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公开道歉

拉贝写了一封要求德国政府向日本施压的信给希特勒，当时在德国这类信件都会预先受到盖世太保检查，因为信里面充斥着对日本的不满情绪，他被盖世太保拘押并审问，他们认为拉贝在中国任职期间受到了太多的英美等反德势力的影响，以至于胆敢直接指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结果第二天柏林的西门子总公司就介入了此事，拉贝的上级主管向盖世太保扔了一堆充满专业术语的狠话，随即拉贝就被释放了。盖世太保没收了所有胶卷，但允许他保留并继续整理他在中国的日记，禁止他在公开场合继续宣扬日本的暴行，避免德国公众对轴心国体系产生疑问。
实际上拉贝在战争时期日子过得还不错，在柏林的西门子总部上班，远程处理西门子阿富汗分公司的业务。但是在战争末期，因为盟军的封锁和轰炸，柏林的生活物资日渐匮乏，导致原本就患有糖尿病的拉贝健康情况迅速恶化。
当德国战败之后，真正的苦难开始了，拉贝先后被苏军与英军逮捕，受到了双方残酷的刑询，随后他被英军吊销了占领区的“工作许可证”，失去了在西门子的工作，这是唯一的生活来源。在随后的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法律申诉中，拉贝耗尽了所有积蓄，全家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幸尔到了一九四八年，一部分得知拉贝惨况的南京市民向这位恩人伸出了援手，他们先是募捐了一笔两千美金的救济款，在瑞士购买了大量食物救急，随后每个月都从南京向拉贝邮寄一个装满了食品的邮包，这种远程救济一直延续到四九年六月南京解放，随后拉贝就再也没有收到来自中国的邮包，一九五零年一月拉贝在柏林死于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