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号、时间主权与996抗议

4月1号日本公布了新天皇的年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大波有关新年号及其公布场景的网络迷因（Meme，也就是梗图）和二次创作，连带着上一次公布“平成”年号的场景也被拿来成为创作素材。

当然除了狂欢之外，也有不少人一脸严肃地对日本年号“去中国化”倾向大加挞伐，犹如一个废了科举之后的私塾老学究，看到曾经的学生纷纷入了洋学堂，无可奈何地骂两句类似 O Tempora！O Mores！[1]这样的话聊以自慰。说到底，年号的更替在一个假帝制真共和的国家里，顶多只是礼仪性的事件，或者作为国民记忆的模糊戳记，加盖在时间模糊的事件之上。

年号的政治意义，也只有在皇权尚在，或者假共和真帝制的国家里，才会被郑重其事的看待。我想起了之前阅读的一本外国人的回忆录中，谈到咸丰皇帝死后继位者的年号变更（“祺祥”-“同治”）的过程，或许同样作为局外人，洋人对中国年号颁布的观察和我们今日对日本的观察，可能有值得对比之处吧。1861年8月25日，恭亲王正式向英国公使馆发来了皇帝死讯的照会，随后几天，威妥玛把《京报》中的信息陆续翻译出来，得知了新的年号（the style of the new reign）将会是“祺祥”(Chi-seang) ，意思是“幸福的预兆”（Felicitous Omen）[2]。祺祥似乎典出《宋史·乐十一》，“酌献，成安 肇兹东土，含润无疆。维时发春，嘉荐令芳。祭用䔆沈，顺性含藏。不涸不童，诞降祺祥”[3]。当然对于外国人而言，要准确的知道新年号典出于何实在也是强人所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做出自己的解释。9月3号那天，赫德正在和在总理衙门工作的恒祺和文祥谈论新的年号，赫德问他们说，新的年号是不是把恒祺的“祺”和文祥的“祥”合在一起，还问他们在新年号的决定中有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文祥和恒祺说没有这回事，当然他们很希望新年号能给他们带来好运[4]。

文祥和恒祺之后的仕途确实相当顺遂，但这肯定不是新年号保佑的结果。当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联合发动辛酉政变，诛杀顾命八大臣之后，照会马上传递到了英国使馆。芮尼绘声绘色地描述说，当肃顺将被凌迟（其实应该是斩首，这里可能是误记）的消息传达到总理衙门时，在场的崇纶和文祥的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崇纶用满语对文祥说了几句话，但是文祥听不懂，崇纶又解释说：“人死了就死了，按什么方式处死一点都不重要，所以处决方式越快越好”[5]。11月10号，“同治”作为新的年号代替“祺祥”，芮尼解释其为“法律与秩序事业上的联合”（Union in the cause of law and order）。当然这里的Union是指两宫太后和恭亲王的联合同治，芮尼并未言明这一点，在他看来，皇太后（指慈安）虽然“是非分明”，但是目不识丁，而生母（指慈禧）却受过教育，肃顺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她们之间挑拨离间（set the two by the ears）[6]。在芮尼眼中，这次政变更多的是恭亲王和肃顺之间的决斗而视两宫太后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当然，任凭谁也无法在当时预料到这场政变中走上历史舞台的慈禧，将在之后掌控中国近半世纪。所以对于帝制中国而言，年号的变更往往意味着重大的政治变动，其中不乏血腥镇压与人头落地。稳固了统治的皇权通过改变年号的方式确认自己的政治成果，并将主权延伸至时间领域并加以确认，这样就使得帝国的统治不仅在空间上达到了“莫非王土”也在长久的统治者序列中找到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帝制时代对于时间的掌控，终究是浮于表面的，或者说如同西方加冕仪式中的涂油礼（Anointing）一样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而现代性的主权虽然不再用纪年方式确认对时间的礼仪性主权，但是却将对时间的掌控内化于全面的社会控制网络中。这种内化性的对时间施加主权，我认为有三种特点。第一种我称之为黑格尔式的线性叙事，即把历史的发展视为单向的、迈向进步的线性叙事，并以此为组织对于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话语与诠释的根本性原则。这种意识形态将变化视为合法的并认为变化将社会导向一个趋于“进步”的未来，因此，时间便“站在我们一边”而不像过去的王朝循环一般，时间的流逝意味着活力的衰退与社会的动荡。

第二种，我称为葛兰西式的社会说服工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旨在建立一种积极的说服力量以推动意识形态的实践，以弥补马克思主义中道德哲学的缺位。文化霸权与线性叙事结合之后，就产生了类似“XXXX年[7]全面建成XXXX”的明确宣誓。在此，主权者在没有间断的单向时间之流[8]上标记一个节点，并许诺称，在此节点时，主权所统治下的社会将达成某一明确规定的目标。这是现代国家在时间维度上控制社会进程的自信，同时也是组织动员的借口。在设立了宏观的时间目标之后，贯穿整个社会的权力流将此时间点细化为每一个社会部门应在XX时间达成的XX目标，正如福柯所言，这种时间表式的控制计划和技术，被用于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整时间、肉体和精力之间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的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9]。于是，每一条生命都被卷入洪流之中，主权许诺这条洪流将流处于未来的幸福之海，于是洪流中的每一滴水都麻痹了反抗的意志而任凭洪流肆意。

第三种，我称为阿冈本式的“悬置当下”的例外状态。现代民族国家犹如古罗马的Janus神，两个背对着的头一个面向过去而一个面向未来，一方面，虚构一个辉煌的过去，另一方面，宣称在未来，本民族将拥有一个重振古代辉煌的“伟大复兴”，而关键的是，在这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现在，主权将其宣布为一种“例外状态”也就是说为了将来时间点中的“伟大复兴”，处于当下“例外状态”的人们应悬置起享乐或是全面落实公民权的要求。这种例外状态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华民国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于整个中华民国宪法所许诺的公民权的悬置。

这三条特征相互支持，成为现代国家和主权掌控者对于时间控制的主要方式。相对于基于年号变革这样表面的政治斗争，这种控制时间的方式无疑是持久，深刻而效果显著的。现代社会虽然不再用君主命名时间，却又不得不在空洞的时间内填充各种deadline、季度报告、年末总结或是五年计划这样的标识，因此被永不停歇的积累（无论是资本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所驱赶，所压榨，所剥削。当新教伦理不再有魅力时，又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可以为此做出合法化的解释呢？又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能够如同收编工人阶级一样收编类似996.icu式的反叛呢？

[1] Cicero，Catiline Orations。Means, Alas! What times (we live in) , What customs (we pursue).不过这里的“we”似乎改成“they”更为合适，西塞罗并未言明主语，所以这么理解应无妨。

[2] Rennie, D. F., Peking and the Pekingese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British Embassy at Peking, Vol. 2, London: John Murrary, Albemarle Street, 1865, 页35。

[3] 脱脱，《宋史·志第八十九·乐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3193。

[4]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页，40。

[5]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页，159。

[6]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页，163。

[7] 我本来是想写“2XXX”年的，但是一想到华北大地上的某个“千年大计”于是就把千位数也改成了X。

[8] 或者如同本雅明，将其形容为空洞的、同质的“弥赛亚时间”。

[9]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3，页176-180。