大选趋势的判断，看看哪些人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另外如果他们是以判断为职业的，他们就需要分析为什么自己会发生判断错误？只有这种中国人说的事后总结、战略判断人员所常用的贝叶斯分析方法，才能使我们不断改进自己的战略判断能力。而这种判断能力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是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

至于有些从来就无法判断连公众都能判断清楚的事态、一直在公众媒体上大放厥词的所谓专家、局座和学者，如果你任由他们来娱乐自己，你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愚蠢、肤浅和偏执。而他们占据的位置如果是真正的战略判断和思想库；那么这种状态就一点不好笑；他们的判断能力和屡屡犯下的错误，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